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何要給老北京的寺廟作志

　　新華社北京2月6日電 2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他們為何要給老北京的寺廟作志》的報道。

　　“它用各種方式豐富了人的生活，在這里我們可以遇到整個世界。”

　　寒潮來臨之前，法國文化中心充滿現代感的大樓里，法國漢學家呂敏談起讓她倍感溫暖的老北京寺廟。鞠熙就在旁邊，拿著由她們撰寫的最新一卷《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

　　過去的20多年里，她們和團隊其他成員一道，從地圖、回憶、鋼筋水泥的縫隙里找到了200年間北京內城存在過的近2000座寺廟——真正意義的找到，踩上那片土地，見到所有認識它的人，即使磚瓦已經湮沒，變成雜院或是一片綠地。

　　很多人都對這個數字感到驚訝，大家很難想象，100多年前站在北京內城任意一個點上，不到150米就會有座寺廟。

　　施舟人給這樣的北京取了一個名字——“千廟京”。這位出生于瑞典的著名漢學家充滿對中國寺廟深厚的感情，“實在是那么豐富和有吸引力”“古老的歐洲城市中，只有羅馬和威尼斯才能與之相比”。

　　人們給蜘蛛做牌位，跟大樹交朋友，做東請神仙吃飯。這里是神佛的家，也是人的花園、集市、會客廳和調解所。人佛比鄰，萬物有靈。

　　2025年12月，《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第七卷）》出版。

　　2026年元旦假期，宏恩觀中正在進行公共活動。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徐歐露攝

　　鞠熙覺得，這不只是一本關于歷史的書。穿梭于水泥森林下的“田野”，這位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教授越來越感到，“今天，尤其在今天，我們需要重新認識這些寺廟”。

“無法與之相比”

　　一切始于2002年。呂敏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演講，題為《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圖〉的二排六段，初步調研北京鐘樓一帶的廟宇》。

　　這之前，她拿到一張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繪制的《京城全圖》。地圖里面，當時的北京城被分為17排，每排又分11段，其中標注了內城829座寺廟。

　　地圖外面，這座千年古都其時正在經歷大規模拆遷改造。呂敏在中國的第一個家——紅星胡同，一半已經被大馬路“吃”掉了。

　　她搬到了西城的小黑虎胡同，因為胡同里曾有座金爐圣母鑄鐘娘娘廟，廟前有對黑色石雕老虎而得名。《京城全圖》里，小黑虎在第二排第六段，她在附近做了一次調研，寫下了那篇演講的內容。

　　呂敏說，以“風土”“風俗”“景物”為名的中國作品，不太關心建筑的古老程度，而是關心人與建筑的關系，人在空間中的活動，以及記憶賴以維系的物質印跡。

　　2003年，呂敏所在的法國遠東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合作啟動“北京寺廟碑刻與社會史”項目，以《京城全圖》為底圖，輔以近現代地圖展開調研，希望“理解寺廟在城市中的作用及其與市民的關系”。鞠熙那時還在北師大讀碩士，隨老師參與進來，與呂敏成為之后最重要的組織者之一。

　　他們驚訝地發現，1750年到1950年間，在北京內城——明永樂皇帝遷都后最早修建的城域，即舊城“凸”字形上端部分——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經存在過近2000座寺廟，平均每平方公里坐落過約50座。

　　“這個寺廟密度是非常可觀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場所很多的羅馬、巴黎、倫敦等，從數量上看，也無法與之相比。”鞠熙說。

　　因為內城保存相對完整，他們決定為這里的每座寺廟寫一則小志，不論仍存還是久廢、翻修或是傾圮。《京城全圖》上屬于內城的有11排，于是《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設計為11卷，從北向南，一排一卷。

　　只要有過記錄的，都會被訪到。從2004年起，第一次全面調研進行了4年。他們拿著地圖走進胡同，尋找碑刻、拓片，收集文獻和檔案，盡可能地追尋街坊們的回憶。

　　很少有人愿意投這樣“冷門”的項目，資金捉襟見肘。先后參與調研、整理的有幾十人，大多是學術友人、學生、志愿者，一點點錢，“完全是心意性的”。法國漢學學者阮如意參與了大量田野調查，最多時幾乎每天扎在胡同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趙超研究古代石刻，前幾卷的碑刻文稿抄錄完后，大多由他幫忙審校，都是利用休息時間一點一點磨。

　　可被問到遇見過哪些困難時，呂敏想了好一會兒都沒想起來，“有困難嗎？哎呀，只有樂趣。”

　　那些碑刻和文獻里是另一個“神州”——有皇帝御賜，也有消費社會的萌芽，有僧道善信殷切的祈愿，還有女性性別意識的興起。他們想弄明白，這個古老文明的都城，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寺廟？

不是“寺廟”的寺廟

　　如果在民國時期，一個初到北平的旅人打開時興的《北平旅行指南》或是《帝京景物略》，多半會被引到一座寺廟。

　　崇效寺的牡丹，極樂寺的海棠，天寧寺的芍藥，都是頂有名的京城勝景，人們來此游樂宴集，“與歲時相表里”。法源寺的丁香花“恢宏為他寺所無”，直到今天還舉辦丁香詩會。

　　打正月起，這座城市每個月都有廟會，神仙生辰演變而成的市集上，晨鐘暮鼓和說書唱戲一起交響。廣東中山圖書館所藏的《民初日記》里，日記主人去隆福寺和護國寺購物游玩，目的都不是燒香敬神。每年最盛大的要數農歷四月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的朝香廟會，《燕京歲時記·妙峰山》記載，“人煙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

　　關于中國城市中寺廟的作用，最先研究的是具有外來視角的美國學者。霍姆斯·韋爾奇認為：“（中國）寺廟提供的三種公益功能：公園、旅舍和休養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機構提供的。”

　　呂敏感到，“中國寺廟的功能比法國或西方教堂的功能要豐富，起的作用不一樣。寺廟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

　　對當時的人來說，他們可能一輩子和寺廟鉤織在一起。廟宇常作私塾、書院的“教室”。一些家廟類似贈送女兒的嫁妝，有時只在女性中繼承傳遞。這里還充當著圖書館，特定的日子里居民能到寺里翻閱經書，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第一個館址就設于什剎海畔的廣濟寺。光緒二年刊刻成書的《朝市叢載》，記錄了北京31座寺廟都有出租殿房作旅店的服務。同一個屋檐還會為鰥寡孤獨提供安身之所。

　　“寺廟其實是一個讓我們可以看到、可以觸摸的社區，它承載了當地人的歷史和回憶，我們說社區是想象性的，但是在這里就可以讓它變得實體化。”呂敏說。

　　這種功能上的差異，她覺得跟中西方古代城市的公共空間規劃不無關系。“西方有另外一些公共場所，公園、動物園、廣場，而一般認為中國20世紀初以前沒有公共場所，那時候這些都集中在寺廟。”

　　這又不僅僅是場所的區別。“西方的教堂更嚴肅，我們會說是‘神性的’，（跟世俗）要分得很清楚。”呂敏說。

　　而在寺廟里，香客和居民穿梭、聚會、吃飯喝茶，戲臺、集市甚至與主殿相鄰，連儀式都是如此。

　　“你會發現中國那些最重要的集體性儀式，是東家來出錢，由和尚、道士組織，邀請神靈來廟里參加。誰是主人？東家是主人，神靈是客人。這和西方獻祭、犧牲的宗教儀式完全不一樣，那是把東西奉獻給神靈。”鞠熙說。

　　她幾乎每年都去調研妙峰山的廟會，所有來朝拜的香客到“娘娘”面前都要喊上一段，“坐棚的守駕的，三山的五頂的，四股香道的……”，神仙和人都要喊到。

　　“意思就是我邀請你們來看我的表演，但我是主人，是你們來這看我，這種主體性意識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在神面前沒有那種強烈的謙卑感。”鞠熙說，“中國的人和神之間的關系相對來說是非常平等的。”

社·會

　　更早一些時候，已經有國人把目光投向這里了。

　　1925年，為了“到民間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顧頡剛和四位同仁冒著被指責“迷信”的風險，對妙峰山廟會做了一次考察。

　　交通不便，路途遙遠，進香的香客們逐漸自發形成有組織、團結互助的群眾團體，也就是“香會”。進香前，“開山會”先上山伐礙人的廢枝，“修道會”補路，“路燈會”設燈，“裱糊會”給廟里糊窗戶……

　　顧頡剛在后來的報告里驚嘆：“他們的組織是何等的精密！他們在財政、禮儀、警察、交通、餉糈等各方面都有專員管理，又有領袖人物指揮一切，實在有了國家的雛形了！”

　　深受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影響，這位史學家在《妙峰山》一書的自序里寫道：“這是民眾藝術的表現；這是民眾信仰力和組織力的表現。如果你們想要把中華民族從根救起的，對于這種事實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都必須先了解了才可以走第二步呵！”

　　他認為，“香會”即是從前的“社會”，香會是古代社稷的變形，本質上是地域性的公眾組織，認為透過寺廟可以來理解中國的“社”與“會”，了解基層社會的結構與形態。綿延百里的朝山進香隊伍井井有條，毫無“一盤散沙”氣象，顧頡剛看到“強壯的血液”就保存在此，“決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筆抹殺的”。

　　這之前不久，“睜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國剛剛認識了由英文“society”翻譯而來的“社會”一詞。但其實，“社”和“會”兩個概念古已有之，鞠熙解釋說：“‘社’就是城里的那些小廟，它組織的是當地的生活，相當于古代老百姓自己設立的居委會。‘會’是更大范圍的，比如整個京津冀在同一個時間給娘娘過生日，建立一個更大的社會聯系。”

　　衙門官員有限，無法滿足管理轄區龐大人口的需要，中國古代社會如何實現社會自治功能，傳統城市中的街區是如何組織起來的，歷來是備受關注的問題。

　　顧頡剛登上妙峰山的幾十年后，1992年，施舟人提出一個研究計劃——“圣城北京：宗教行事結構與市民社會”。根據這位漢學家的理論，支持管理大量街區小廟的信眾群體并不是只進行祭祀活動。他們的身份遠遠不止于宗教性，而同時承擔各種公共事務，例如救濟、助學，以及管理道路、治安、防火，和其他幾乎所有對街坊有益的工作。

　　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未能實行，但一部分假設被他的學生呂敏和團隊在北京內城寺廟調查中不斷印證。他們發現，至少從18世紀開始，北京帶有長期性和自治性的市民組織大量涌現出來，具有長期穩定活動的能力。市民與寺廟的關系“曾與王朝國家和民國官方制度長期并存”。

　　工匠們拜魯班，梨園行拜喜神，西四真武廟曾是豬肉行業商人維持的寺廟……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行業神，大家在廟中共同祭祀，約定“工資價目和商品價格”等行業規則，實現行會自治，政府又可以通過行會推行社會管理。

　　鞠熙說，在古代市民眼中，寺廟是“非常功能性的”，甚至本質是一個“經濟問題”，幫助建立經濟聯系和信用體系。

　　調查碑刻時她發現，內城的行業性香會大多形成在清乾隆以后，伴隨的是商業的發展。“香會基本上是一個消費社會的標志。你有能力組織一場游神，你在妙峰山堅持10年舍蘋果，全北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家是信得過的，這就建立了古代的民間個人信用體系，就可以去發展產業。”

　　“你知道嗎？過去的北京幾乎每天都在過節！除了清明等二十四節氣，端午等重要節日，不同的神有不同的神誕日，人家的婚喪嫁娶都是節日。”這些節日的主持者主要是寺廟里的僧道，鞠熙更愿稱之為“公共活動主理人”。“以前的和尚、道士、尼姑95%以上是干這些事的：給人家搭棚、扎彩子、組織儀式、置辦酒席。所以他們完全是公共活動的專家。”

　　“這些節日催生了多少經濟形式？”鞠熙覺得這點非常重要，在今天中國的許多地方，還能看到這種模式的影子。“我們是在過節中消費的，那時北京由寺廟帶來的節日經濟是最重要的經濟形式。”

和平共處

　　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祠是道觀，歷來的住持卻是和尚。第一次知道這件事讓鞠熙驚訝不已，但很快，她就習以為常了。

　　除了碧霞元君，妙峰山上還供奉著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觀音、王三奶奶、梨園祖師喜神……山下，佛寺、道觀、文廟在這座城市“相依為鄰”。

　　“我們的寺廟里有各種各樣的神明，各種教義，但都可以和平共處。這是我們文明的包容和多元。”鞠熙說。

　　自遼金以來，作為都城的北京融合多個族群、多種文化，這種包容性自始至終。他們統計過乾隆皇帝御賜的北京寺廟，“基本上是完全平均分布的”。

　　“一般所認為的中國文化三大主流——儒釋道文化，在北京內城碑刻民俗中體現出比較明顯的合流傾向。很多碑刻都刻意強調佛教教義、道教教義與儒家相通的地方。”鞠熙介紹。

　　清康熙二年（1663年）的《三教庵碑》認為，三教教義都是為了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匪此則倫紀莫振，善惡莫張，性道不明”，“不外乎為善去惡”而已。

　　幾個大佛寺積極參加慶祝東岳大帝誕辰的游行，有道士為佛寺撰碑、闡釋佛教教理，甚至出現過互相“改換門庭”。

　　今天北京鐘樓的東北隅，依然能看到一座山門石額上“重修清凈宏恩觀”幾個字。矗立700多年，這座寺廟的身份幾經變換——元代初建時叫千佛寺，《京城全圖》里這塊位置標注的是清凈寺，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大修，隨后更名為宏恩觀，由佛寺變為道觀，成為清末太監的退養之地。

　　這樣的“和平共處”，給施舟人這個“西方人”留下了“強烈的印象”。

　　他提到《紅樓夢》，賈府中有的參加皇室的祭祀，也有的是道觀的常客，還有的虔誠地信仰佛教。“同一家人，可以慶祝不同宗教的節日。如有喪事，可以邀請不同宗教的神職人員來做超度儀式，它們連續甚至同時進行。”

　　以往有觀點認為，這樣的中國傳統信仰是一種實用主義。鞠熙認為，這個觀點沒有問題，但一定要“解釋清楚”。

　　“這其實是以一神論為標準的，所謂‘非實用主義的信仰’，在人類學看來，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只產生于歐洲，那才是特殊的，但這其實脫離了真實的人在大地上的生活。其他所有人類的靈性生活、信仰世界，都是和世俗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古代中國這樣以實踐為根本依準的靈性世界，讓世界上的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可以共存。”

人和自然沒有割裂

　　在法國文化中心發言時，呂敏用了一個充滿詩意的比喻——“城市里的山林”。

　　她難以形容那種感覺，認為必須親身走進一座寺廟，才能體會。“你到一個廟里，有各種各樣的動物植物，雖然不是人，可它們是有靈性的，這些建筑、古老的物品，比如說法源寺的‘水缸’，都給你一個非常美好的想象和體驗。它是一個充滿了靈性的小世界，這個體驗是別的地方不會有的。”

　　人們像敬重殿里的神靈一樣敬重一棵古樹，一些寺廟會給小蟲子掛上靈牌。城市最小的“廟”是老百姓家的神龕，里面供奉的往往有狐貍、黃鼠狼、蛇和刺猬，在華北地區，這四種動物被視為尤有靈性。

　　鞠熙專門研究了這些關于動物的信仰，發現并不是為了“表達人類的某種觀念與深層意識”，“目的是為了理解動物，與動物相處，最終了解并構建人與動物共存的世界”。“從20世紀初到今天，北京城的很多居民相信這些動物是人類的鄰居，它們有自己的‘人格’、個性與‘社會組織’，可以通過學習而成長，與人類共享這座城市。”

　　法國人類學家菲利普·德斯科拉在代表作《超越自然與文化》中，認為現代西方社會科學普遍建立在“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劃分之上。然而，這種二分框架在很多非西方社會中不具有普遍性。比較全球不同文化傳統之后，他提出人類的四種基本本體論，或者說宇宙觀類型——萬靈論、圖騰論、類比論、自然論。

　　萬靈論認為萬物有靈，不同生物只是身體不同但靈魂相似，都可以相互交流。圖騰論認為出生在同一個地方的山川、動物或人相互之間可以交流，但和另一個地方無法溝通。類比論相信萬物有靈，也認為萬物有不同層級和各自的靈魂、文化，因為生活在同一個宇宙中，有很多交點，通過一些努力依然可以互相理解。自然論是現代西方社會的主導宇宙觀，認為人與非人共享同樣的物理性結構，如器官、生理系統等，但唯有人類具有內在性，如意識、自我與道德判斷。

　　在德斯科拉看來，中國思想是類比論的典型代表，通過精密的體系（陰陽、五行等）將天地萬物關聯了起來。

　　“中國傳統認為，神仙、人和各種自然的生靈，共同構成了一個萬千生靈共存的世界。統領這一切的就是儒家所說的‘天道’，所有的這些生靈背后都有一個自然規律，大家都要按天道行事，龍王也不例外。”鞠熙說。

　　她走訪過北京幾乎所有的龍王廟，在當地的傳說中，龍王是人類的女婿，與人是“合作關系”，要是求雨不成，人們甚至會“懲罰”龍王，“因為你不講道理，違背了天道”。

　　在鞠熙看來：“中國傳統里的‘神性’就是我們對山川的感情，對宇宙、自然規律的感情，說到底，寺廟是把山川搬到了城里，它讓人在城市重新感受到自然。在這個文明中，人和自然沒有被割裂。”

“這個空間是偉大的”

　　《妙峰山》的自序里，顧頡剛感嘆調研進行得“真巧”，留下了朝頂進香“盛烈的余影”。

　　就在這個標志著中國現代民俗學開端的調查進行一年前，末代皇帝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顧頡剛在妙峰山埋首抄寫香會會帖時，第二次直奉戰爭打響，上海爆發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到了次年的進香期，“正是奉軍初打下北京，人民極恐慌的時候，聽說燒香的只剩數十人了”。

　　變化在更早之前就發生了。1898年，張之洞以《勸學篇》上書，詳細闡述廟產辦學的觀點：“可以佛道寺觀改為之。……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在當時的變法派看來，教育興方能國強，以廟產辦學乃振興教育的一條捷徑。到1908年，北京內外城寺廟辦學可以明確寺廟地址的便有30多處。宏恩觀也在這個背景下改為廣益小學。

　　1930年到1932年，國立北平研究院進行過一次北平廟宇調查，記錄廟宇938座。據北平市民政局1947年所作的統計，內城尚有寺廟293座，不過此次統計僅涉及有常住僧道或管理人員的寺廟，實際數字大于此。到了1950年，調查結果是500座左右。

　　20世紀60年代，宏恩觀被改建為北京標準件二廠廠房，后來工廠遷出，變成職工宿舍。等鞠熙、呂敏他們到的時候，觀里已經建起一座菜市場，臺球廳、棋牌室霓虹閃爍。之后，它的一部分被打造為會所，還開了家頗有名氣的咖啡館。所幸的是，主要建筑保存了下來。

　　更多的時候，他們會跟著地圖走進一片大雜院，在臨時搭建的廚房、晾衣繩下辨認昔日的主殿。碑刻太稀有了，迄今他們一共搜集到640通碑刻拓片。有那么幾次，住家指著屋里的地磚告訴他們，聽說在下面呢。

　　有時候，導航的終點是一座大廈，柏油馬路、玻璃幕墻，過去的一切了無痕跡。他們便去找曾經住在這里的居民，老城改造，很多人的新房“置換”到了郊區，但凡還能摸到門的，都去拜訪。

　　“北京人了不起，他們都會記得，真的了不起，他們跟你說得清清楚楚，原來這個地方是怎么樣的。”這讓呂敏贊嘆不置。

　　也有人抱怨：“早沒了，調查這些干嘛？”但大部分人會繪聲繪色地描繪那些漂亮的建筑，昔日的老禮兒，互不打擾的動物“鄰居”，還有自己織在里面的一輩子，“都是美好的回憶”。團隊因而發現過不見于任何資料記載的寺廟，留下它們存在過的證明。

　　最后的統計中，寺廟建筑的留存情況被分為7種：保存完好，至今仍在作為祭祀場所使用；雖然保存完好，但功用已經改變，比如博物館、學校、機關；雖然尚未徹底破敗，但已成為民宅；部分或全部重建，稱謂保留，內部空空如也；在最近數十年間被拆毀，不過當地居民依然記得寺廟的原址，并能講述其原貌；消失已久，但所在地段仍保留著寺廟原址及其四周的空地；徹底消失，原址難以確定。

　　第一次大規模調研時，他們估算過，大約還有200座寺廟建筑現存或部分尚存，后來這個數字被更新為一百二三十座，仍作為寺廟使用的還有6座。

　　2011年出版的《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第一卷）》的前言寫道：“北京寺廟的消失經歷了兩個階段。先是在漫長的過程中，寺廟逐漸被改作他用；其次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寺廟建筑在城市規劃的新浪潮中被拆除。”“20世紀90年代以后，寺廟建筑消失的步伐加快，究其原因，與宗教政策無關，而是北京大興土木的結果。成片的古舊民居被拆毀，以便騰出土地改建高樓大廈，分布在胡同里的廟宇也隨著大批四合院一起消失。”

　　“寺廟碑刻與廟宇志這些材料，可以說是搶救保存了文化。”趙超說。

　　核實工作至今尚未結束。每寫一卷，鞠熙都要回訪。之前幾乎沒人做過這樣大規模的調研，一開始，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歷史文化遺產，“高度警惕”這幫人是來拆遷的。

　　20年過去，隨著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的完善，她感到“翻天覆地的不一樣”。《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明確老城不能再拆，通過騰退、恢復性修建，做到應保盡保。后來的北京柏林寺保護與修繕規劃方案、北京國子監街保護與更新規劃方案等，都將這項調查作為重要參考。

　　現在鞠熙他們再去哪調研，居民“特別歡迎”。“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這個空間是偉大的，是有價值的、有意義的。”

“我覺得這里是我的家”

　　自始至終，鞠熙都覺得，寺廟調查的最終目的不只是為了保護“磚瓦建筑”。“我們最終關心的是人的幸福，通過什么能讓人們獲得更多的幸福感和獲得感，這是我們工作的最終目的。”

　　那些勒石鐫名的期盼，已經被學校、法院、企業、文化機構等精密分工的現代系統接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整合資源、組織生產、提供服務。但文明的一個核心問題并未改變——我們如何作為一個共同體有意義地共存。古代寺廟體系是那個時代給出的答案之一。

　　“它直接面對活生生的、整體的人，而不是人的某一個方面。”鞠熙說。

　　2026年1月1日，100多位回龍觀“觀民”是在玉光寺度過的。大殿里煮著熱紅酒，大家一起做手工、唱歌、拍全家福。

　　這座307歲的寺廟，4年前有了一個新名字——“寺錦·回龍觀城市會客廳”。

　　它屬于原回龍觀村，村莊拆遷后被完整保留至今。2022年，回龍觀街道決定引進社會化運營機構，將這里改造為社區公共空間。

　　和周圍動輒二三十層的高樓相比，這個三進小院就像一塊洼地，“俯視”它的是曾有京北“睡城”之稱的回龍觀超大住宅區，居民來自五湖四海。當地的治理者一度認為自己面對的最大的治理難題是居民對社區缺乏認同感，導致社會治理方面向心力不強。他們希望通過這座曾經的寺廟和它的新身份，重塑居民的歸屬感和文化認同，進而讓他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

　　當地人認為，從山門進入寺院意味著“遁入空門”。設計時，大家決定尊重傳統，關上山門，打開側面的小門——不是遁入空門，而是回到家里。

　　翟夢是運營機構的負責人，她覺得聚在這樣一個地方，“氛圍和大樓里完全不一樣”。斗拱下面貼著“陌生人茶話會”“社區鄰里節”的活動海報，“新友鄰計劃”發掘出的當地達人，在主殿前以社群主理人身份與友鄰分享行業知識與愛好。這樣的活動平均每周有三四場。

　　她還記得一對母女的對話，小朋友說，這里好像家啊，媽媽回答，“這里叫城市會客廳，就是我們家里的客廳”。

　　“‘我覺得這里是我的家’，這對于一個城市生命力的延續相當重要。”鞠熙說。

　　她和呂敏都感到，在城鎮化、現代化快速推進的今天，怎樣有效化解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觀念沖突，盡可能讓所有人感到自己是這座城市的一分子，共同熱愛和建設它，已經是世界性的話題。

　　幾年前，北京構建起全國首個全市推行的責任規劃師制度，兼具規劃統籌與社區協動。一些規劃師不僅規劃空間，還組織社區的公共活動。鞠熙走訪時遇到過不止一次，高樓大廈間聚集起的“人氣兒”讓她特別高興，視之為“今天公共活動主理人的一種探索”。

　　在各種場合，她不厭其煩地強調：“一個城市不能只有建筑，要有人的生活。宜居的現代城市更需要好的公共空間、有凝聚力的社區文化、精神上的聯結。”

　　在成為菜市場、咖啡館、臺球廳之后，宏恩觀迎來了它的新身份。2022年，東城區啟動宏恩觀文物修繕保護工程，2024年修繕完成的宏恩觀變身博物館連同商業空間，重新對外開放。

　　在鞠熙看來，宏恩觀就像一個縮影。“我們需要發展生產時把它變成了工廠，發展經濟又租了出去辦會所，后來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應該保護本民族的文化遺產，文化自覺，所以把它收回來，我們意識到它是公共空間，又把它重新開放為一個公共空間。”

　　她覺得，探索也許可以繼續下去。“宏恩觀的位置非常特殊，就在北京中軸線的最北端，地當‘龍尾之要’。這么重要的一個位置，應該是有靈性的地方。”

　　“也許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如何能把它變成一個有靈性的公共空間，不一定是廟，但它可以是有靈性的地方。包括今天我們可不可以把一些空間重新變成有山、有靈性的地方？重新拉近我們和山水、天地、生靈之間的距離，繼承我們文化中寶貴的一部分？”鞠熙說。

　　比如注入一些靈性的元素——園林、山水、假山上的一座小殿，或者類似的“點睛之筆”。“水池邊一個表示龍王在場的雕塑，就會讓人覺得水是有靈性的。”

　　“它提醒我們，人與宇宙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