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天青傳千年

郝雪琳 鄭建明

陜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凈瓶(左)、浙江錢鏐墓出土秘色瓷夾耳罐。 鄭建明供圖

隨著電視劇《太平年》的熱播，吳越國及其文化再次進入大眾視野。秘色瓷，作為這一時期工藝美學的巔峰代表，不僅是吳越國保境安民、納貢中原的物質見證，更是江南文化典雅精致精神內核的藝術結晶。

世人多從詩句中想象其美：晚唐陸龜蒙贊其“奪得千峰翠色來”，五代徐夤喻其“巧剜明月染春水，輕旋薄冰盛綠云”。同時，“貢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說法，又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這一跨越千年的迷霧，直至1987年陜西法門寺地宮的開啟方被驅散。地宮出土的13件青瓷器，與《衣物賬碑》上“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棱；瓷秘色盤子、碟子共六枚”的記載完全吻合，世人方知傳說非虛。

作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專為官方燒制的頂級瓷器，秘色瓷既服務于吳越國王室的日常與禮制，亦作為重要“國禮”大量進貢至中原。在吳越國錢氏王陵及貴族墓葬中，如吳越國開國之君錢鏐的父母錢寬、水邱氏夫婦墓中，其子第二代國王錢元瓘及其夫人馬氏康陵中，都出土了眾多品質卓絕的秘色瓷，述說著王室的奢華與內部的禮制規范。其作為貢品的蹤跡，遠播至中原王朝與北方遼境。北宋皇陵出土的云鶴紋套盒、遼祖陵出土的龍鳳紋大盤、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青瓷官字款盤、遼代貴族墓韓佚墓出土的人物宴樂紋執壺與溫碗等，皆被視為秘色瓷。它們共同勾勒出秘色瓷作為頂級商品與政治禮物所構建的璀璨脈絡。

這些秘色瓷由何處燒造？2017年浙江慈溪后司岙窯址的發掘，為這抹天青傳奇找到了確切的產地。此次發掘不僅確認該窯址是晚唐五代時期燒造秘色瓷的核心窯場，更以一系列關鍵證據建立了從生產到使用的完整鏈條：除了造型和胎釉特征相符外，窯址出土的個別瓷質匣缽上清晰刻有“羅湖師秘色椀”字樣；窯址中的八棱凈瓶殘件，與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棱凈瓶底款完全一致。這些發現，使秘色瓷生產與流通的對應關系有了堅實的考古學支撐。

秘色瓷作為越窯藝術的巔峰，代表了一個時代工藝與審美的完美融合。秘色瓷的美學核心，在于摒棄繁縟紋樣，以造型的端莊氣度與釉色的溫潤內斂取勝。其器型豐富多樣，以碗、盤、缽、盞、盒等為主，亦有執壺、瓶、罐、碟、盞托等。每種器物又有多種造型，皆在簡約線條中蘊藏匠心。其釉質瑩潔，光澤柔和，觀之如遠山含黛，觸之若春水微瀾，充分契合了江南文化自唐以來所崇尚的雅致、含蓄的審美氣質。

為追求“如冰似玉、無水似水”的藝術效果，工匠們首創了瓷質匣缽以釉密封、單件裝燒的極致工藝，確保了釉色的純凈與完美。每一件器物，從拉坯修形到滿釉封燒，皆不計工本、精益求精，體現了其作為晚唐五代宮廷用瓷的專屬性。

秘色瓷開創了以釉色與造型為核心的高端青瓷審美范式。其天青釉色與精細工藝，完成了對金銀器韻味的巧妙轉化，不僅為后世汝窯、南宋官窯的“雨過天青”提供了美學源頭，也深遠影響了龍泉窯的粉青、梅子青釉乃至高麗青瓷的審美取向。

為何在亂世中這抹天青能達到至臻至美之境？答案深植于吳越國獨特的歷史境遇。當五代十國戰亂頻仍之際，偏安東南的吳越國在錢氏三代治下，70余年相對安定，為手工業的登峰造極提供了土壤。同時，為在亂世中生存，吳越國力行納貢中原之策，以精美瓷器換取政治認可與和平。為此，吳越國在越窯核心產區上林湖設立“省瓷窯務”，管理窯業生產，開創了早期“官窯”制度。后司岙窯址出土的“官”字款匣缽、窯址附近出土的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墓志罐上“貢窯”的記載，都確證了其官方燒造屬性。正是這種壟斷性資源投入與制度化生產，為秘色瓷的極致工藝奠定了基礎。

如今，在博物館的展柜中，我們依然能與那抹天青相遇。它靜靜地訴說著一個王朝的故事、一個家族的智慧、一個時代的審美。秘色瓷是泥土與火焰的傳奇，是工匠與詩人的對話，是吳越國在亂世中創造的一抹文明亮色。它沒有隨著吳越國的消失而湮滅，反而化入中華文明的基因，在宋瓷的輝煌中重生，在千年的傳承中不朽。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

《 人民日報 》( 2026年02月07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