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一貨郎”救下三千名紅軍將士，政府曾6次組織尋找！

1934年那年冬天，伏牛山冷得能把人骨頭縫里都凍裂了，紅二十五軍幾千號人困在山里，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糧彈緊張，山谷里一片死寂。很多小戰士趴在石頭上寫家信，開頭都是：“爹娘見信如面，孩兒可能回不去了……”

誰都沒想到，這支后來走出劉志丹、程子華、鄭維山等一大批將領的隊伍，會被一根扁擔和一個貨郎，從絕境里硬生生帶出去。

那個貨郎，叫陳廷賢，要不是后來全軍六次找人、地方黨史一遍遍核對，陳廷賢這個名字，很可能就埋在盧氏縣一個普通工人的檔案夾里，沒人知道他曾經干過什么天大的事。

1912年的一個深秋，陳廷賢出生在山西晉城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家。

“窮”是啥樣？父親早早去世，家里只剩一副快被風吹倒的土墻、一床打著補丁的破被、一堆嗷嗷待哺的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咳嗽就喘不上來氣的娘。

十二歲那年，家里實在熬不下去了，娘塞給他一個布袋：“你出去要點口飯吃，活一個算一個。”

他先一路往南，去了晉南。那地方是比老家好一點，可討飯的多，能剩下來的飯就少，他白天挨家挨戶敲門，有人給一碗糠，有人扔幾塊冷硬的窩頭。

別人是邊走邊吃，他舍不得。小心翼翼揣在懷里捂熱了，留著轉頭喂最小的弟弟。

十四歲，他跟著表哥去了鹽井，給人挖鹽，下井就是一整天，鹽水泡得皮糙肉爛，很多人腳底板潰爛得見骨頭，他抹一把眼淚，第二天又跳下去，因為不下井，就得回家看弟弟妹妹餓肚子。

干了幾年鹽，又聽說賣糕點能掙幾個錢，他又跑去糕點鋪給人當學徒，和面、燒火、洗盆子，從最粗笨的活兒干起。師傅嫌他笨，罵他“榆木疙瘩”，他晚上趁大家睡了，在案板上反復練捏花、搓條。

有一次，師傅出門，他照著樣子烤了一爐桃酥。爐門一開，香味竄出去老遠，街上的孩子們扒在門縫往里看，師傅回來嘗了一塊，哼了一聲：“勉強能賣。”

從那之后，他挑上扁擔，裝滿自個做的糕點，開始在豫晉之間跑集賣貨。

運城、三門峽、盧氏，甚至更偏的山村，他都走過。羊腸小道、亂石坡、密林深澗，他一趟一趟地跑，哪里有水源、哪塊石頭踩上去會滑、哪條路夏天下暴雨會塌方，他用腳底板一點點記下來。

窮人求生，有時候就是靠這點“路感”。

誰也沒想到，這一點點攢下來的路感，有一天會救下三千條命。

1934年冬，紅二十五軍悄悄朝豫西一帶推進，這支部隊挺特殊，很多戰士是鄂豫皖蘇區打出來的孤兒，一身破棉衣、腳上草鞋，最小的還是半大孩子，軍長程子華，看著他們就像看著自家弟弟妹妹。

按照原計劃，紅二十五軍是要從河南盧氏附近穿過伏牛山，往陜南方向去，和西北根據地接上，可他們剛一踏進盧氏地界，就發現事情變味兒了。

國民黨早就算準他們有這手，幾路人馬提前布好了口袋陣。

幾個關鍵關口——五里川、朱陽關——被敵軍死死扼住，山下暗堡、山上明哨，槍炮壓著路口，后面還有追兵窮追不舍，北面是冰冷到能人直接僵在水里的黃河。

能走的大路，全被堵死了。

山谷里，炊煙都不敢冒，怕被敵人發現。紅軍戰士嚼樹皮、煮草根，有的孩子夜里肚子餓得疼，蜷著身子抖，一邊抖一邊還在背部隊發的“抗日救國”傳單。

程子華幾天沒合眼，最后咬牙拍板：不能就這么坐著等死，必須有人去找路。

偵察兵悄悄放出去，一隊一隊地摸上山，讓他們找當地人打聽小路，問題是，那會兒國民黨把“紅軍要分田地、要搶人小孩拉壯丁”的謠言放得滿天飛，老百姓怕得很，看見穿灰軍裝的就閃，一句真話都不敢多說。

就在這個當口，幾名偵察兵在山腰看到一個身影：破棉襖，肩上扁擔，兩頭掛著籠屜，喘著粗氣往坡上爬。

貨郎，這倆字對當時的農村人來說，幾乎等同于“這人路熟”。

幾個偵察兵對視一眼，沖上去把人攔住。有人緊張地說：“老鄉，我們不搶東西，我們是……從外地來的隊伍，迷路了，想問問這附近的山路。”

那人起初戒備，眼神在他們身上來回打量。

肩上扛槍的，是娃娃臉，凍得嘴唇發紫，還憨憨地笑著從懷里掏出一點干糧遞給他：“老鄉，你先吃口。”

他低頭，看見他們腳上草鞋邊緣全是血印，鞋底都磨穿了，還是擠在一起取暖，那一瞬間，陳廷賢心里那點警惕慢慢散了，他知道這幫人不是拖家帶口的土匪。

“你們是紅軍吧？”他聲音很低，帶點試探，偵察兵面面相覷，沒否認

“好。我帶你們走”他把挑了一路的糕點放到一邊，跟著偵察兵進了紅軍臨時駐地。

程子華見到他的第一反應就是：這人不簡單，不是因為穿得怎么樣，而是眼神里有種又怯又倔的勁兒，典型的窮苦老百姓眼里那種“認了”的硬氣。

簡單問明情況后，陳廷賢把伏牛山附近的地形在地上用樹枝一點點畫出來：“大路你們肯定走不了，五里川、朱陽關都有埋伏，往這邊，有條放羊人走的小道，從山梁背后繞過去，能貼著山脊鉆出去，直接下到陜南那邊。路難走，人多不好擠，不過能躲開敵軍。”

幾句話，基本把整個破局方案給捋出來了。

夜里，紅軍立即緊急調整，輕裝簡行，收攏隊伍，陳廷賢走最前面，扁擔橫在肩上，一步一試地踩著前頭的路。

那條路，真不是給成千上萬部隊走的，是當地放羊人、打柴人踩出的一線天小道。

一邊是山壁，一邊直接是深溝和懸崖，有時候，幾乎只能側著身子一點點蹭過去，稍微腳下一滑，就是掉下去粉身碎骨。

白天，隊伍就縮在山洞、亂石背后，壓低聲音不說話，夜里，借著微弱的星光，一串串人影跟著扁擔的輪廓挪動。

有戰士摔倒，槍從山坡上滾下去，發出細微的撞擊聲，大家一齊屏住呼吸，陳廷賢回頭，趴在地上伸手去夠，手背被石頭磋得血肉模糊，還是先把槍推回到戰士腳邊，再緩慢起身。

遇到山澗，他先下去探路，摸清了借哪塊石頭能起腳，再回頭一個個扶人，遇到灌木擋路，他拿扁擔一頭撥開枝條，自己身體先探出去，把最難走那一段替別人踩實。

三天三夜，紅二十五軍就這樣像一條灰色的細線，在敵軍的封鎖圈外緣悄悄游走。

等翻過最后一截山梁，前面出現陜西方向那片開闊地時，很多戰士當場就坐地上了，鞋底貼著土，眼眶發紅，他們活著走出來了。

也就是這支被貨郎帶出去的隊伍，后來才有機會繼續北上，1935年抵達陜北，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成為西北紅軍的重要力量骨架。

突圍成功那天，程子華把自己身上僅有的一疊銀元掏出來，足足有兩百大洋，拉著陳廷賢的手：“老鄉，這條命，是你幫我們掙回來的，這點錢不多，是大家的一點心意，你拿去補貼家用。”

兩百大洋，在那個年代，對一個貨郎來說，是一輩子都難攢下來的數。

可他只是愣了一下，隨即拼命搖頭，手往后縮：“錢我不能要。你們是給窮苦人打天下的，我帶路，算不得啥，這錢，你們留著買糧、買藥。”

兩人就這么推來讓去，誰也不肯讓步，最后，程子華嘆了口氣，收回錢，從挎包里摸出一張白紙，蹲在地上，寫了幾個大字，又鄭重蓋上了軍隊的紅章。

“那錢你不收，這個你得收下。”

紙一折，遞過去，上面寫著的是：“你是共產黨的人。”

那會兒的“黨員證明”，遠沒有今天的手續繁瑣，也談不上什么組織關系轉接。可對他們倆來說，這就是一紙誓約。

回家之后，陳廷賢把紙條塞進屋梁縫里，連娘都沒敢說。

他知道，這東西在今天，是“光榮”；在那個鬼天氣里，被民團、國民黨抓到手，就是“通共”的鐵證。

后來消息不知道哪兒走漏的，盧氏一帶的民團找到了他，天沒亮就把他從炕上拖起來，五花大綁扔進城隍廟后面那間破屋里。

幾天幾夜，拷打沒停過，上刑的手法，老百姓都懂：夾手指、燙腳板、吊起來打、潑冷水。問的只有一句話：“你給紅軍帶沒帶路？”

他嘴里只剩一個說法：“不知道。”

被打得人事不省了，就往臉上潑一盆涼水，醒了繼續。到后來，嗓子啞得發不出完整的音，他還是搖頭。

第四天，民團的人看他快不行了，又什么都問不出來，只能罵罵咧咧地把他往外一扔。

他一路爬回家，渾身血糊糊的。娘一看，癱地上哭到喘不過氣，他躺炕上昏過去，睡了整整三天。醒來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傷口，而是翻了半天屋梁，摸到那張紙條還在不在。

找到那張紙，他才真正松了口氣，紙上那個模糊的紅印，是他心里唯一不肯放的東西，他不會拿這張紙去換什么好處，卻拿它當成一條看不見的規矩來束自己。

后來日本人來掃蕩，村里很多房子被燒了，他家的屋梁也塌過兩次，他冒著煙沖進去搶東西，娘以為他是去拿糧，其實他心里惦記的是那一紙“證明”。

最后那次大火，房倒屋塌，紙條也沒有了。

等新中國成立，他的生活終于從挑扁擔走山路，變成在國營副食品廠揉面、烤餅，人還是那個老實巴交的樣子，活也照樣利索，領導看他踏實，安排他當了個組長。

五十年代末，有一次單位開政治學習，大家輪流講自己“跟黨走”的經歷，聽著聽著，他心里那根弦又動了。

散會后，他悄悄找到廠里的黨支部書記，說自己有件事憋了二十年想說。

書記推了推眼鏡：“啥事？”

他支支吾吾了一陣，才說：“我年輕的時候，給紅軍帶過路，軍長給了我一張紙，說我是共產黨的。”

書記愣了愣，眼睛一下亮了：“那可是好事！那你這組織關系得補上啊！”話說到這里，氣氛一下熱起來了。可緊接著的一個問題，把氣氛又澆滅了。

“那張紙呢？”

他低下頭，聲音低得快聽不見：“那年鬼子掃蕩，房子燒了……連那紙一起燒沒了。”

書記長久不語，最后只說了一句：“沒憑證，就不好往上報啊，”后來，他又試著寫過入黨申請，把當年帶路的經過一條條寫進紙里，有人相信，有人皺眉，也有人在茶館里悄悄議論：“沒照片、沒紙條、沒證人，誰知道是不是真事？”

他也不解釋，照舊早起晚歸，和面、烤餅，開會讓干啥干啥，對他來說，那張紙雖然燒了，但心里的那句“你是共產黨的人”沒散。他把入黨沒批下來，當成是“組織還沒找到我”，而不是“我不配”。

幾十年就這么過去了，1980年代初，解放軍開始系統編寫紅二十五軍軍史，寫到1934年盧氏突圍那一段，所有老兵都提到一個人：挑扁擔的貨郎。

有人回憶說：“沒有那個貨郎，我們大概就被消滅在伏牛山了”可問名字，就糊涂了。“陳什啥”“山西人”“會賣糕點”……線索全是零碎的。

程子華那時候已經是老將軍了，談起這樁舊事，還是會抹眼鏡，他一遍遍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那個人，得想辦法找到。”

從1983年開始，軍委和地方一起找人，資料里記的是“陳廷賢”，結果一傳十、十傳百，跑到地方干部嘴里，變成了“陳延獻”“陳廷現”，偏差不大，卻足夠讓線索一找就是空。

小范圍摸排、查戶籍、跑山西晉城、跑河南盧氏，前前后后六次，都是無功而返。

直到1985年，軍史工作組在一次地方檔案整理中，終于碰到了一份職工檔案——盧氏縣副食品廠，職工陳廷賢，已于一年前病逝。

“貨郎”的真正名字，這才終于和當年軍史上那根扁擔對上號，可等人找到陳家，陳廷賢已經走了一年。

他臨終前，躺在小小的土房里，神志恍惚，一直拉著兒子的手交代：“等我死了，把我埋到黨校旁邊，頭朝著黨校，臉沖著紅軍走過的山路，我想天天看著他們走。”

一個連黨證都沒領到的人，到最后還惦念著“離黨近一點”。

這個遺愿，當地政府給他圓了，1986年，盧氏縣在黨校旁邊的公墓安葬了他，為他立了一塊新碑。碑石不高不大，干干凈凈地刻著：“陳廷賢，1934年紅二十五軍突圍引路人，共產黨員。”

這一次，沒有人再質疑他是不是在“編故事”，也沒人再用“沒憑證”來堵他，一個扁擔，一段山路，三千多條命，加上半個多世紀默不作聲的堅守，終于換來這六個字。

很多英雄身上，有槍、有刀、有戰功；陳廷賢身上，只有一根扁擔、兩只繭手，和一句早就被火燒掉的“證明”。

可他幫紅軍挑過去的，不只是那幾年伏牛山的山道，還有后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