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億+美金押注MCE賽道：巨頭搶灘，為何Biotech寥寥？

文 | vb動脈網

全球MCE領域累計交易金額已超90億美元(2022-2025)，諾華、禮來、安斯泰來等巨頭紛紛通過合作入局。

2025年更是迎來爆發。3月，賽諾菲以最高19億美元收購Dren Bio附屬公司，將核心髓系細胞銜接器（MCE）藥物DR-0201收入囊中；12月再續前緣，達成擴展合作，聚焦下一代自身免疫疾病領域的多特異性MCE療法開發。7月，葛蘭素史克（GSK）與中國澤安生物達成超15億美元合作，拿下4款MCE腫瘤新藥全球權益。

與巨頭狂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球明確布局MCE的Biotech僅個位數，核心技術型企業不足5家。這一“冰火兩重天”，拋出了行業兩大核心疑問：為何在技術尚處早期階段，大藥企就急于“搶灘”？為何MCE前景被普遍看好，卻鮮有Biotech入局？

免疫治療進入瓶頸期，髓系細胞療法走到臺前

自2013年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獲批以來，T細胞導向的免疫治療一度成為腫瘤研發的絕對主線。但歷經十余年臨床實踐，其在實體瘤中的療效邊界正逐步顯現。

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2024年公布的多項臨床試驗數據顯示，PD-1/PD-L1抑制劑單藥治療多數實體瘤時，客觀緩解率（ORR）普遍不足25%[1]。即便是CAR-T、T細胞銜接器（T-cell Engager，TCE）等后續技術迭代產品，在實體瘤中同樣受到療效限制。

這并非個例的產品或靶點問題，而是T細胞路線面臨結構性障礙。研究指出，抗原異質性、腫瘤微環境抑制、T細胞滲透與持久性不足，導致T細胞相關療法難在實體瘤領域復制血液瘤的成功[2]。

更深層的瓶頸，來自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本身。實體瘤致密的基質結構與免疫抑制信號網絡，使T細胞即便成功進入腫瘤組織，也難以維持持續有效的殺傷作用。

更關鍵的是，T細胞并非實體瘤免疫生態中的“數量主力”。在胰腺癌、三陰乳腺癌等典型冷腫瘤中，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等髓系細胞往往構成最主要的免疫細胞群體，對局部免疫微環境的走向起到關鍵調控作用[3][4]。這一認識，促使髓系細胞的治療潛力重新回到行業視野。

已有研究證實，在特定激活條件下，人類巨噬細胞不僅能夠清除凋亡細胞，還可被誘導吞噬活腫瘤細胞，實現主動抗腫瘤效應[5]；同時，髓系細胞天然具備“浸潤—駐留—抗原呈遞”的生物學特性，使其能夠在 T 細胞療法滲透或持續作用受限的腫瘤場景中，補齊其在遞送與微環境調控層面的不足，并與現有免疫療法形成機制互補。

在此背景下，先天免疫，尤其是髓系免疫，逐漸成為跨國藥企的重要布局方向。隨著PD-1/PD-L1療效進入邊際改善階段，T細胞療法的增量空間逐漸收窄，行業共識正在形成：下一階段免疫治療的突破，或將來自對髓系細胞的精準調控。

過去的很長時間里，這一方向停留在基礎研究層面。近年來，隨著雙特異抗體工程、結構優化與遞送策略的成熟，髓系免疫首次被系統性地工程化為可給藥的銜接器分子。隨著多家創新企業完成早期驗證并獲得MNC背書，MCE也由此從機制探索，逐步邁入產業化驗證階段。

多學科交叉、高難度的新型銜接器

回到其技術原理本身，MCE并不只是把T細胞換成巨噬細胞那么簡單，而是一個技術、工程、免疫、生物學多重交叉、難度極高的新領域。

所謂“銜接器（Engager）”，本質是一類通過工程化分子設計，將兩種原本難以直接協同的細胞或信號通路強制拉到同一空間尺度內的治療策略。在免疫治療領域，最為人熟知的是TCE，通過同時結合腫瘤抗原與CD3分子，誘導T細胞對腫瘤細胞的定向殺傷；此外，還出現過NK細胞銜接器（NK Engager）等變體。但無論是哪一類，其核心思想都是：用分子工程彌補免疫系統在空間和效率上的天然不足。

MCE正是在這一邏輯下誕生的延伸路徑，只不過其被動員的對象不再是T細胞，而是數量更為龐大、卻長期被忽視的髓系細胞群體。

MCE的核心機制，是利用雙特異性抗體實現“橋接”作用：一端識別腫瘤或病理細胞表面的特異性抗原（如CD20、CD79b、PD-L1），另一端結合髓系細胞上的關鍵受體（如Dectin-1、CLEC5A、SIRPα），從而在局部TME中拉近兩類細胞的物理距離，并將原本“被抑制”的髓系細胞重新導向吞噬與清除功能。

澤安生物MCE平臺示意圖

這一機制在概念上與TCE相似，但面向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免疫系統。髓系細胞在許多實體瘤中處于被腫瘤“馴化”的狀態，常表現為促腫瘤的M2型巨噬細胞[6]。如果不能在“精準識別”與“有效激活”之間維持微妙平衡，MCE不僅難以產生治療效果，甚至可能引發炎癥風暴或誤傷正常細胞。因此，看似只是“換了對象”的雙抗工程，背后卻是難以跨越的技術壁壘，使得這一賽道天然呈現出高門檻、少玩家的格局。

三類玩家生態位正在形成

盡管玩家稀少，相對清晰的三層結構已經呈現：由核心技術型企業定義技術上限，國際巨頭通過合作加速擴散，而具備免疫工程基礎的公司則處于隨時可能切入的待啟階段。

1、核心技術派玩家Biotech

作為賽道奠基者，Biotech掌握MCE專有技術平臺，是巨頭合作/收購的核心對象。在全球MCE賽道中，真正擁有從靶點選擇到分子工程，再到功能驗證能力的公司屈指可數。

以下四家公司通過不同靶點和策略，探索髓系免疫再造—從經典“解除抑制+吞噬”到“多機制殺傷+Fc優化/雙表位設計”，構成了當前的MCE技術圖譜。

按照核心技術分類，可分為三條主流路徑：

● PRR受體激活——代表企業Dren Bio：Dectin-1激活路徑先驅

Dren Bio是最早系統推進MCE的公司之一，其特色在于將髓系受體Dectin-1作為激活開關，通過Dectin-1×抗原的雙特異抗體讓巨噬細胞等髓系細胞恢復吞噬活性。這一路徑繞開T細胞依賴，理論上可用于腫瘤、異常細胞或自身免疫性疾病。

DR-0201（CD20靶向）作為潛在同類首創MCE藥物，通過靶向吞噬誘導B細胞深度耗竭，目前在多個I期研究中評估深度B細胞耗竭的安全性與潛力，涵蓋B細胞非霍奇金淋巴瘤與B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疾病等適應癥；實體瘤方向的DR-0202也已進入Ⅰ期臨床階段。

Dren Bio管線進展

在商業化與戰略合作方面，Dren Bio吸引了賽諾菲、輝瑞、諾華的關注，迅速成為MCE賽道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玩家。

● 髓系+NK雙通路激活——代表企業澤安生物(LTZ Therapeutics)：CLEC5A雙通路激活創新者

澤安生物是中國MCE賽道的核心創新者，以髓系細胞特異性受體CLEC5A為核心靶點，構建了自主研發的髓系細胞銜接器技術平臺Myeloid Engager。其技術亮點在于結合Fc段工程優化，形成“髓系細胞+NK細胞”雙通路激活策略，在激活髓系吞噬功能的同時，僅釋放極少促炎細胞因子，兼顧療效與安全性。

公司定位腫瘤與自免雙領域，首款候選藥物LTZ-301（CD79b×CLEC5A雙抗）已獲FDA批準IND，用于治療復發/難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實體瘤管線TZ-232（EpCAM靶向）針對實體瘤及惡性腹水，目前處于IND-enabling階段。如開頭所述，澤安生物同樣也獲得了MCN的青睞。2025年7月，葛蘭素史克（GSK）與其達成總額超15億美元的合作協議，獲得4款MCE腫瘤新藥的全球開發與商業化權益，同時推動創新MCE療法在實體瘤和血液瘤中的應用。

澤安生物管線進展

● 解除抑制+增強吞噬——代表企業科望醫藥(Elpiscience)：CD47-SIRPα通路升級者

科望醫藥（Elpiscience）的BiME?平臺從經典的CD47–SIRPα“別吃我（don’t-eat-me）”抑制通路切入，通過工程化SIRPα結構并引入雙特異增強設計，在解除腫瘤對髓系吞噬抑制的同時放大吞噬信號，推動治療機制由單純免疫解除向“主動清除+吞噬增強”升級。

管線覆蓋腫瘤與自身免疫兩大方向：核心產品ES019（SIRPα/PD-L1 雙特異抗體）已授權給安斯泰來，用于腫瘤領域的全球開發；在自身免疫方向，BiME B Cell Depletion系列旨在通過激活巨噬細胞介導的深度B細胞清除，探索在難治性自身免疫疾病中的治療潛力。

科望醫藥管線進展

解除抑制+增強吞噬——代表企業Glenmark Pharmaceutical/IGI：雙表位多效應組合創新者

Glenmark旗下IGI所開發的ISB 1442在官網明確分類為“Myeloid-Cell Engager (MCE)”的候選藥物。它采用biparatopic CD38 CD47雙特異/雙表位(bispecific，biparatopic)抗體結構：兩條針對CD38 的Fab臂分別結合不同表位，同時另一臂阻斷CD47–SIRPα信號，再加上Fc端工程優化，同時誘導抗體依賴性吞噬(ADCP)、細胞毒性(ADCC)與補體毒性(CDC)等多重效應。

目前，該分子正處于I/II期臨床，用于復發/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MM)，公司同時規劃擴展至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等血液腫瘤領域。

ISB 1442管線進展

2、MNC玩家通過大額交易入局

MNC通過高額交易收購管線資產或技術平臺，快速搶占賽道。

2023年-2025年MCE相關合作匯總

諾華2024年以30億美元打包引進Dren Bio多款MCE管線；賽諾菲收購DR-0201則瞄準自免市場，試圖沖擊利妥昔單抗的超十億美元市場份額；GSK將MCE納入“ADC+IO Engager”復合戰略，聚焦實體瘤領域的未滿足需求。

巨頭的入局邏輯高度一致，通過綁定關鍵Biotech，獲取技術平臺與管線資產，以彌補自身管線在先天免疫領域的短板。其動機非常明確：當T細胞路徑進入瓶頸，他們需要下一代免疫治療的底層能力，而MCE正是極少數具有潛力的重塑實體瘤免疫策略。

3、免疫療法大藥企成為潛在觀望派

雖無明確MCE管線，但有類企業具備技術儲備，伺機入局。吉利德曾布局CD47靶點，雖因安全性問題暫停部分項目，但其已有的靶點技術與MCE研發高度相關，可為雙抗設計提供基礎；宜明昂科的IMM0306通過調控髓系細胞通路治療自免疾病，其作用邏輯與MCE相似，技術可擴展至腫瘤或其他適應癥；信達生物深耕CD47-SIRPα通路，技術可直接復用至MCE雙抗開發。

總體來看，隨著髓系細胞靶向技術的逐步成熟，以及更多早期臨床數據的釋放，這些企業極可能通過已有靶點平臺、管線拓展或雙抗技術復用，成為下一批進入MCE賽道的玩家。

判斷MCE前景，核心在于臨床突破

要判斷MCE能否成為下一代免疫治療的重要方向，仍需在更多臨床數據與真實世界驗證的基礎上，從未滿足需求、機制差異化及工程與安全挑戰等多個維度持續觀察與評估。

需求端，腫瘤與自免兩大核心領域的龐大市場規模，為MCE提供了廣闊的落地空間。從實體瘤領域來看，據Wiseguy Reports數據，2024年全球實體瘤治療市場規模已達1811.3億美元，預計2032年將增長至2720.6億美元（CAGR5.22%）。自免疾病市場同樣潛力可觀，據Frost&Sullivan數據，2022年全球自免市場規模達1323億美元，預計2030年將增長至1767億美元（CAGR3.68%）。

其次，與現有路徑相比，MCE的差異化優勢也較為突出。

傳統髓系療法如CD47阻斷劑往往帶來貧血、血小板減少等不良反應，代謝重編程策略起效緩慢、且在臨床中可控性有限；相比之下，MCE通過精準鎖定髓系細胞受體（如CLEC7A、CD206/209等），能在腫瘤區域實現更高的藥效集中度與更佳的安全窗口。

與TCE相比，MCE在實體瘤滲透能力更強，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風險更低，因此與TCE等T細胞療法也能形成互補策略。諾華生物醫學研究腫瘤學負責人Shiva Malek曾表示，MCE可與諾華現有CAR-T療法形成互補，覆蓋更多腫瘤患者

但挑戰同樣不容忽視。技術層面，長期安全性驗證、髓系細胞功能調控等仍需突破；產業層面，雙抗生產工藝復雜，規模化生產的穩定性控制是中小企業的重要障礙。更關鍵的是，目前全球MCE均處于1期臨床或臨床前階段，暫無成熟產品上市，臨床數據不足可能影響資本信心。

未來的發展路徑逐漸明朗。短期看臨床讀出，DR-0201、LTZ-301等產品的安全性和療效將成為行業的壓力測試；中期，MCE與ADC、PD-1、CAR-T等聯合策略預計會成為突破點；長期，在機制深入理解后，其應用有望從腫瘤延伸至自免、感染等更廣泛的免疫調控場景。

整體來看，MCE具備被寄予厚望的三大基礎邏輯：它直擊實體瘤免疫失敗的核心矛盾（髓系抑制）、與當前免疫療法形成天然機制互補、多企業管線臨床前結果呈現一致性。但其高門檻也意味著：沒有臨床數據的真正“亮相”，行業無法得出最終判斷。

MCE此刻處在一個關鍵拐點——需求明確、科學邏輯扎實，但未來能走多遠，將由接下來3–5年內的臨床讀出決定。如果技術難題能夠被逐步攻克，MCE有望成為下一代免疫治療的核心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