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豐之子：父親是遵義會議唯一支持博古的，但他知錯能改不搞陰謀

1935年1月的遵義城，一間普通的兩層小樓里正發生著改變中國命運的爭論，三天三夜里，煤油燈映照著二十位紅軍領導人疲憊卻堅毅的臉龐。

當表決開始時，一個年輕的聲音打破了沉默："我認為博古同志的路線是正確的，失敗只是客觀條件所致。"

說話的正是28歲的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凱豐，他是這次會議上唯一公開支持博古的人，這個來自江西萍鄉的年輕人，誰也沒想到他會在二十年后成為黨的理論宣傳戰線的重要力量。

直到近年他的兒子何明凱公開講述父親的故事，我們才得以看到這個"少數派"背后更真實的人生軌跡。

會議桌上的"少數派"

凱豐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鄉一個貧苦家庭，要不是親戚資助，他可能連小學都念不完，后來在長沙師范讀書時接觸到馬列主義，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和博古、王明成了同窗。

1930年回國后，他一頭扎進贛東北蘇區，憑著筆桿子當上了少共中央宣傳部長。

1934年的湘江戰役，紅軍從8.6萬人打到只剩3萬，這樣的損失誰也扛不住，黎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轉兵貴州，凱豐當時就覺得不靠譜。

在他看來，共產國際的指示才是"標準答案"，毛澤東那套"游擊戰"簡直是"土辦法"。

遵義會議上，凱豐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我們的路線沒錯，是敵人太強大。"這話一說，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據參會人員回憶，當時凱豐還拿出馬列著作逐條反駁毛澤東的主張，最后投票時，他是唯一舉手支持博古的人。

從認錯到重生的后半生

本來想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四渡赤水的實戰成果讓凱豐傻了眼，土城戰役失利后，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川黔邊境來回穿插，硬是從幾十萬敵軍包圍圈里鉆了出來。

婁山關大捷那天，凱豐跟著部隊翻山越嶺，親眼看到戰士們舉著"攻克婁山關"的紅旗歡呼，他心里那道坎終于松動了。

1935年4月，凱豐主動找到毛澤東承認錯誤。

據說毛澤東拍著他的肩膀說："認識錯誤就是進步，年輕人難免犯錯，改了就好。"能在那個年代主動認錯，需要不小的勇氣。

之后的長征路上，凱豐背著油印機走在隊伍最后，別人休息他編快報，報紙印出來還帶著油墨香和汗味，到了陜北，凱豐創辦《紅軍日報》，把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編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1937年他代理中宣部部長，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成為全民抗戰的指導性文件。

延安整風時，康生想把他打成"王明路線殘余"，毛澤東站出來保他："凱豐早跟錯誤路線劃清界限了。"

建國后凱豐到東北局工作，創辦《東北日報》時經常通宵改稿，遼沈戰役期間，他累得胃出血，醫生讓住院，他卻說"報紙一天都不能停"。

1955年突發腦溢血后，他躺在病床上還在口述回憶錄，特別囑咐要把遵義會議的細節寫清楚。

1958年臨終前，他拉著兒子何明凱的手說："犯錯不可恥，不改才可恥。"

何明凱后來成了一名普通技術干部，幾十年從不提父親的往事，直到改革開放后，黨史部門征集資料，他才把父親的手稿和回憶材料捐了出來。

2021年遵義會議紀念館重新布展，那封凱豐寫于1942年的檢討信首次公開，信里"永遠做革命小學生"的誓言讓不少參觀者紅了眼眶。

如今再看凱豐的一生，最難得的不是他后來做了多少貢獻，而是他敢于直面錯誤的勇氣。

遵義會議之所以偉大，正在于它建立了黨內糾錯的機制，讓不同意見能夠碰撞，讓犯錯誤的同志有改正的機會。

凱豐用自己的經歷證明，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怕犯錯，怕的是執迷不悟。

現在去遵義會議會址參觀，導游會指著當年的會議桌說："這里坐著的不只是正確和錯誤，更是一群為理想奮斗的真實的人。"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正是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他們的成長，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最動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