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選關鍵時刻，高市早苗突然“消失”，競選活動現重大轉折

日本大選緊要關頭，高市早苗突然缺席重要講話，日本首相最終還是選擇了避門不戰。

1月31號下午，高市早苗的競選車隊停在川崎，擴音器里喊得熱，自民黨的旗子也飄得很穩。高市在臺上那句“日元便宜是好事，日元貶值是好事”，一下子把空氣劃開了。

對出口企業來說，這句話當然能換來掌聲。食品也好，汽車也好，匯率一貶，賬面利潤看起來就“多出來了”。高市甚至順手點到外匯特別會計，說運用得“ほくほく”，意思是賺得發燙，像剛出鍋的栗子一樣甜。

米價、油價、電費、孩子補習費，哪一樣會因為“外匯特別會計”變得更便宜？你說日元貶值是好事，很多人第一反應不是理解宏觀，而是下意識摸一摸自己的口袋。那一秒鐘，政治敘事和生活體感就開始分家了。

這也是為什么我更愿意用“瓜達爾卡納爾”來比喻這一段，而不是滑鐵盧。

滑鐵盧是被打垮，是一場戰斗的終局。瓜達爾卡納爾不是立刻輸掉戰爭，而是第一次讓所有人看清楚，你的野心和你的補給不匹配。

高市那句“日元貶值是好事”，就像把補給線暴露在聚光燈下。你當然可以補一句“我不偏好強日元還是弱日元”。高市后來也確實在輿論反彈后改口，說自己并不偏向某個匯率方向。

但問題已經發生了。不是一句話能不能圓回來，而是選民開始問，你到底站在誰的那一邊？站在報表的一邊，還是站在賬單的一邊？

更關鍵的戲在周日早上。按原計劃，周日早上九點的NHK《日曜討論》是一個必須出現的舞臺。它不是一般的綜藝式露面，而是日本政治在選舉前把各黨主張擺上臺面的公共程序。

偏偏就在講話開始前，高市突然缺席。多家日媒與政黨方面給出的說法是“游說中手臂受傷，需要治療”。

在技術層面，這當然可以理解。人會受傷，行程會變更。可政治從來不只看技術層面。尤其是在昨天剛把“弱日元是好事”說得那么滿之后，今天就避開全國性直播的討論場，這個動作會被自動翻譯成另一個意思，那就是我不打算在理性公共空間里，把昨天那句話講清楚。

這就是“瓜達爾卡納爾之后”的那一幕。不是被打敗，而是開始棄陣。昨天的問題是補給線暴露，今天的問題是指揮者離開陣地。

你要真有把握，你就該去。你可以講“出口紅利如何轉化為家庭收入”，你可以講“能源進口如何對沖”，你可以講“財政如何把匯兌收益回到民生”，哪怕講得磕巴都行。政治的基本盤不是完美答案，而是愿不愿意承擔解釋成本。

缺席則把成本全部留給別人，讓對手在臺上講，讓觀眾在評論區罵，讓支持者在群里護。于是場面就會變得很日本，很網絡，也很殘酷。

日語里有個讓人背脊發涼的同音。闘爭和逃走都讀とうそう。有人把希特勒的《我が闘爭（我的奮斗）》故意寫成“我が逃走（我的逃走）”，不是為了耍嘴皮子，而是因為語言恰好揭開了人性的一條滑坡。斗爭一旦失去現實支撐，就會滑向逃走。

而且，是日本有名評論家以此暗指高市早苗約等于希特勒！再看《日曜討論》，討論的とうろん如果被拿來改寫成“逃論”，你會覺得像段子，可段子背后是判斷。

一個政治人物不出場，不回應，不解釋，不承擔，那就不是討論，而是用缺席完成“逃論”。你可以繼續喊口號，可以繼續強調國家處境，可以繼續把外部緊張當作動員燃料。但只要你不肯站到討論席上把賬講明白，公眾就會把你的“斗爭姿態”讀成“逃走動作”。

所以那兩天串起來看，結構就很清楚了。解散眾議院像珍珠港，搶的是時間，打的是節奏，短期還真可能有效。

那句“日元貶值是好事”像瓜達爾卡納爾，暴露的是能力，暴露的是你到底拿什么給社會補給。周日缺席《日曜討論》則更像瓜達爾卡納爾之后的撤退動作。不是全面潰敗，卻是最傷士氣的那種退。

它告訴所有人，你可能還站在臺上，但你已經不愿意站在問題面前。到這里，民調掉不掉都只是表象。更深的變化是，你開始失去解釋權，也開始失去把敘事重新擰回來的自由度。

政治最怕的不是犯錯，而是犯錯之后不敢上桌。珍珠港之后還能編故事，瓜達爾卡納爾之后故事就會越來越難編。因為補給和生活不講情面。

你可以說日元貶值對出口有利，你也可以說外匯特別會計賺了錢。可當民眾的購物籃越來越輕，你還把這當作“好事”，再用缺席去回避追問，那就不是滑鐵盧那種一戰定輸贏，那更像二戰里那種漫長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