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八方的漢武帝，為什么非要堅持在長安厚待匈奴降人？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因被冠軍將軍霍去病打得部眾離散，勢力大衰。作為匈奴單于放在河西走廊，阻攔漢朝軍隊前出西域的主力，被打成這樣，責罰甚至治罪是免不了的。漢武帝斷匈奴一臂的計劃似乎就快要實現了。

這是龍國第一次收降如此數量巨大的外族部落，語言風俗，甚至可能長相都不一樣。匈奴人屬于典型的黃白雜居種群，既有黃種人，也有白種人。而此前，代表正統王朝對待語言風俗完全不同的部族及“外國”時，可能只有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伐楚，問罪楚人如何殺死了周昭王。但習慣漁獵、水稻作業的江南與同為農耕民族的黃河流域根出一源，很快就融為一體。而匈奴，長期雄霸草原，與農耕民風馬牛不相及。

是融合還是敵對，這給漢武帝和整個西漢王朝提出了挑戰。漢武帝選得是“融合”。

代價是：漢武帝的長期對匈戰爭已導致國庫空虛，沒錢征調大規模車馬。長安令因政府國庫無力承擔，被迫向百姓強制“借”馬匹和財物，實際是搶。但民眾因長期賦稅壓力及對匈奴的仇恨，普遍隱匿馬匹拒絕配合?！顿Y治通鑒》說當時“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長安令甚至因未完成任務差點被漢武帝喝令推出午門斬首示眾。

右內史汲黯激動地跑去和漢武帝爭辯：“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認為應將這些匈奴人貶為奴隸以補償陣亡將士家屬，否則將“寒天下百姓之心”。但漢武帝斥其“妄發”（胡說八道），并在此后免去汲黯官職。

《資治通鑒》“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白話文直譯：長安令無罪，要不你砍了我腦袋，老百姓才會把馬拿出來給朝廷用。休屠王渾邪王是得罪了單于才來投降我們，我們盛情款待他們，沿途每個縣都招待，一直到長安，已經夠可以了。天下老百姓為了卻這點破事出錢出物被搞得不安生，陛下你怎么可以為了幾個“老外”把自己的百姓折騰得魂不守舍了？

漢武帝不聽。他為了滿足自己在外族人面前擺譜的“面子工程”，不惜加征高額稅收，包括不限于車船稅，商用車每輛納稅240錢，船五丈以上納120錢；“緡錢稅”，按商人財產比例征稅，并鼓勵民間告發隱匿資產者。如果不肯交錢，沒關系，漢武帝還貼心地推出了酷吏服務。給你一抓，不信不交錢。后來更加將鹽鐵收歸國有，并發行銀錫合金“白金”貨幣，通過通貨膨脹掠奪民間財富。

最后，劉徹還是湊夠了兩萬輛馬車，風風光光地把四萬匈奴降人接進了長安。

匈奴人是如何報答呢？匈奴降眾在長安享有超國民待遇，與漢朝百姓產生直接沖突。買東西不給錢，那是常有的事，不殺人已經是阿彌陀佛了。匈奴降眾保留"因俗而治"的游牧傳統，在關中地區"市井有秩序"的環境下，其大規模放牧常毀壞農田，導致"關中水旱，貧民流亡"。渾邪王入長安時，漢武帝以諸侯王禮遇相待，其部眾獲得"良田美宅"，而同時期山東災民70萬被迫遷徙卻"衣食仰給縣官"。這種"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與"奉若上賓"的落差，造成漢朝民眾受到巨大心理創傷。

漢武帝這種以犧牲中原百姓利益為代價的優待政策，最后在《史記》《漢書》中留下了"天下騷動""百姓罷弊"的不良記錄。

這是一種什么心理？

很多后世史學家說這是因為天朝上國朝貢體系的原因，厚賜“外國”，而犧牲本國百姓利益。甚至還舉了很多例子，比如隋煬帝把絲綢綁在馬路邊，從潼關一直綁到長安，厚賜外國使臣，為了夸耀富豪，到長安的外國使臣吃飯都不要錢；明成祖朱棣在北京搞閱兵耀武揚威，來朝貢的東南亞藩屬國進獻十分之一的方物就能獲得十倍以上的朝廷賞賜作為利潤；嘉靖年間，日本大名為了朝貢獲得利潤甚至在寧波公開斗毆殺人；英國馬嘎爾尼到清廷來刺探情報，乾隆為了彰顯天朝上國威風，賞賜巨厚，比他帶來的任何禮物都貴重。

但是，漢武帝時，中原王朝勢力還沒完全拓展到西域，對云南貴州的控制都很薄弱，漢族正在發展的最初期，對待匈奴人完全扯不上什么“朝貢體系”，因此也稱不上為了彰顯大國地位，非要厚此薄彼。促使漢武帝做出這一沖動舉動的內在驅動原因，我個人認為是“虛弱”，是“色厲內荏”。

公元前133年，漢武帝籌劃“馬邑之謀”，開始啟動對匈戰爭，前后打了四十四年，耗資巨大，海內一空。西漢文景二帝積攢的天量財富被漢武帝這半個世紀的戰爭給打得精光，政權不穩，搖搖欲墜。

收益是什么？土地，確實拿下了河西走廊，河套地區。這些戰略空間的拓展站在后世角度來看，是英明神武，正確選擇。但是站在2000年前的當時，是純純單向付出，沒有任何收益甚至收益成負數。比如，漢武帝命令李廣利征服大宛，就是為了幾千匹汗血寶馬，其實這些馬運到長安，沒有幾代就很快消失滅亡了，對組建漢朝騎兵部隊沒什么太大幫助。但是，這次征服行動前后征兵二十多萬，幾乎死個精光，騾馬死亡更是不計其數。因為第一次征服失敗，李廣利逃回玉門關，漢武帝都不讓他進門，給他下得死命令就是繼續“給老-子打！”，把國內凡是用不上的“垃-圾”人口，比如惡少年、無產流氓、贅婿等社會底層的精壯勞動力都發配玉門供應李廣利，就是為了拿下大宛。

這就不是作戰，是賭博了。雖然最后拿下了大宛，但是也證明了漢武帝此人好虛名，不重實際利益。隋煬帝、明成祖、乾隆帝這三人也是如此，對虛名的看重更甚于實際利益。

所以，公平良心一點講，后世對待漢夷真正最公平的朝代，似乎只有唐朝。因為，唐人對待“夷人”不是漢武帝、隋煬帝、明成祖、乾隆帝這種請客吃飯大把撒錢，他們是真正的“海內一家”，太宗所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睙o論漢、夷都能到唐朝廷做官發財，甚至有的外族王爺、一國酋長都不干了，跑到唐朝來做官。在這種情況下，民族關系不好都不太可能。

為什么？我認為是政治軍事壓力減弱，國力大盛的原因。唐朝國力極盛，勢力廣大，軍事征服一個接一個，先后打垮了東西突厥，征服了朝鮮半島，壓制了吐蕃，威懾了南詔。正因為耀武于境外，才獲得了境內民族的大同。沒有武力做后盾的民族之間的互相認可，都是空中樓閣。

而漢武帝、隋煬帝、明成祖、乾隆帝為啥注重虛名，不能像唐太宗那樣自信呢？因為他們有內外壓力，漢武帝其實與匈奴打得是消耗戰，長期作戰看不到收益，所以一下能獲得四萬人來投降，他高興壞了。為了裝，他用力過猛，使出了“討好”這一招，但是匈奴人卻不見得買賬。隋煬帝是面臨突厥的壓力，國內貴族造反的壓力，所以對待來朝貢的小國，也需要裝一下。明成祖更是因為通過造反起家，位置不穩，長期需要外出找建文帝，更加需要通過炫耀國力來威懾一下周邊。乾隆帝則是因為以小族臨大國，內部矛盾太大，自然要閉關鎖國最好，對待外國使臣，沒有自信，當然是越裝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