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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城位于今重慶市奉節縣瞿塘峽西口的白帝山上,地處瞿塘峽口,東望夔門。白帝城因其天生易守難攻,成為古代歷朝兵家的必爭之地。攝影|魏啟揚
從先秦的巴楚爭雄到當代的工程奇跡,長江三峽的“咽喉”功能歷經三千年滄桑而綿延不絕。從古代的軍事要塞(白帝城)、近代的經濟命脈與民族屏障(三峽航道)、現代的綜合樞紐(三峽工程),三種形態層層遞進,既延續了其地理核心的本質特征,又根據時代需求不斷賦予其新的內涵。
古代人力咽喉白帝城:
亦天險,亦要塞
白帝城,位于今重慶市奉節縣瞿塘峽西口的白帝山上,扼守長江三峽之首——瞿塘峽的出口,自古以來便是“控荊楚而引巴蜀”的戰略要地。其地勢險峻、江流湍急,山高峽深,天然構成一道難以逾越的軍事屏障。
白帝城作為軍事重鎮的歷史可追溯至戰國時期。巴、楚兩國均為長江流域重要的諸侯國,春秋末至戰國初,雙方為爭奪長江上游控制權屢起沖突。《華陽國志·巴志》載:“巴楚數相攻伐,故置捍關、陽關及沔關。”這說明早在戰國時期,瞿塘峽口就成為巴國抵御楚國西進的前沿陣地,設有捍關這一重要軍事屏障。
西漢建立后,中央政權進一步強化對這一區域的控制,《漢書·地理志》記載,魚復縣(今奉節)設于白帝山,并置“江關都尉”鎮守水道,形成“城隨山立,關依峽設”的軍事布局,奠定了白帝城作為長江上游門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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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奉節白帝城廣場諸葛亮像 圖片來源 | 視覺中國
真正使白帝城聲名遠揚的,是三國時期的夷陵之戰與永安托孤。公元222年,劉備為報關羽之仇,親率大軍東征孫吳,卻在夷陵之戰中被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危急關頭,劉備退守白帝城,依托瞿塘峽天險收攏殘部,穩住陣腳,在此建立永安宮以固守。次年病逝前,他將后主劉禪托付諸葛亮,上演了千古傳誦的“白帝托孤”。這段分析揭示了白帝城作為三峽西口的戰略價值:它既是外部勢力進攻巴蜀的必經之路,也是巴蜀政權退守自保的最后屏障。這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地緣優勢,使其成為三國時期地緣政治博弈的核心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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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廟是一座跨越千余年的古老廟宇,從東漢初至明朝,供奉多位歷史人物,最終定格為祭祀三國劉備及其忠臣的殿堂,是長江三峽地區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攝影|黎明
白帝城的軍事地位在南北朝至唐宋時期持續強化。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陸騰平定信州蠻亂后,因白帝城易守難攻又控制水道,恐其再為蠻僚所利用,遂“于劉備故宮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筑城,移置信州”,進一步加固了城池防御設施。至南宋末年,面對蒙元鐵騎南侵,白帝城成為四川山城防御體系的關鍵一環。淳祐二年(1242),為構建完整的抗元防線,夔州治所再次遷回白帝城,“以便與釣魚城等形成一套山城防御體系”,共同抵御蒙元軍隊的進攻。另有考古發現證實,南宋時期的白帝城規模宏大,“縱橫7000余米的古城墻”依山傍水、憑高控深,同時配有“一字墻”、烽燧、鎖江鐵柱等先進防御設施,構成了“城-關-江”三位一體的完整軍事攻防系統。這種將自然地形與人工防御完美結合的建設模式,正是古代“人力咽喉”的典型特征——以地形補人力,憑借天險構建起穩固的戰略防線。
近代經濟和軍事咽喉:
保經濟,屏列強
進入近代,隨著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長江流域因其巨大的經濟潛力而成為列強爭奪的焦點,三峽航道也成為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戰略通道。
1876年,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煙臺條約》,其中明確規定“增開湖北宜昌、安徽蕪湖、浙江溫州、廣東北海四處為通商口岸”。此舉的核心意圖并非僅僅開放一個通商口岸,而是要打通宜昌-重慶內河航段,進而控制長江上游經濟腹地,掠奪四川盆地的茶葉、藥材、木材等戰略資源。三峽天險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輪船通行,但也因此成為保護四川免受列強全面殖民滲透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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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赤甲山頂的三峽之巔向西遠眺,瞿塘峽和白帝城盡收眼底。白帝城是長江三峽歷史演變的見證者,也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性跨越的見證者。攝影|黎明
這一屏障作用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頂峰。1938年武漢失守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三峽地區成為拱衛戰時首都的最后防線,而白帝城所在的瞿塘峽與西陵峽石牌要塞遙相呼應,構成了完整的三峽防御體系。1943年,日軍發動鄂西會戰,企圖突破石牌要塞,溯江而上攻占重慶。石牌位于西陵峽西端,距白帝城約200公里,同屬三峽天險的核心區域,中國軍隊依托三峽險峻地形,構建起多層次防御體系,海軍在石牌設置第一炮臺,陸軍則利用崇山峻嶺展開伏擊,成功粉碎了日軍西進的戰略企圖,此役被史學界譽為“東方伏爾加格勒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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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中的信號臺。川江信號臺是是川江上特有的助航設施,起源于古代舉旗擊鼓的導航辦法。1915年,英國人蒲蘭田在萬縣孤攤設立了第一座現代信號臺,此后信號臺逐漸增多并不斷升級設備,20世紀后,隨著三峽蓄水工程與航道改善,大部分信號臺被拆除,目前僅余20多座信號臺佇立兩岸。圖片來源 | 長江重慶航道局宣傳處
此外,盡管白帝城并非此戰的主戰場,但其所在的瞿塘峽作為三峽最險要的地段,構成了整個防御縱深的西端支點。一旦石牌失守,白帝城將成為阻擋日軍西進的最后一道防線,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
現代工程咽喉:
天險不再,提供服務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對長江的治理進入全新階段。三峽工程的論證與建設,標志著人類對“長江咽喉”的認知與利用邁入全新高度。工程選址于西陵峽三斗坪,其核心目標之一正是徹底解決三峽航道千年險阻,實現對整個長江上游水系的綜合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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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14日,三峽工程開工。 資料圖片
壩址選定三斗坪并非偶然,而是經過長期科學論證的結果。三斗坪幾乎集中了國內外所有高壩壩址的優勢:一是基巖為優質花崗巖,適宜修建高壩;二是地處弱震區,地質穩定;三是河谷開闊,右岸有中堡島,便于布置大壩、電站、船閘等設施,有利于施工導流與航運維持。壩址的選定,從根本上保障了三峽工程的安全與效益,成為“工程咽喉”的核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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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6日,三峽雙線五級船閘通航。攝影:王連生
三峽工程采用175米壩高方案,這一設計經過了反復論證與優化,是防洪、發電、航運與庫區移民安置等多個因素間綜合考慮取得的最優平衡。這一方案在水資源利用、能源生產與內河航運三個維度,都實現了歷史性突破,將長江的自然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紅利。長江中下游歷來是洪水多發區,歷史上“十年九澇”,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175米壩高對應的總庫容達393億立方米,其中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工程建成后,長江中下游荊江河段的防洪標準從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江中游的洪水威脅。發電功能為國家能源結構調整提供了強大支撐。三峽水電站安裝32臺單機容量7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年均設計發電量約882億千瓦時。這些清潔水電輸送到華中、華東、華南等地區,有效緩解了我國能源短缺與環境污染的矛盾。三峽工程的發電效益,不僅保障了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更推動了我國能源結構向綠色低碳轉型。航運改善是三峽工程的又一重大貢獻。傳統三峽航道險峻,灘多流急,通航能力有限。三峽工程建成后,通過雙線五級船閘和垂直升船機,徹底改善了川江航道條件。船閘可通過萬噸級船隊,升船機過壩時間僅需40分鐘,使長江真正成為“黃金水道”,極大地促進了長江上游地區的物資流通與經濟發展。
三峽工程泄洪 攝影:鄭斌
(豎圖請橫屏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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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工程的本質,是將自然天險轉化為服務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綜合樞紐。它不再是依賴“人力咽喉”的被動防御,而是主動塑造一條安全、高效、綠色的“工程咽喉”。三峽工程的建成,使三峽地區完成了從“自然天險”到“工程咽喉”的歷史性轉變。這種轉變,不僅是功能上的升級,更是發展理念的跨越。現代的“工程咽喉”聚焦于資源利用與國家發展,體現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變革。
如今,長江經濟帶建設正在深入推進,三峽地區依然是核心節點。作為長江的咽喉,它連接著上游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與下游的長三角一體化,在長江經濟帶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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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河流地理與水文化
責編:左凌仁 王旭輝
美編:劉彬躍
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 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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