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與歷史｜以蔥嶺為錨點，重新認識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小鳥與好奇心）

《蔥嶺之外：亞歐文明的十字路口》，如書名所明示，侯楊方這本書講東西方文明如何在內亞舞臺輪番登場，并繼而成為主動一方去影響東西方的文明和文明進程。借助于晚近的一些考古發現，以及因為 DNA 技術的成熟——以線粒體和 Y 染色體為線索去分析人、部落、民族和國家流變，侯楊方對蔥嶺（帕米爾高原）為中心的世界屋脊地區的四千年歷史重新做了一次梳理。

雖然文風過于四平八穩，但信息量值得像我們這樣的普通讀者去看。稍顯不足的是執拗于草原爭霸，看起來過于帝王將相了。其實寫歷史，帝王將相也沒有什么關系，但如果隱約把歷史的視角架在帝王將相的位置上使之成為史家視角，就要警惕了。

另外一點就是這印刷過于宣傳畫冊，有點不成體統。學術書即便要精美，也要審美啊。

當然，本書最大的缺陷是縱橫四千年、覆蓋整個亞洲大陸的巨著，竟然沒有一張地圖，讓人如墮云里霧中——我們知道，這樣的問題并非這本書所獨有，這個缺陷不在作者，不在出版機構，而在于地圖審查，如今受制于這種沒來由的地圖審查已經成了出版業最大禍害，必須去除了。

經“萬有引力”授權，我們摘選了本書其中一章的部分內容分享給讀者。

第三章　東西夾擊：希臘、匈奴沖擊下的中亞

亞歷山大東征：巴克特里亞的希臘化余韻

青銅時代的草原烈風吹響了中亞的交響，而亞歷山大東征則奏響了這交響中最為激昂的高潮。從馬其頓的群山到蔥嶺腳下的綠洲，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的鐵蹄橫掃中亞，巴克特里亞和費爾干納成為希臘化文明的東方前哨。馬蹄聲與戰車輪碾過阿姆河兩岸，青銅矛與希臘長矛在戰場上交錯，草原游牧民與綠洲農夫共同目睹了馬其頓方陣的威勢。這場東征不僅帶來征服的烈焰，更催生了文化的深度交融—希臘的雕像與巴克特里亞的建筑并立，綠洲城市化進程在戰火中得到加速發展。

遍布中亞的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希臘式陶罐與青銅像，基因研究中發現的歐洲血脈，共同講述著巴克特里亞深刻的希臘化歷程，中亞從此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的舞臺，這烈風與余音在千年歷史長河中從未消逝。

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始于公元前334年。這位年僅22歲的馬其頓國王繼承了父王腓力二世的雄心壯志，率領4萬步兵與6000騎兵，發誓要征服強大的波斯帝國。他的軍隊從希臘半島出發，橫渡赫勒斯滂海峽（今達達尼爾海峽），在格拉尼科斯河首戰告捷，馬其頓方陣與騎兵聯合作戰，擊潰了波斯總督聯軍。公元前333年，亞歷山大在伊蘇斯之戰中擊敗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奪取了小亞細亞；公元前331 年，高加米拉戰役奠定了最終勝局，波斯帝國核心城市巴比倫、蘇薩、波斯波利斯相繼陷落。波斯帝國的中心區域崩潰后，亞歷山大的目光轉向了更遠的中亞，巴克特里亞與粟特成為他的下一個征服目標。

中亞對亞歷山大而言，既是重要的戰略要地，也是文明交匯的前沿陣地。公元前330 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中亞的途中被部下刺殺，亞歷山大追擊至巴克特里亞。巴克特里亞位于阿姆河上游，蔥嶺南麓，這里綠洲沃野連綿，河流滋潤著廣袤農田，自青銅時代以來就是中亞的糧倉與貿易樞紐。粟特地區位于巴克特里亞北部，橫跨澤拉夫尚河與錫爾河，是草原與綠洲交錯的區域，游牧民與農耕民在此共存。亞歷山大率軍沿阿姆河前進，公元前329年渡河進入粟特，立即遭遇了當地貴族斯皮塔梅尼斯的頑強抵抗。粟特游牧民以機動靈活的騎兵游擊戰術不斷襲擾馬其頓軍隊，亞歷山大則憑借方陣穩固防守，輔以騎兵突襲，逐一攻克各個要塞。

巴克特里亞的征服過程更為艱難復雜。公元前328年，亞歷山大攻入巴克特里亞都城巴克特拉（今阿富汗巴爾赫附近），此城依托阿姆河支流巴爾赫河，擁有發達的綠洲農業，城墻高大堅固。希臘史家阿里安在《亞歷山大遠征記》中詳細記載，巴克特拉城墻異常堅固，守軍戰斗意志頑強，亞歷山大不得不動用各種攻城器械配合步兵方陣進行強攻，耗費數月時間才最終攻克。城市陷落后，他并未下令屠城，而是選擇在此駐軍休整，這一決策充分顯示了他對中亞綠洲地區戰略價值的高度重視。公元前327年，亞歷山大進軍蔥嶺，翻越興都庫什山脈，征服了印度河流域，直至公元前323 年在巴比倫病逝。

亞歷山大死后，他的龐大帝國迅速分裂，巴克特里亞成為希臘化文明在中亞的重要據點。公元前312 年，亞歷山大的部將塞琉古建立了塞琉古王朝，巴克特里亞與粟特成為這一帝國的東部邊疆。公元前305年，塞琉古與印度孔雀王朝劃定邊界，將印度河以西的土地割讓出去，以此來鞏固對中亞的統治。公元前250 年左右，巴克特里亞總督狄奧多圖斯一世發動叛亂，脫離塞琉古王朝，建立了獨立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定都巴克特拉。從此，巴克特里亞成為希臘化文明在東方的燈塔，希臘文化與本土傳統在這片綠洲沃土上深度交融。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快速城市化，是亞歷山大東征留下的最直接而深遠的歷史遺產。

巴克特拉遺址作為王國的都城，展現了宏偉的城市規劃和防御系統。這座城市擁有一道半圓形的防御城墻，直徑約一公里，城墻東南側建有一座堅固的城堡。城市中軸線的東側和西側修建了新的城墻，整座城市占地面積達到8平方公里。城市南側有一道保存完好的堅固城墻，南墻平均高度達25米，底部寬達100米，頂部由未經燒制的黏土磚砌成，并有18 座圓形塔樓用以加強防御。巴克特拉遺址的考古研究始于1923 年，由阿爾弗雷德·福領導的法國阿富汗考古隊進行了首次系統性挖掘，出土了不同統治時期的貨幣，包括希臘—巴克特里亞和后來貴霜時期的硬幣。這些貨幣為研究當時的經濟交易體系和政治權力結構提供了寶貴線索，特別是反映了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后，希臘文化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遺址附近的巴爾赫河灌溉著周圍的農田，為城市提供了可靠的水源和食物供應，支撐著當地人口的增長，希臘化的城市規劃理念與本地的綠洲傳統在此完美融合。古希臘史家斯特拉波在《地理學》中這樣記載巴克特拉：“土地肥沃，河流滋潤，城市繁榮。”這段簡短的描述準確印證了巴克特拉作為農業中心和商業樞紐的雙重地位。

希臘化城市不只是軍事據點，更成為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熔爐。在阿伊哈努姆發掘的希臘式劇場中，曾演出希臘悲劇與喜劇，綠洲當地居民與希臘移民共同欣賞著這些藝術表演；巴克特拉流通的銅幣上，刻有希臘國王頭像與波斯文字銘文，這些貨幣在中亞與印度廣泛流通。綠洲肥沃的土壤滋養著希臘化文明的發展，草原游牧民族的馬匹與精湛的青銅冶煉技術也逐漸融入城市生活，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巴克特里亞的綠洲上蓬勃發展。

希臘化時期留下的文物，生動地見證了巴克特里亞多元文化交融的獨特魅力。阿伊哈努姆遺址位于阿姆河與科克恰河的交匯處，年代約為公元前250—前145年或前130年，是希臘化巴克特里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遺址。阿伊哈努姆于20世紀60年代由法國阿富汗考古隊系統發掘，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全面展示了希臘文化與本地中亞文化深度交融的歷史場景。遺址中保存有希臘式劇場、宏偉柱廊與莊嚴神廟，劇場直徑約100米，可容納6000名觀眾，石柱高約10米，精心雕刻著科林斯式花紋，神廟中供奉著宙斯雕像，這些建筑完美展示了希臘建筑傳統在中亞的延續。出土的陶罐上同時繪有希臘幾何紋樣與本地波浪紋飾，文化融合的痕跡清晰可見。當地綠洲居民種植小麥與葡萄，發達的城市農業為繁榮提供了堅實基礎。雕像是最能體現希臘化特征的文物之一，包括精美的人物浮雕、寫實的頭像和栩栩如生的赫拉克勒斯青銅雕像，這些藝術品充分展現了希臘藝術的寫實主義風格。遺址中還出土了科林斯式柱頭和精致的馬賽克地板，科林斯式柱頭常見于神廟或劇場建筑中，馬賽克地板上的圖案包括幾何形狀和自然主題，展示了當時裝飾藝術的高超水平。此外，遺址還出土了大量希臘—巴克特里亞時期的銀幣和銅幣，幣面上刻有國王肖像和希臘文字，部分貨幣帶有雙語銘文，生動體現了希臘文化與本地文化的融合過程。

文字材料是確認希臘化城市身份的最直接證據，阿伊哈努姆遺址出土的文字材料尤為珍貴：有記載希臘哲學文本的莎草紙卷，還有用于記賬的陶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遠在希臘半島的德爾菲神廟的箴言石碑銘文竟被原樣抄錄在遙遠的中亞綠洲——“認識你自己”，以及一段發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這些都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名人之言，被供奉在神圣的德爾斐。在神圣的德爾斐，克勒阿科斯小心翼翼地抄錄下來，把它們從遠處照耀著，安放在基尼亞斯的圣殿里。

作為孩子，要乖巧；青年時，要自制；中年要公正；長者要有智慧；臨終時，不要悲傷。

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國王們，如歐克拉提德一世，發行的雙面銅幣十分獨特，正面刻有希臘風格的國王頭像，反面則繪有本地傳統的馬匹圖案，銘文同時使用希臘文與波斯文兩種文字，這些貨幣在整個中亞和印度次大陸廣泛流通。阿伊哈努姆的希臘劇場與本地神廟并存，綠洲居民同時祭祀希臘的宙斯與波斯的火神，文化交融深入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巴克特拉出土的精美青銅像與本地制作的陶罐共同展示在博物館中，希臘的雕塑傳統與綠洲的手工業技藝在這里完美交匯，巴克特里亞由此成為希臘化文明在東方綻放的瑰麗花朵。

亞歷山大東征的歷史余波深刻改變了中亞的文明格局。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雖然在公元前145年被大月氏所滅，但其深厚的希臘化影響卻延續到了后來的貴霜帝國時期。

亞歷山大東征中的巴克特里亞之旅，無疑是中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希臘軍隊的鐵蹄碾過阿姆河兩岸，留下了城市與雕像，綠洲的肥沃土地滋養了希臘化的文化火種，孕育出東西方融合的新生文明。阿伊哈努姆的宏偉劇場與巴克特拉流通的硬幣，共同見證了希臘化文化在中亞的深入滲透；貢努爾特佩出土的青銅武器與精美陶器，則映照出草原文化與綠洲文明的深度交融。

匈奴崛起：從東向西的民族大遷徙

亞歷山大東征是希臘文化從中亞西側吹來的文明狂風，而匈奴的崛起則是從東側席卷而來的草原狂潮。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匈奴從蒙古高原迅速崛起，馬蹄聲震撼大地，他們驅逐了烏孫、月氏與塞種等游牧部族，掀起了席卷中亞草原與綠洲的大規模民族遷徙風暴。烏孫被迫西遷至伊犁河谷，塞種南下蔥嶺地區，月氏則輾轉遷徙至阿姆河畔，最終建立了強大的貴霜帝國。這場劇變不是簡單的軍事征服，而是草原武力與綠洲文明的全面碰撞，游牧民族的鐵騎與農耕民族的城墻在這里激烈碰撞，各民族的血脈與文化在沖突中不斷交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青銅武器與馬匹骨骼，史書中記載的戰馬嘶鳴的場景與現代基因研究中發現的DNA遷移證據，共同講述著匈奴崛起引發的中亞巨變，蔥嶺南北的草原與綠洲在這場歷史烈焰中被徹底重塑。

匈奴的崛起始于公元前3世紀的蒙古高原。《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被認為是夏后氏的后裔，他們游牧于漠北地區，善于騎射，以精湛的弓箭技術和強壯的馬匹作為軍事力量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實際上并非他們的自稱，而是黃河流域的漢族對他們的稱呼，帶有一定的貶義色彩。他們的自稱是“匈”（Hun），也就是后來的“胡”，這一點在研究中不能忽視，自稱和他稱的差異必須明確區分。根據《史記》記載，公元前318年，韓、趙、魏、燕、齊五國聯合匈奴人一起攻打秦國，這是匈奴最早出現在正史文獻中的年代。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派大將蒙恬北伐，奪取了河套地區，迫使匈奴頭曼（意為“一萬”）單于率領部眾北遷至漠北地區，頭曼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第一位匈奴單于。秦末天下大亂，駐守邊疆的秦軍紛紛放棄長城防線南下參戰，匈奴趁機重新占領了河套地區。

公元前209 年，冒頓單于（約前234—前174）殺死自己的父親頭曼單于，統一了匈奴各部，建立了強大的軍事政權。匈奴鐵騎如風，弓箭如雨，在冒頓的領導下，匈奴從分散的游牧部落迅速成長為草原上的霸主，建立了蒙古草原上的第一個強大王朝。公元前209 年—前174 年期間，冒頓率軍擊敗了東胡，向北驅逐了丁零部落，向西驅趕了月氏，奠定了匈奴在整個蒙古高原的霸權地位。

匈奴強大武力的根基，在于他們將馬匹與弓箭完美結合。匈奴人從小就在馬背上成長，練就了天生的騎射能力，他們以輕裝突襲為主要戰術，騎兵日行可達百里，弓箭射程遠，百步之外仍能穿透目標，這種強大的機動作戰能力震懾了整個草原地區。匈奴崛起的歷史契機，正是中原地區的長期戰亂。約公元前206年，冒頓單于率軍擊敗了月氏，迫使其開始西遷，這一事件揭開了中亞地區大規模民族遷徙的序幕。匈奴的鐵蹄不僅驅逐了月氏，也震懾了烏孫與塞種等部族，草原霸主的威勢從中亞東側強勢推進，與西側殘存的希臘化文明余韻相互交匯，中亞地區隨之進入了劇烈動蕩的時代。

匈奴王族的來源，長久以來都是個謎，因為僅根據史書的記錄難以確定。直至2001年在蒙古國后杭愛省發現了高勒毛都2號墓地，其中的M1墓為甲字形積石墓，規模最大，墓室邊長46米，墓道長37米，總長83米，是世界所發現同類墓葬之最，可以確定就是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間的匈奴單于墓，墓主是一位大約35—45歲的男性，最有可能是復株累若鞮單于（呼韓邪單于之子，王昭君的第二任丈夫）或烏珠留若鞮單于。經DNA 檢測，他的父系Y染色體單倍群為R1a1a1b，是顏那亞人的后裔，屬于印歐人。《史記》認為匈奴王族是夏朝王族的后裔，那么這個問題就復雜而微妙了。

這座大墓被盜過，尸骸遭報復性破壞，但墓中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其中一件直徑18.5厘米的漢代玉璧尤其突出，它緊緊貼在棺材板上逃過了一劫。同一墓葬區的M189墓出土了一對鎏金銀龍。它們都收藏于烏蘭巴托的成吉思汗博物館。

這組匈奴單于、貴族墓地還出土了馬車、馬具、玉具劍等，《漢書》明確記載漢宣帝賜玉具劍給前來臣服朝見的呼韓邪單于，中國史書的記載與考古成果又一次相吻合。

2020年，蒙古國考古隊又發現了匈奴單于庭“龍城”遺址，發現了漢式建筑和漢字瓦當，瓦當上的文字為“天子單于”。這些最新的考古發現豐富了人們對匈奴的認知，關于匈奴的史料不再僅有紙面記錄了。

烏孫部族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區，與月氏同為草原游牧民族。漢文帝時期，約公元前177 年，被匈奴擊敗后的月氏轉而攻擊烏孫，烏孫部落遭遇慘敗，他們的首領難兜靡在戰斗中被殺害。據傳說，難兜靡被殺時，他的兒子獵驕靡還是個嬰兒，被遺棄在荒野中。神奇的是，烏鴉為他尋找食物，狼又為他哺乳，使他得以生存——這與羅馬的狼孩傳說非常類似，可能源于印歐民族共同的誕生神話。匈奴的冒頓單于得知此事后，認為獵驕靡是受到神靈保護的特殊人物，于是決定收養他。獵驕靡長大成人后，冒頓讓他參與軍事行動并立下功勛。獵驕靡始終沒有忘記為父報仇的心愿，匈奴的軍臣單于（冒頓的繼任者）對他的復仇計劃予以支持。約公元前161年，獵驕靡率領烏孫舊部遠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烏孫軍隊取得了勝利，隨后獵驕靡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月氏故地建立了烏孫國。

烏孫西遷后迅速崛起為草原上的強國。公元前116 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試圖說服烏孫與漢朝結盟，共同對抗匈奴，但烏孫昆莫（國王）獵驕靡對漢朝的實力并不了解，加上烏孫長期處于匈奴的附屬地位，部族中的大臣們也不愿意冒險返回東方的故土，再加上獵驕靡年事已高，無法獨自做出決斷，因此這次結盟的外交努力未能取得預期的成果。

塞種人，約公元前2000—前1000 年間，他們活躍于廣闊的中亞草原地區，分布范圍一直延伸到黑海—里海草原地帶，他們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在《歷史》一書中這樣記錄：“薩卡伊人，即斯基泰人，身穿長褲，頭戴尖頂硬帽。他們攜帶本國的弓和匕首；此外，他們還攜帶戰斧或薩加里斯。他們實際上是阿米爾吉亞（西）斯基泰人，但波斯人稱他們為薩卡伊人，因為這是他們給所有斯基泰人起的名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與塞種人有著密切的接觸，2500年前著名的貝希斯敦（Bisotun）銘文中就有關于塞種人的詳細記載，遺址中還保存有大批戴著尖頂帽的塞種戰俘的浮雕—其形象與阿拉木圖以東伊塞克庫爾干（ Issyk Kurgan）出土的“金人”形象幾乎一模一樣，那位著名的金人實際上是一位年輕的塞種王子，而塞種人很可能是顏那亞人的后代。

塞種人的活動范圍橫跨整個歐亞大草原，不僅波斯和希臘的歷史文獻對他們有詳細記載，東亞的中國史書中也保存了關于他們的珍貴記錄：在匈奴擊敗月氏后，大月氏被迫西遷，又擊敗了塞種人，塞種國王率領部落南越縣度（今巴基斯坦北部的興都庫什山脈），遷移到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大月氏因此占領了塞種人原來居住的伊犁河谷與錫爾河流域。后來烏孫在匈奴的幫助下第二次擊敗了大月氏，迫使大月氏繼續西遷并最終南下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大夏（即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烏孫隨后占領了伊犁河谷與錫爾河流域，因此烏孫國內也有一部分未能西奔南逃的塞種人和大月氏人留下來與烏孫人共同生活。這是發生在兩千多年前中亞地區的多米諾骨牌式民族大遷徙，匈奴無疑是推倒第一塊骨牌的原始動力。

根據考古學家保羅·伯納德的研究，阿伊哈努姆城市在公元前145年左右首次遭到洗劫，很可能就是由南下的塞種人所為，他們在被月氏人擊敗后南下渡過了阿姆河，入侵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腹地。

月氏的西遷是匈奴崛起引發的最大規模民族遷徙。《史記·大宛列傳》詳細記載，月氏原本居住在敦煌與祁連山之間的區域，冒頓單于率軍擊敗月氏，殺死月氏王，并將其頭顱制成飲器，月氏殘部被迫西遷至伊犁河谷；后來烏孫在匈奴的支持下再次攻擊月氏，月氏再次大敗，被迫繼續西奔，最終到達大夏地區，渡過阿姆河，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第二次洗劫并最終摧毀了阿伊哈努姆城。

蒂拉丘地（意為“黃金之丘”）位于巴克特里亞地區，是月氏西遷過程中留下的最重要考古遺址，于1978年由蘇聯—阿富汗聯合考古團隊發掘。該遺址因出土的豐富文物寶藏而聞名于世，這些珍貴文物包括約20600件裝飾品、硬幣和其他精美物品，制作材料包括金、銀、象牙等珍貴材料，這些寶物分別埋葬在六座墓葬中：五座為女性墓，一座為男性墓，年代約為公元前1 世紀到公元1 世紀，墓中的男性很可能就是丘就卻，即大月氏五個部落中貴霜部的首領。丘就卻約在公元15—65年間在位，他成功統一了大月氏的其他四個部落—休密、雙靡、肸頓、都密，并自立為王，隨后又積極開疆拓土，最終建立了強大的貴霜帝國。蒂拉丘地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典型的斯基泰風格王冠以及丘就卻的金腰帶，還有四具遺體胸口放置的漢朝銅鏡—這些無疑都是絲綢之路貿易的產物；墓中還出土了刻有羅馬皇帝提比略頭像的硬幣，帕提亞國王米特里達梯二世的銀幣和帶有佛像圖案的金幣；此外還有希臘愛神厄洛斯雕像和刻有希臘銘文的雅典娜戒指。豐富多樣的文物發現充分體現了古代阿富汗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多元性，特別是在巴克特里亞時代與絲綢之路繁榮發展相關的復雜歷史背景。

公元前130年左右，月氏徹底征服了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并在公元1世紀建立了規模龐大的貴霜帝國。貴霜國王迦膩色伽一世（Kanishka Ⅰ）將都城定在巴克特拉，考古發掘出土的貴霜時期銅幣直徑約2.5厘米，正面刻有國王威嚴的頭像，反面則繪有希臘太陽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形象，銘文同時使用希臘文與巴克特里亞文兩種文字，這充分顯示了希臘化文明余韻與月氏文化的深度交融。貴霜帝國繼承了月氏的馬背武力傳統與綠洲地區發達的農業經濟，在其統治下，佛教開始向中亞地區廣泛傳播，貴霜帝國也因此成為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

匈奴崛起所掀起的鐵蹄風暴，徹底重塑了中亞草原與綠洲的政治和文化格局。烏孫西遷至伊犁河谷，塞種人南下興都庫什山脈，月氏西奔巴克特里亞，這是第一波來自蒙古高原的強大沖擊波。在未來幾個世紀中，類似的民族遷徙浪潮將不斷重演，持續塑造中亞的歷史進程。

題圖來自電影《托米莉斯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