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作品，是否只能以放大苦難為入口？

從非虛構作品面臨的現實挑戰說起

這幾年，女性題材和非虛構寫作，逐漸成為出版市場的一個熱門方向。

這類作品的不斷涌現，使原本不被看見的生命經驗得以進入公共視野，也讓讀者有機會直面那些粗糲而真實的生命故事，從而拓寬對他者生存處境的理解。

但與此同時，這類作品也置身更為復雜的灰色地帶，不得不直面書寫邊界與權力關系的深刻拷問：

特別是當“女性”“底層”“苦難”被不斷疊加，敘事很容易滑向一種不自知的代言——作者掌握了解釋權，卻未必真正理解書寫對象的需求；讀者獲得了情緒沖擊，卻可能無意中參與對他人苦難的消費。

事實上，在非虛構寫作中，倫理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議題。

尤其當書寫對象是普通人、是弱勢群體、是缺乏穩定公共表達位置和言說能力的人時，作者是否具備足夠的克制、耐心與自覺，能否在書寫受訪者的同時，也尊重他們的感受，不消費他們的生命經驗，越來越成為決定一部作品能走多遠的關鍵。

身為編輯，我自己也曾在策劃溝通原創非虛構選題時，遭遇過類似的倫理抉擇。

某些發生在公共系統內部的故事，盡管素材本身具備充分的故事張力，人物的成長弧光也足夠精彩，但一旦涉及具體書寫對象，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隱私邊界，最終只能選擇擱置。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實際的出版運作中，一部作品是否最終出版，有時又并不完全取決于編輯個人的判斷。

尤其是當作者在圈內享有盛譽，或者前作取得巨大成功時，即便新作可能存在倫理隱患，出版方也很有可能會在多方權衡下選擇繼續推進。

因為關于風險與邊界的判斷，勢必受到多重現實因素的影響。

如何在競爭的生存壓力與倫理考量之間找到平衡，本身就是行業長期面對的挑戰。

但拋開這些現實因素不談，僅從我個人的感受出發，過去一兩年，每每讀到一些以弱勢群體為書寫對象、卻在呈現方式上失衡的作品，我自己也常常陷入一種復雜的感受，甚至會反復思考：

這類將底層苦難放大的作品，在另一個圈層里傳播，它們究竟帶來了什么價值？這種對“苦難”的展示，又是否只是消費了那些本就生活在苦難中的人？

正是在這樣的反復思考中，我在評判非虛構作品時，愈發重視它們是否經得起倫理層面的審視。

值得慶幸的是，在接手《臍帶紀事》的文稿后，我越來越多地了解到背后的創作故事，更確信了這是一部經得起推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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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下的《臍帶紀事》實體書

《臍帶紀事》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

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臍帶紀事》由95后寫作者金蕨完成。

她用一年多的時間，輾轉中國10座城市，深入一個個普通家庭，與外婆、姥姥、奶奶們近距離交談。那些長期隱沒在家庭日常中的生命經驗，得以被認真聆聽與書寫。

在正式開始訪談之前，作者先在同齡人之間反復確認這項寫作的意義。在得到“這件事值得做”的回應后，她才經由朋友引介，進入他們的家庭進行采寫。

《講故事的人》中，陪同采訪對象回幼時居住的老宅

這種路徑看似天然帶有親近性，實際上卻將作者置于更高的倫理要求之中。

作為家庭之外的訪談者，作者既非完全的陌生人，又非家庭內部的成員，同時還因朋友的引介承擔著一份信任，因此更加需要謹慎地判斷提問的尺度與邊界。

為了成文，她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細節，而細節的獲取又往往意味著持續追問與反復確認：什么時候開口，問到哪一步，又在哪里停下……始終都是需要權衡的判斷。

實際上，拋開朋友引介的這種“弱關系”不談，無論以何種方式介入，非虛構寫作始終都要處理“與人相處”的關系結構：既要進入關系，又不能濫用關系；既有賴于他人提供人生經驗，又必須對得起這份托付。

如何在建立信任的同時，不將這種信任轉化為對他人經驗的單向索取，如何始終意識到書寫他人的權力，成為這類寫作中最需要自檢的部分。

若要做好類似的平衡，僅靠技術層面的熟練遠遠不夠，它還需要作者具備一種基于同理心的敏銳，以及在關鍵時刻選擇克制的自覺。

就像在《眼淚之書》一篇中，作者對成志美的一次發問，被負責翻譯的家屬低聲打斷，作者沒有選擇繼續追問。事后，她才知道，原來那個問題觸及了這個家庭兩代女性喪偶的痛感。

更為難得的是，這種“不掠奪”的自覺并不只停留在訪談當下的“姿態”上，更延續在后續一系列具體可查的倫理操作中。

在編稿階段，面對編輯提出的疑問，作者不會依賴經驗判斷或敘述慣性模糊帶過，而是選擇一次次和受訪者溝通、核實。

以《閩南華僑客》一篇為例，當我們對文中“骨折的二次傷害”提出疑議，作者會去回訪，明確那是“斷裂的骨頭插入大腿肌肉造成的損傷”。

這些看似瑣碎的確認，實則關乎他人的生命經驗能否被準確、審慎地呈現——這是寫作負責任的體現。

《閩南華僑客》一篇，稿件細節復核過程中的溝通記錄

不僅如此，這種對邊界的自覺并未止步于寫作的過程之中，而是被明確地延續到了作品完成之后。

由于作者始終將這本書視為對他者生命史的“講述”，而非對他人經驗的占有，因此在完稿之后，她選擇將敘述的最終確認權交還給講述者本人。

書中每一位女性長輩（或其家屬），都審閱了與自身相關的章節，所有呈現均獲得當事人的確認。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講述者不再只是被記錄、被引用的對象，而是成為對自身故事擁有最終發言權的人。

從編輯的角度看，這些等待、修改與反復確認，或許并不高效，卻恰恰構成了《臍帶紀事》最有力量、最不可替代的底層結構——它讓這本書在倫理上真正站穩了位置。

茸茸的姥姥柳樹梅在家中翻閱《臍帶紀事》實體書，在《奶奶得了抑郁癥》一篇中，柳樹梅作為茸茸家庭關系的一部分被提及，該篇主人公姜桂舉是茸茸的奶奶，與柳樹梅同住一棟單元樓

在寫作方法上，作者同樣經歷了一次艱難但關鍵的轉向。

在項目初期，她曾試圖還原一位老年女性完整的一生：厘清時間線，補齊事件脈絡……但在實際訪談中，這種寫法很快遭遇現實阻力。

正如作者在《臍帶紀事》序言中坦白的，在不斷追問生平細節的過程中，她反復陷入自我質疑：自己是否正在進行一種并不必要的信息抓取？

直到與朋友反復交流，她才驚覺，比起“事情發生在什么時候”，更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或許是當事人當時身處怎樣的處境，又帶著怎樣的感受。

不同的講述方式，本身就是一個人理解自我、安放記憶、回望一生的方式。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作者才在寫作中逐漸放棄了對“事實完整性”的追求，不再試圖還原線性的人生，而是將重心交還給講述本身。

然而，這一轉向落在實操層面卻并不輕松。

以記憶和感受為中心的講述，往往并不遵循清晰的時間順序，反而夾雜著大量的家常瑣事與情緒波動，真正重要的內容常常被包裹在層層“噪音”之中。

如何不急于篩選、不輕易打斷，而是在反復交談中耐心等候，正是這種寫作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它注定緩慢，也更為艱難。

稿件中關于致謝部分的閱讀標記

但也是因為肯下這種工夫，《臍帶紀事》最終呈現的，才不是被提煉成某種“景觀”或“符號”的苦難樣本，而是一段段更為完整、立體的人生。

以《奶奶的解放日記》主人公苗桂芬為例，讀者既能看到她幼年喪母、婚姻“受騙”、背井離鄉所承受的命運之痛，也能看到她因工作獲得自主性，與失散多年的姐姐重逢，在異鄉建立友誼，以及晚年與孫女同居的快樂。

苦難并未被抹去，但它不再是唯一的敘事重心，而是與人生中的悲喜交織，最終構成一位女性真實而復雜的一生。

除此之外，與這種敘事還原相呼應的，是《臍帶紀事》書中另一個看似細微卻極具分量的選擇——盡量不以“奶奶”“外婆”“姥姥”等親屬稱謂指代人物，而是使用她們的本名（部分為尊重本人意愿選擇的化名）。

當姓名取代了家庭角色，人物才不再只是某種親屬關系中功能性的存在，而成為完整的個體。

但無疑，這是一個會增加閱讀難度的決定，人物關系不再能被迅速辨認，讀者會經歷短暫的迷失。

為反復確認人物關系，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繪制的姓名與家庭結構示意圖（來自小紅書讀者@且聽風吟爾）

正如張春在讀后向作者提到的，在閱讀過程中，人物之間的關聯需要被反復確認。

我在第一次讀稿時，也同樣經歷過這種閱讀眩暈——明明是身處同一家庭最親近的三代人，祖母、母親、孩子卻對應著完全不同的姓氏，讀者無法像閱讀《紅樓夢》那樣，借助姓氏與字輩迅速完成定位，建立起人物關系的坐標。

但也正是在這種“名字不好記”的不適感中，一個更為結構性的事實被清晰地呈現出來：

當讀者無法再通過姓氏、字輩或親屬稱謂迅速識別人物之間的關系結構，文本迫使我們直面一個長期被忽略的現實——“姓”的部首是“女”，但在現實的家族秩序中，姓氏卻并非中性的標記，而是一條深植于文化結構中的臍帶，牢牢連接著父系繼承與權力分配；而那些與子孫血肉相連、承擔生養與照護責任的女性，卻在命名體系中不斷被轉移、被剝離，仿佛被文化悄然“嫁出去”。

也正因如此，在為這本書撰寫文案時，我寫下“我們以臍帶相連，卻因姓氏失散”這個句子，因為在我看來，《臍帶紀事》所觸及的，遠不止“女性的生命史”“家族記憶”這么簡單，它同時也指向命名體系、權力結構與情感聯結之間長期存在的斷裂。

當非虛構不再制造焦慮：

閱讀如何轉化為行動

如果一部非虛構作品在方法與倫理上足夠克制，在內容上又始終保有對人的尊重與關懷，那么它所產生的影響，往往不會止步于閱讀當下，而是會以一種更緩慢、也更持久的方式，重新作用于讀者的生活。

在反復閱讀《臍帶紀事》書稿的過程中，我很少感到一種被情緒推著向前的緊迫感，反而常常生出一種近乎“被時間托住”的平靜。

這種體驗，與書中呈現的時間尺度密切相關：當敘事的重心落在老年女性的一生之上，時間被自然拉長，許多困擾當下的現實問題——生活成本、收入多寡、個人選擇的得失——都會被安放在一個更長遠的維度中重新考量。

在這樣的時間結構里，人生不再只是效率與回報的計算題。那些與“成敗”無關，卻同樣重要的片段重新浮現：它們可能來自家庭，來自關系，來自命運中那些無法預期的轉折與饋贈。

而此時，閱讀也不再推動我們不斷向前，而是會讓讀者回望正在經歷的生活本身。讀者的注意力也會被重新引向具體而親近的關系——引向家人，尤其是那些長期被忽略卻深刻影響了我們生命走向的女性長輩。

《奶奶得了抑郁癥》一篇，作者在姜桂舉家訪談時拍下的花

正如書中所呈現的那樣，作者與同齡朋友所完成的，并不是一次單向的記錄，而是一種雙向的看見：長輩在講述自己的人生時，被鄭重對待、被認真傾聽；而晚輩也在這一過程中，重新理解家庭，重新理解自身。

因此，這本書真正喚起的，并不只是對“他人命運”的旁觀式共情，還有一種“晚輩傾聽長輩”的行動意識。

它提醒我們：記錄與聆聽，并不專屬于作家或學者，它可以發生在飯后的廚房、臥室的床邊，或是樓道里一次并肩同行的時刻。

它可以是一種溫柔而具體的家庭實踐，是一種雖遲但到的看見。

當閱讀成為一次家庭靠近的開始

來自作者收到的反饋

也正是在這樣的理解之下，作為編輯，在思考這本書的延展方式時，我們并不希望它只停留在“被讀完”。

所以，在隨書贈品的設計中，我們嘗試順著書中既有的邏輯，把關于“傾聽與回返”的方法，直接轉化為讀者可以使用的行動入口——

圍繞書中的主題，我們設置了一組循序漸進的問題，它們并非測試，也不是知識問答，更像是一份關于家庭記憶的“體檢”：

你還記得外婆、姥姥、奶奶的名字嗎？

如果不考慮她的家庭角色，她年輕時想成為怎樣的人？

她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

我們設計的附贈周邊「臍帶體檢卡」（左），以及作者收到的反饋（中、右）

也許，在回答的過程中，讀者會意識到，自己此前從未認真向長輩了解過這些問題，又或者，發現自己還想知曉更多。

在隨書贈品中，我們也邀請讀者寫下屬于自己家庭的一頁記憶，并通過二維碼提交，這些故事會被作者和編輯部看到，也可能被精選出來，在更多地方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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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碼和書影

從這個角度看，《臍帶紀事》并不是一本“完成態”的作品。

它更像是在打開一種可能性：當非虛構不再以獵奇或苦難制造閱讀快感，而是認真對待每一次講述，它便會把理解、耐心與行動重新交還給讀者。

閱讀不再止于最后一頁，它回到生活本身，回到那些原就與我們臍帶相連的人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