邵式平主政江西建設南昌時，被上級批評，邵：繼續干，上面我頂著

1950年2月的一次夜談會上，邵式平把一張折得起皺的城市草圖攤在煤油燈下。燈光搖曳，他指著圖紙對同僚說了一句：“南昌得換個模樣。”那一年，他51歲，剛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肩頭多了一塊沉甸甸的牌子——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南昌此刻才從戰火里喘口氣。城區只有八點二八平方公里，馬路加起來不到四十五公里，夜里亮著的路燈數來數去二百七十多盞。城墻陳舊，棚戶密布，擁擠、黑暗、積水齊全。調研數字擺到桌面時，會議室里一片沉默。邵式平輕輕合上文件夾，轉過身補了一句：“先把路修通，其他事才好談。”

議題馬上聚焦在“怎么建”。方案三套：一、舊城全拆；二、舊城升級兼顧新區；三、維持舊城，在昌北另起爐灶。省里多數傾向第二條，邵式平卻把目光落在第三條。他考慮的是戰備，也是人口擴散。“南昌四面環水，真打起來，藏都來不及。”他的擔憂寫在臉上。幾輪碰撞后，最終還是采納折中的第二條，他當場點頭，沒有一句怨言，只留下一句“方案定了就別拖”。

方案敲定，第一把火燒在道路。邵式平拍板：以舊城東側廢城墻為基準，開出一條寬闊的干線，取名八一大道；再修一條貫通南北的井岡山大道。按照他的設想，前者八十一米，后者六十米，并列為戰時可起降飛機的快速路。“放到將來，汽車會比現在的自行車還多。”這是他在動員會上的原話。

問題隨即冒頭。預算緊、口糧緊、群眾有議論。“六十多米？勞民傷財！”一些干部也躊躇，中南局和中南財委的電話責問更讓氣氛緊繃。批評文件還溫熱，邵式平在省政府窄小的辦公室里拍板——“繼續干，上面我頂著。”語氣平淡，卻把工人們再次拉回工地。有人后來回憶，這句話頂得住的不只是壓力，更是茫然中的士氣。

拆遷最難。八一大道所經之處棚戶雜生，兩萬多居民要安置，要補償。邵式平天天跑現場，鞋底磨破三層。天氣最熱那天，工地上塵土飛揚，他扯著喉嚨喊工兵連：“再往東一米！”簡單一句，卻改動了半條街的走向，只為了保下一處老祠堂。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一味推平，凡是能留下歷史印記的建筑，盡量挪、移、嵌入新街景。

1952年底，第一段八一大道通車。六十米的寬度還是讓他覺得窄，然而那已是多方妥協后的極限。南昌人在嶄新柏油路上踩下第一腳油門時，才發覺老城似乎被拉開了窗簾，視野豁然。周恩來、朱德、陳毅先后到南昌視察，汽車沿著筆直的大道駛過，朱德笑著調侃：“江西老表膽子大。”邵式平答：“路修窄了，將來您別嫌堵。”

道路只是開端。省政府辦公樓選址、設計、施工，邵式平全部親抓。樓前大院栽下整排樟樹，十幾年后枝椏撐開濃蔭。1961年廬山會議后，周恩來站在樓頂遠望青山湖畔的車流，半句玩笑半句肯定：“這樓跟路一樣，留下了余地。”氣氛輕松，卻也說明工程提前對接了未來。

城市要有綠肺。邵式平提出改造八一公園，擴建青山湖，順帶拉通環湖道路。財政部的支票薄瘦得可憐，他硬是每年撥兩萬元，連續撥三年。遺憾的是，人民公園方案最終因多種客觀因素擱淺，留下半冊未完工的繪圖。可青山湖的填淤、清障、植綠都已開工，為后來的城市景觀打下底子。

橋梁、給水、公交，這些不見光的工程同樣緊跟。南昌第一批公共汽車上線時，司機在起點站拉響喇叭，圍觀群眾鼓掌。有人感慨：“城里真變了。”統計表顯示，到1955年，南昌城區面積擴至十三平方公里，路網里程接近原來的兩倍，路燈數翻了三番。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病逝于南昌，終年六十五歲。噩耗一出，省城街頭自發停工三分鐘。人們提起他，不用官銜，直接喊“邵省長”。八一大道上的車流絲毫沒有減速，寬闊路面把哀思和生活一起托住。數十年之后，這條大道仍是南昌最忙的動脈，晨光、車燈、汗水在其間交錯，提醒著后來者：當年那句“上面我頂著”，并非一時豪氣，而是實打實的擔當與遠見。

邵式平的任期不過十余載，卻為南昌打開了城市格局。放眼當年新中國省級行政區的建設樣本，他的路徑不見得最完美，卻極具辨識度——先路、后樓、再綠化，把戰備、民生和長遠彈性統一到同一張藍圖里。許多細節如今已被歲月抹平，但那條寬闊的八一大道仍在無聲地提供注腳：規劃若無未來視角，今日的“節儉”也許正是明日的“昂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