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中：建設更高水平的司法公正

編者按

2025年10月召開的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是在即將進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五五”規劃建議》），是科學引領“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也是深入推進“十五五”時期全面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十五五”規劃建議》聚焦建設更加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明確提出了未來五年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重點任務，系統部署了未來五年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國家安全、軍隊建設、對外關系等領域法治建設的重要舉措，確立了“十五五”時期法治中國建設的總藍圖和任務書。2025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對新時代新征程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戰略部署。為深入學習貫徹和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本刊開設“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研究闡釋”專欄，刊發國內法學專家圍繞中央提出的法治中國建設新目標新任務新舉措撰寫的研究論文，為落實各項任務舉措提供學理支撐和操作方案。本期推出六位專家圍繞“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撰寫的一組筆談。

建設更高水平的司法公正

陳光中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司法公正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五五”規劃建議》），站在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高度，就全面依法治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出了新的戰略部署。《“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規范司法權力運行，完善司法公正實現和評價機制，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穩定性、權威性”。這些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在新起點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核心要義，為建設更高水平的司法公正指明了前進方向，為建立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司法公正的基本內涵與重要意義

公正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的破壞作用。”司法公正并非一個抽象、單一的概念，其具有豐富的內涵。司法公正的基本內涵包括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兩個方面，而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各自有其獨立的內涵和標準，不能相互代替。

實體公正，即訴訟結果公正，指司法機關辦理案件要準確認定事實，正確適用法律，使案件最后得到公正處理。實體公正是當事人參與訴訟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也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公正的處理結果能使案件的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對司法裁判真誠信從，進而尊重司法、信賴司法。如果處理結果不公正，即便是個別案件沒有得到公正處理，也會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的，或者對已生效的判決提出申訴的，其原因大部分是實體不公，冤錯案件也大多錯在事實認定上。因此，實體公正是嚴防冤案的關鍵。

程序公正，即過程公正，指訴訟程序必須遵循法律的規定，其核心在于程序的正當性和人權保障。程序公正不僅具有保障實體公正實現的工具價值，還有它的獨立價值。一方面，如果訴訟程序的設計和實施是公正的，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權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么大多數案件都會產生公正的處理結果。在司法實踐中，眾多冤假錯案發生的根源通常是訴訟過程中的程序不公。前些年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冤錯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大多遭受了刑訊逼供，從而被迫作出了與客觀事實相悖的有罪供述。另一方面，程序公正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價值，其并不依附于實體公正的實現而存在。公正的訴訟程序具體表現為審判公開、保障辯護權等，體現了司法活動的民主、人權和文明的精神。相較于實體公正，程序公正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

司法公正在社會公正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體現社會正義的窗口。《“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協同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司法公正不僅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而且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優化營商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司法公正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國家長治久安。公正的司法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通過懲治犯罪、化解糾紛等方式，提升了國家治理的規范化和程序化，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司法是社會的“減壓閥”，通過公正的司法，國家能夠將社會矛盾納入法治軌道加以解決，避免各類矛盾的激化和升級。要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建立起良好的法律秩序，而法律秩序的構建必須借助公正的司法方能實現。

其次，司法公正有利于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化解矛盾糾紛。《“十五五”規劃建議》特別強調，“確保人民群眾民主權利、合法權益得到維護和實現”。司法公正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重要環節，當公民的生命、自由、財產、尊嚴等權利遭受到不法侵犯時，司法通常是其維權的最后途徑。公正的司法能夠保證每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權。在社會生活中，公民之間或者公民與其他主體之間難免會發生糾紛，公正的司法能夠為這些糾紛提供定分止爭的權威渠道。通過公正的訴訟，當事人的矛盾糾紛得以化解。

最后，司法公正有利于優化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這是“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營商環境的優劣取決于法治環境是否公正。公正的司法能夠保障各類市場主體的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等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從而穩定投資者的預期。司法通過公正的裁判，依法制裁、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為各類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的發展環境，從而激發市場的活力。

二、建設更高水平司法公正的目標要求

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穩定性、權威性相互關聯，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建設更高水平司法公正的核心目標。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必須系統把握好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穩定性和權威性之間的關系。

其一，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是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前提。公正性是司法裁判的根本價值追求，只有公正的裁判，才能經得起歷史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檢驗，進而形成穩定的預期，并獲得權威性。沒有公正性，司法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不公正的裁判存在被改判的可能，顯然是不穩定的，其權威性也是不足的。其二，司法裁判的穩定性是公正性的延伸和外在表現，其為公正性和權威性提供了保障。穩定性要求司法裁判一經生效就具有終局性，非經法定的程序不得隨意變更或撤銷。穩定性還意味著司法裁判要做到“同案同判”，標準不一的裁判，即使個案的處理結果正確，也會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從而損害公正性。其三，司法裁判的權威性是公正性和穩定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司法定分止爭功能的必要條件。司法權威指司法在社會生活中具有的令人信從的地位和力量。司法裁判的權威性能夠確保公正的裁判落到實處，穩定的司法秩序得到維護。司法裁判若最終無法被尊重和執行，那么其公正性與穩定性也就毫無意義。如果司法裁判的權威性不能以公正性為基礎，這種權威性就并非法治意義層面的權威，充其量只是一種強制性的壓制。

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建設更高水平的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穩定性、權威性，必須聚焦重點任務，完善相關司法制度，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

第一，完善刑事辯護制度。《“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刑事辯護制度是否發達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民主法治化水平與人權保障程度的重要標準，《憲法》和《刑事訴訟法》均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進行了直接規定。刑事辯護制度還是防止冤假錯案的有力保障，只有辯護方的充分參與，才能使刑事司法不偏離公正之航向。當前，完善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重點在于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5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在可能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等情況下，且其沒有委托辯護人，法援機構才應當為其提供法律援助。這一規定與域外國家的規定相比差距較為明顯，也與人權保障的要求不符。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再修改時應當將指定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擴大至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第二，認真貫徹以審判為中心原則，完善證人出庭制度。以審判為中心原則的內涵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只有刑事審判程序才能確定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問題。雖然在部分刑事案件中，偵查機關可以撤銷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但只有審判機關才有權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其二，以審判為中心要求庭審實質化，庭審是審判中心的中心。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提出，“讓事實之爭、法理之辯‘庭上見’”。審判中心最終是通過庭審中心來實現的，以審判為中心是尊重司法規律，保證實現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國當前的訴訟制度在很多方面還不符合以審判為中心原則的要求。其中，證人出庭率低始終是影響司法公正實現的“痛點”，而證人是否出庭是決定審判能否成為中心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提高證人的出庭率，筆者建議，應當刪去《刑事訴訟法》第192條中“人民法院認為證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這一限定條件，并且將《刑事訴訟法》第195條修改為“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拒不出庭作證的，不得在法庭上宣讀其證言筆錄，該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從而推動以審判為中心原則的落實。

第三，完善刑事證明標準。一個國家的刑事證明標準設定的越高，冤假錯案的發生率通常會越低。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證明標準——“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與“排除合理懷疑”存在程度層面的差異，英美法系國家通常將“排除合理懷疑”解釋為95%的主觀證明標準，否定了刑事證明達到“確定性”的可能。筆者認為，針對我國的刑事證明標準，應將《刑事訴訟法》中的“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表述解釋為“確定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對案件關鍵事實的證明程度只有達到確定性，才能夠確保每一個司法案件的事實認定與客觀真相一致，從而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三、完善司法公正評價機制

“司法公正評價”是社會多元主體對司法機關及其司法活動的公正性進行判斷、認知和評估活動的總和，完善司法公正評價機制是規范司法權力運行、保障司法公正高質量實現、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穩定性、權威性的重要途徑。作為我國“十五五”規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完善司法公正評價機制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朝著更高水平邁進的關鍵舉措，在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具有重大意義。其一，有利于筑牢法治根基，防范司法不公與冤假錯案，保障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其二，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與工作質效，為其科學決策、正確實施各項改革措施提供明確的標準。其三，有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使公安司法機關自覺接受監督，提升治理效能。為滿足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更高要求，需抓住三個主要方面構建務實可行的司法公正評價機制。

第一，人民群眾滿意度。讓人民群眾滿意是完善司法公正評價機制的價值歸宿。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滿意的本質在于以群眾需求為導向、以權利保障為核心、以實際體驗為標尺，通過人民群眾的獲得感予以體現，其內容既包含實體公正、程序公正，也涵蓋人民群眾的權利是否得到尊重與保障等方方面面。為此，評價指標之選定首先需要著眼于司法活動中群眾直接參與、直觀感受的場景，設置司法公開透明度、程序參與度、司法服務便捷性等指標。其次，需關注司法結果與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期待的契合度，如糾紛是否實質化解、當事人是否服判息訟、是否依法履行裁判義務，以及對冤錯案件糾錯結果的滿意度和社會評價等。最后，應著重保障人民群眾在司法過程中的合法權益，將權利救濟的及時性、司法成本的可接受性、特殊群體的關照度等作為人民群眾是否滿意的重要衡量指標。在此基礎上，為使評價機制在實踐中落實，還需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其各自轄區內，經常性地開展抽樣調查活動，及時了解社會公眾對司法活動的滿意程度。

第二，當事人申訴及其改判率。習近平總書記曾引用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闡釋司法不公的危害：“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在諸多司法不公的客觀量度中，筆者傾向于將當事人申訴及其改判率作為司法公正的評價指標，而不宜通過當事人上訴率評價司法公正之實現情況。當事人申訴是因不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之判決、裁定而采取的非常救濟手段，通常以生效裁判存在錯誤為前提；當事人上訴是指不服尚未生效之一審裁判的當事人，依法請求上一級人民法院再次審理的活動，系兩審終審框架內當事人訴訟權利的正當行使。若以上訴率作為評價司法公正的標準，可能會對當事人的上訴權利產生消極影響，導致二審法官在實踐中不愿改判，進而造成上訴程序形式主義化的問題。有鑒于此，司法公正評價機制之完善需圍繞當事人申訴及其改判率進一步展開。首先，應將嚴格依法辦案情況納入司法公正評價機制。刑事司法中，只有嚴格落實刑法定罪刑相適應、程序法定、證據裁判等原則，完善相關訴訟規則，從訴訟全環節進行防范，才能最大限度遏制冤假錯案的發生，降低當事人申訴及其改判率。其次，應當強化源頭防范，提高審判質量，將冤假錯案防范成效納入司法公正評價機制。在關注當事人申訴及其改判率的基礎上，還需正確認識并優化完善結案率、發回重審率、已生效裁判執行率、二審開庭率等指標，構建事前防范、事中把控、事后糾錯的立體防錯模式。最后，應全面準確落實司法責任制，明確各類司法工作人員的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準，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

第三，律師有效參與訴訟程度。律師有效參與訴訟是反映一個國家民主法治與人權保障程度的重要標準，也是評價一國之司法公正實現情況的重要量度。律師有效參與訴訟程度主要涉及律師介入訴訟數量與律師參與訴訟質量兩個方面的評價。在律師介入訴訟的數量方面，應聚焦司法案件中律師的覆蓋率。以刑事案件為例，2022年審判階段律師辯護率已達到81.5%，標志著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改革取得了較大成效，但仍有近20%的刑事案件無律師介入。有鑒于此，仍有必要將律師覆蓋率作為司法公正的評價指標。在律師參與訴訟質量方面，需關注律師參與訴訟的有效性，以及對律師權利的保障情況。為此，一方面需將庭審辯護實質化程度、律師辯護的專業性、律師意見的采納率作為直接指標，另一方面還應關注有效辯護的實現條件，將律師權利的保障程度一并納入司法公正評價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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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來自《中國法學》2026年第1期。本文章僅限學習交流使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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