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一次夜談會上,邵式平把一張折得起皺的城市草圖攤在煤油燈下。燈光搖曳,他指著圖紙對同僚說了一句:“南昌得換個模樣。”那一年,他51歲,剛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肩頭多了一塊沉甸甸的牌子——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南昌此刻才從戰火里喘口氣。城區只有八點二八平方公里,馬路加起來不到四十五公里,夜里亮著的路燈數來數去二百七十多盞。城墻陳舊,棚戶密布,擁擠、黑暗、積水齊全。調研數字擺到桌面時,會議室里一片沉默。邵式平輕輕合上文件夾,轉過身補了一句:“先把路修通,其他事才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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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馬上聚焦在“怎么建”。方案三套:一、舊城全拆;二、舊城升級兼顧新區;三、維持舊城,在昌北另起爐灶。省里多數傾向第二條,邵式平卻把目光落在第三條。他考慮的是戰備,也是人口擴散。“南昌四面環水,真打起來,藏都來不及。”他的擔憂寫在臉上。幾輪碰撞后,最終還是采納折中的第二條,他當場點頭,沒有一句怨言,只留下一句“方案定了就別拖”。
方案敲定,第一把火燒在道路。邵式平拍板:以舊城東側廢城墻為基準,開出一條寬闊的干線,取名八一大道;再修一條貫通南北的井岡山大道。按照他的設想,前者八十一米,后者六十米,并列為戰時可起降飛機的快速路。“放到將來,汽車會比現在的自行車還多。”這是他在動員會上的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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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隨即冒頭。預算緊、口糧緊、群眾有議論。“六十多米?勞民傷財!”一些干部也躊躇,中南局和中南財委的電話責問更讓氣氛緊繃。批評文件還溫熱,邵式平在省政府窄小的辦公室里拍板——“繼續干,上面我頂著。”語氣平淡,卻把工人們再次拉回工地。有人后來回憶,這句話頂得住的不只是壓力,更是茫然中的士氣。
拆遷最難。八一大道所經之處棚戶雜生,兩萬多居民要安置,要補償。邵式平天天跑現場,鞋底磨破三層。天氣最熱那天,工地上塵土飛揚,他扯著喉嚨喊工兵連:“再往東一米!”簡單一句,卻改動了半條街的走向,只為了保下一處老祠堂。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一味推平,凡是能留下歷史印記的建筑,盡量挪、移、嵌入新街景。
1952年底,第一段八一大道通車。六十米的寬度還是讓他覺得窄,然而那已是多方妥協后的極限。南昌人在嶄新柏油路上踩下第一腳油門時,才發覺老城似乎被拉開了窗簾,視野豁然。周恩來、朱德、陳毅先后到南昌視察,汽車沿著筆直的大道駛過,朱德笑著調侃:“江西老表膽子大。”邵式平答:“路修窄了,將來您別嫌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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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只是開端。省政府辦公樓選址、設計、施工,邵式平全部親抓。樓前大院栽下整排樟樹,十幾年后枝椏撐開濃蔭。1961年廬山會議后,周恩來站在樓頂遠望青山湖畔的車流,半句玩笑半句肯定:“這樓跟路一樣,留下了余地。”氣氛輕松,卻也說明工程提前對接了未來。
城市要有綠肺。邵式平提出改造八一公園,擴建青山湖,順帶拉通環湖道路。財政部的支票薄瘦得可憐,他硬是每年撥兩萬元,連續撥三年。遺憾的是,人民公園方案最終因多種客觀因素擱淺,留下半冊未完工的繪圖。可青山湖的填淤、清障、植綠都已開工,為后來的城市景觀打下底子。
橋梁、給水、公交,這些不見光的工程同樣緊跟。南昌第一批公共汽車上線時,司機在起點站拉響喇叭,圍觀群眾鼓掌。有人感慨:“城里真變了。”統計表顯示,到1955年,南昌城區面積擴至十三平方公里,路網里程接近原來的兩倍,路燈數翻了三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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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病逝于南昌,終年六十五歲。噩耗一出,省城街頭自發停工三分鐘。人們提起他,不用官銜,直接喊“邵省長”。八一大道上的車流絲毫沒有減速,寬闊路面把哀思和生活一起托住。數十年之后,這條大道仍是南昌最忙的動脈,晨光、車燈、汗水在其間交錯,提醒著后來者:當年那句“上面我頂著”,并非一時豪氣,而是實打實的擔當與遠見。
邵式平的任期不過十余載,卻為南昌打開了城市格局。放眼當年新中國省級行政區的建設樣本,他的路徑不見得最完美,卻極具辨識度——先路、后樓、再綠化,把戰備、民生和長遠彈性統一到同一張藍圖里。許多細節如今已被歲月抹平,但那條寬闊的八一大道仍在無聲地提供注腳:規劃若無未來視角,今日的“節儉”也許正是明日的“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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