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陳云同志指示公安部：把潘漢年的卷宗送來，此案要重新調查

1977年8月，上海龍華殯儀館外下著小雨，悼念潘漢年的人群卻擠滿了長長的道路。人們議論紛紛：“潘副市長到底犯了什么大錯？一輩子浴血抗日，說他有‘歷史問題’，到底是什么問題？”這種疑問很快傳到北京，也傳到了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陳云耳中。

時間轉到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陳云看完一份簡報，合上眼鏡，抬頭對秘書說：“電話打到公安部，潘漢年的卷宗，一件不漏，下午送來。”聲音不高，卻不容置疑。兩小時后，裝著厚厚檔案的牛皮紙袋被搬進了陳云的辦公室，十幾年來塵封的往事，重新被拉開。

陳云為何突然出手？原因并不神秘。改革開放初期，平反冤假錯案成為清理黨史的重要環節。潘案是個繞不過去的坎：時間拖了二十五年，涉案者又是馳名海內外的情報奇才，越晚澄清，越影響黨心、軍心、民心。更現實的壓力在于，廖承志、胡立教、夏衍等熟知內幕的同志屢次反映：“潘漢年不是‘特務’，是大功臣。”陳云必須給出一個說法。

為了不遺漏細節，陳云不僅調卷，還約談知情人。那天晚上，東交民巷一間燈火通明的小會議室里，夏衍回憶起往事，聲音沙啞：“潘老弟當年在上海送出的情報，救了多少人啊。”言辭激動，停頓幾次才壓住情緒。陳云靜靜聽，偶爾記錄，眼神里滿是專注。調查組此后分三路：一路核對原始電報，一路走訪老戰友，一路梳理中央舊檔。凡涉機密，只能在指定屋內查閱，門口24小時值守，可見慎重。

案件的源頭要追到1943年。那時，37歲的潘漢年以華中局情報部長身份潛入偽都南京。李士群、胡均鶴突然逼他去見汪精衛，想借此向汪邀功。短暫談話里，潘一句“我可把你的話轉給延安”，既穩住汪，也留下了風險伏筆。事后他未及時報告，十二年懸在心頭。

1955年3月，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號召干部自報歷史問題，強調“隱瞞不報，罪加三等”。潘想到南京那一幕，夜不成寐，終在陳毅處交代。陳毅寫信代呈，毛主席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即，潘被捕。此后二十二年，他在獄中、病榻上反復申述，卻始終無果。

問題就卡在“私見汪偽頭子”這幾分鐘的會面。有人認定他被策反，有人堅持那是苦肉計。1955年5月29日，李克農上送報告，詳細列舉潘多年來的情報功勞：從蘇德戰爭爆發的預判，到太平洋戰爭前夜的秘密情報，樁樁件件，都可在中央檔案中對照。然而，這些材料當年未能左右定案。政治風云有時比槍林彈雨更難躲。

有意思的是，陳云本人對潘的印象并不止于紙面。早在1933年，他在瑞金和這個年紀輕輕卻能背誦《史記》的江南青年并肩工作，知曉其膽識與文才。1977年陳云南下養病時，偶從老友口中聽到潘的境遇，心中“咯噔”一下：如果真的冤了一個功臣，歷史豈能再拖？

中紀委的復查持續到1982年5月。調查報告厚達二十余萬字，附證據材料三十余卷。證人證言、日偽檔案、地下黨電報、中央決策批示全部串聯。核心結論只有一句：1955年定性不當，缺少關鍵背景與上下文。8月23日，中紀委公文發出，為潘漢年徹底恢復名譽、政治待遇與黨籍，并抄送國務院、總參、上海市委。

通知電傳上海時，已近深夜。守機室的老電報員讀完長長的加急件，摘掉耳機，低聲說了一句：“總算等到了。”短短一句，卻比任何豪言壯語更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潘案平反對情報系統觸動極大。許多隱姓埋名的老地下工作者從此敢挺直腰板，有人晚年才拿出當年密寫的藥水筆，“原來真的用得上。”也有人嘆息，錯過了見證正名的同袍。

回望陳云這步棋，不只是“為同志平反”那么簡單，更關乎黨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公信力。對錯要分清，是非要說透，功勞與過失皆有據可查，才能讓后來者心里有桿秤。歷史不會開口，卻從不失語；檔案不會撒謊，卻需要有人去翻開。陳云選擇了在1980年的冬天動手，也給潘漢年、給那段秘密戰線，畫上相對公正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