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舉牌”令人尷尬，靜音車廂何以破局

近日，關于高鐵“靜音車廂”的討論頻頻沖上熱搜。一方面，高鐵“靜音車廂”并不安靜，鼾聲、孩童哭鬧聲、外放視頻聲此起彼伏……全靠乘務員舉牌提醒，被網友戲稱為“純人工靜音”。另一方面，由于系統分配機制的問題，一些并未勾選靜音服務的帶娃旅客被自動分配至此，全程“提心吊膽”；而持有無座票的乘客因在靜音車廂停留而被勸離，引發了關于“同等票價不同權利”的爭議。

高鐵是高度流動的社會空間，旅客結構極其復雜：商務出行、帶娃家庭、返鄉務工者、學生群體同時共處。不可否認，部分乘客缺乏規則意識，視“靜音”約定為兒戲。但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靜默”并非默認的公共習慣。當高鐵試圖引入類似圖書館的靜音“契約”時，必然與原有的社交習慣產生摩擦。

在一些國家（如日本新干線），“靜音區”更多依靠社會習慣：手機必須靜音、通話需到車廂連接處，這是長期社會化形成的行為預期；違反者通常會被周圍乘客的目光與自我約束所修正。換言之，車廂秩序的維持并非只靠道德，靠的是社會默契。缺乏靜音傳統和默契的情況下，鐵路部門確實已做了不少努力，如廣播音量降至正常的30%-40%，乘務員提供一對一到站提醒、人工舉牌等。但問題恰恰在于，這些措施都停留在提醒和倡導的層面，缺乏明確的約束力。

倡導固然很重要，但倡導失效時怎么辦？靜音車廂試點五年了，目前依然停留在倡導階段，管理者的顧慮不難理解：如果規定太嚴，會不會引發反彈？對老年乘客、帶嬰幼兒的乘客是否不夠人性化？但過度的“人性化”，又可能導致規則的虛化。更深層的困境是執行主體的模糊——鐵路部門提供服務但缺乏強制權，乘務員只能“勸說”而不能“處罰”，乘客之間相互提醒又容易引發沖突。最終的結果是誰都覺得應該管，但誰都管不了。

要破解這一困境，或許可以借鑒一些國際經驗。美國Amtrak的靜音車廂（Quiet Car）自2001年運營至今相對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規則清晰且執行到位，包括禁止通話、限制交談音量，違規者會被列車員明確警告，屢次違規可能在下一站被請下車。更有意思的是，Amtrak靜音車廂形成了一種“公民自治”文化，乘客會主動提醒甚至公開批評違規者，形成了非正式但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這類做法指向一個原則，即靜音車廂不能只靠自覺，必須有清晰的規則邊界、明確的執行主體和可預期的違規成本。

靜音車廂的改進不應只強調乘客文明，而應進行系統優化：首先，應該逐步明確違規行為的界定標準和相應后果，比如接打電話超過一定時間、外放聲音超過合理分貝，就應該被警告甚至要求換車廂，屢次違規可以考慮納入購票系統記錄。其次，通過優化車廂設計，設置“靜音專區”與“親子車廂”分流需求，讓真正需要安靜的乘客和帶孩子的家庭各得其所。再次，不妨探索一些市場化手段，比如靜音車廂票價略高或提供積分獎勵，用經濟激勵篩選真正有靜音需求的乘客。

最根本的，還是要持續加強公共空間規則教育，讓公共場所輕聲細語成為社會共識。在可預期的規則與可持續的文化之上，形成安全有序、互諒互讓的公共空間。

文｜呂德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