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執政換來什么？佐科讓印尼從群島國家變身綠色經濟體

2014年，佐科當選印尼總統的時候，這個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正站在十字路口。

一萬七千多個島嶼散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聽起來很美，但管理起來是個大麻煩。

島與島之間交通不便，經濟發展不平衡，環境問題又一大堆。

佐科上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全球海洋支點”戰略。

這個戰略剛提出來的時候，很多人搞不清他到底想干什么。

把印尼打造成海洋強國？聽起來挺宏大，但具體怎么操作呢？

佐科的思路其實很清楚，就是要把散落的島嶼連成一個整體，讓海洋從阻礙變成優勢。

佐科團隊很快發現，光喊口號沒用。

印尼的海洋經濟要發展，繞不開一個現實問題，氣候變化正在威脅這片海域。

海平面上升、海水溫度變化、海洋污染，這些問題不解決，什么海洋支點都是空談。

更何況，印尼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里一直處于比較邊緣的位置。

長期以來被西方發達國家牽著鼻子走，這種不安全感讓印尼政府意識到，必須找到自己的定位。

氣候治理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通過參與全球氣候合作，印尼可以在保護海洋產業的同時，提升自己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這個邏輯聽起來有點繞，但仔細想想確實說得通。

你要發展海洋經濟，就得保護海洋環境，而保護環境又能讓你在國際氣候談判桌上占據一席之地。

佐科政府把這套思路稱為“建設者”身份認知，不再被動接受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而是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用綠色發展來重塑國家形象。

這個轉變看似簡單，背后卻是整個國家戰略的調整。

佐科的第一個任期從2014年到2019年，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印尼的島嶼太分散了，想要發展經濟，得先把路修通。

這個時期推出的Nawacita戰略，列出了9個優先事項，其中就包括可再生能源開發和生態友好型產業培育。

2015到2019年的國家中期發展規劃里，明確寫入了綠色轉型的內容。

當時雅加達等大城市的空氣污染已經很嚴重了，政府必須拿出實際行動來應對。

那幾年的政策還比較傳統，主要是修路、建港口、搞電網，綠色元素更多是作為配套出現的。

到了第二個任期，也就是2019年到2024年，佐科的打法明顯變了。

能源安全成為核心議題，政府推出了三個維度的政策組合。

一是加強油氣資源勘探，降低對外依存度，二是優化國有能源企業的運營效率，三是升級能源輸送網絡，同時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2019年，佐科提出“黃金印尼2045”發展綱要，把目標定在了建國一百周年。

這個綱要的核心不再是傳統基建，而是產業價值鏈重構和數字化轉型。

很顯然，政府意識到光靠修路架橋不夠，必須從產業結構上動手術。

說到佐科任期內最大的動作，怕是最有體會的就是新首都建設了。

把行政中心從雅加達搬到東加里曼丹，這可不是簡單的地理位置變化。

新首都的名字叫努山塔拉，按照《國家首都法》的規劃，這里要建成智能管理系統和低碳技術的示范區。

爪哇島的城市群已經過度擁擠了，雅加達的交通、污染、地面沉降問題都很嚴重。

搬遷首都一方面是為了紓解爪哇島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要構建“去中心化”的經濟格局。

把政府機構搬到加里曼丹，可以帶動東部地區的發展，同時在新首都實踐綠色建設理念。

交通領域的轉型也在同步推進，2025到2035年的國家低碳交通發展白皮書已經出臺了，政府還專門制定了清潔能源車輛融資監管新規。

這些政策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推動電動化交通體系的建立。

金融創新方面，印尼玩出了自己的特色。

作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發行了環保型伊斯蘭債券，也就是Eco-Sukuk。

這種債券既符合伊斯蘭金融教義，又能為綠色項目融資。

2030國家可持續金融戰略給了這些創新工具法定地位，讓綠色金融有了制度保障。

如此看來，印尼在綠色轉型上確實下了功夫。

但光有政策框架還不夠，得有實實在在的項目落地。

藍碳生態系統治理就是個典型案例，過去50年里，印尼近一半的紅樹林消失或退化了，水產養殖和海岸開發造成了巨大的生態壓力。

紅樹林不僅是海洋生物的棲息地，還能吸收大量二氧化碳，是天然的碳匯。

失去紅樹林，對印尼的海洋經濟和氣候目標都是雙重打擊。

2017年，佐科簽署了海洋政策第16號總統令，把藍碳發展正式納入海洋環境保護工作計劃。

到了2020年，新一輪國家中期發展計劃里，紅樹林濕地修復、海洋生態牧場、海上風電光伏等項目都被列為重點。

這些項目的邏輯很清楚，利用海洋生物吸收固定二氧化碳，既能發展海洋經濟，又能緩解氣候問題。

本來想著這只是個環保項目，但后來發現，藍碳市場的經濟價值也不小。

碳交易、生態旅游、可持續漁業，這些都能帶來實際收益。

佐科的綠色政策和前任總統蘇西洛有明顯區別，蘇西洛時期也提過環保，但更多停留在口號層面。

佐科上臺后，專門制定了《支持印度尼西亞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規劃與財政戰略2015-2020》，把綠色經濟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方式。

不是為了環保而環保，而是要通過綠色轉型來推動經濟增長。

這個思路在發展中國家里算是比較超前的，經濟轉型戰略有三大支柱，發展下游產業、推動綠色經濟、實現數字化轉型。

政府的目標是降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同時培育新的增長點。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涉及到產業結構調整、就業安置、技術引進等一系列復雜問題。

毫無疑問，佐科政府在氣候治理上扮演了多重角色。

在國內，政府是氣候治理法規和政策的制定者，要平衡各方利益，協調不同部門的行動。

面對氣候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政府又是仲裁者，需要拿出解決方案。

但最核心的身份還是“建設者”，所有的氣候治理措施，最終都服務于國家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綠色轉型這個大目標。

在不同場景下，這些身份特征會有優先級的變化，但建設者的定位始終是主線。

這種身份認知的轉變，反映了印尼作為新興經濟體的自我定位調整。

不再滿足于被動接受國際規則，而是要主動參與全球治理，在氣候議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從2014年到2024年，佐科的兩個任期見證了印尼綠色轉型的完整過程。

從最初的海洋支點戰略，到后來的全面綠色發展，這條路走得并不輕松。

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金融工具創新、生態系統修復，每一步都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和制度層面的保障。

印尼的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借鑒意義，如何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利用氣候治理提升國際話語權？如何把綠色轉型變成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印尼的實踐至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佐科政府用十年時間證明，發展中國家不是只能在環保和發展之間二選一。

通過系統性的戰略規劃和持續的政策投入，完全可以走出一條綠色發展的新路。

這條路或許不完美，但至少方向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