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義城,一間普通的兩層小樓里正發生著改變中國命運的爭論,三天三夜里,煤油燈映照著二十位紅軍領導人疲憊卻堅毅的臉龐。
當表決開始時,一個年輕的聲音打破了沉默:"我認為博古同志的路線是正確的,失敗只是客觀條件所致。"
說話的正是28歲的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凱豐,他是這次會議上唯一公開支持博古的人,這個來自江西萍鄉的年輕人,誰也沒想到他會在二十年后成為黨的理論宣傳戰線的重要力量。
直到近年他的兒子何明凱公開講述父親的故事,我們才得以看到這個"少數派"背后更真實的人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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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桌上的"少數派"
凱豐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鄉一個貧苦家庭,要不是親戚資助,他可能連小學都念不完,后來在長沙師范讀書時接觸到馬列主義,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和博古、王明成了同窗。
1930年回國后,他一頭扎進贛東北蘇區,憑著筆桿子當上了少共中央宣傳部長。
1934年的湘江戰役,紅軍從8.6萬人打到只剩3萬,這樣的損失誰也扛不住,黎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轉兵貴州,凱豐當時就覺得不靠譜。
在他看來,共產國際的指示才是"標準答案",毛澤東那套"游擊戰"簡直是"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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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上,凱豐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我們的路線沒錯,是敵人太強大。"這話一說,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據參會人員回憶,當時凱豐還拿出馬列著作逐條反駁毛澤東的主張,最后投票時,他是唯一舉手支持博古的人。
從認錯到重生的后半生
本來想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四渡赤水的實戰成果讓凱豐傻了眼,土城戰役失利后,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川黔邊境來回穿插,硬是從幾十萬敵軍包圍圈里鉆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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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山關大捷那天,凱豐跟著部隊翻山越嶺,親眼看到戰士們舉著"攻克婁山關"的紅旗歡呼,他心里那道坎終于松動了。
1935年4月,凱豐主動找到毛澤東承認錯誤。
據說毛澤東拍著他的肩膀說:"認識錯誤就是進步,年輕人難免犯錯,改了就好。"能在那個年代主動認錯,需要不小的勇氣。
之后的長征路上,凱豐背著油印機走在隊伍最后,別人休息他編快報,報紙印出來還帶著油墨香和汗味,到了陜北,凱豐創辦《紅軍日報》,把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編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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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他代理中宣部部長,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成為全民抗戰的指導性文件。
延安整風時,康生想把他打成"王明路線殘余",毛澤東站出來保他:"凱豐早跟錯誤路線劃清界限了。"
建國后凱豐到東北局工作,創辦《東北日報》時經常通宵改稿,遼沈戰役期間,他累得胃出血,醫生讓住院,他卻說"報紙一天都不能停"。
1955年突發腦溢血后,他躺在病床上還在口述回憶錄,特別囑咐要把遵義會議的細節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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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臨終前,他拉著兒子何明凱的手說:"犯錯不可恥,不改才可恥。"
何明凱后來成了一名普通技術干部,幾十年從不提父親的往事,直到改革開放后,黨史部門征集資料,他才把父親的手稿和回憶材料捐了出來。
2021年遵義會議紀念館重新布展,那封凱豐寫于1942年的檢討信首次公開,信里"永遠做革命小學生"的誓言讓不少參觀者紅了眼眶。
如今再看凱豐的一生,最難得的不是他后來做了多少貢獻,而是他敢于直面錯誤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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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之所以偉大,正在于它建立了黨內糾錯的機制,讓不同意見能夠碰撞,讓犯錯誤的同志有改正的機會。
凱豐用自己的經歷證明,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怕犯錯,怕的是執迷不悟。
現在去遵義會議會址參觀,導游會指著當年的會議桌說:"這里坐著的不只是正確和錯誤,更是一群為理想奮斗的真實的人。"
歷史從來不是非黑即白,正是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他們的成長,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最動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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