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洪亮 | 藝術溢出與煙火指數—基于城市肌理的美術館與城市建構

摘要：當美術館的場域邊界隨藝術實踐不斷消融，“藝術溢出”便不再是簡單的空間拓展，而是深入城市肌理、回應市民生活的文化實踐。本文以“藝術溢出”與“煙火指數”的關聯為框架，探討美術館的能量場如何突破館墻限制，扎根于城市空間的本土特質與市民的日常體驗。文章以三聯人文城市獎頒獎典禮落地西村大院為引，結合“騰挪”藝術項目、盒子美術館、湖南美術館、蘇州當代美術館、深圳坪山美術館、山東美術館以及2025年“煙火指數·成都雙年展”戶外展等案例，從多維度探討美術館的“藝術溢出”并非指藝術作品從展廳到城市空間的物理挪移，亦非狹義的公共藝術。其核心是突破“城市會客廳”的聚合性定位，轉型為“城市文化驅動器”、城市情感的建構者等更具責任感的開放性實踐，以及“藝術溢出”所面臨的問題。

關鍵詞：藝術溢出；煙火指數；城市肌理；城市情感；城市文化驅動器

引言：三聯人文城市獎與西村大院的啟示

2025年深秋的成都，三聯人文城市獎頒獎典禮落地西村大院。這座助力劉家琨獲得普利茲克獎的建筑，被稱為“成都火鍋”。該建筑的設計，完成了一次從理念到對人的感知與行動的重新整合。由舊廠房改造而成的復調空間，退去了頒獎禮的精英化濾鏡，竹影婆娑與茶館喧嚷共振，學術論壇的思辨與球場的歡呼交織，頒獎嘉賓與遛彎市民的身影在屋頂跑道中自然相融。在這樣的氛圍下，開場演出將十個透明盒子里個人化的尋常故事，化作叩擊心靈的情緒節拍；辛波絲卡的詩行折成紙飛機，掠過人群時，竟讓鋼筋水泥的院落長出了溫柔的觸角，這的確印證了“城市是人與情緒的相遇場”。(圖1）以“故事劇場”為題，五個英文單詞——Stories（故事）、City（城市）、Emotion（情感）、Now（當下）、Eternity（永恒）——共同組成了一個關于“城市現場”的關鍵詞體系。城市因此被理解為一個不斷被敘述、被觀看、被生活的場域，每一個當下都可能成為永恒的片段。[1]這一場景猶如一記響指，提示著城市發展評價體系還有另一重維度。長久以來，摩天樓高度、GDP增速等硬核指標主導著城市競爭的話語體系，我們所從事的美術館工作也被視為“面子工程”，進而被窄化為具有精英感的、冷漠的白盒子，與生活、與人常處于疏離狀態，而實際情況與實際作用恐怕并非如此。所以，筆者試圖借由美術館機制來揭示城市發展中藝術的價值，特別是與之相連的“城市情感”的塑造。這也是衡量一座城市品牌價值、人文厚度、精神凝聚力，以及可持續發展潛能的重要標尺。而本文所強化的“藝術溢出”與“煙火指數”的共生關系，則是聯結藝術與人、人與城市至關重要的情愫黏合劑。

圖1三聯人文城市獎頒獎典禮所在地西村大院

一、理念支撐

（一）藝術溢出

“藝術溢出”是指藝術突破固有場域（博物館、美術館、畫廊等）的物理邊界，向日常社會空間、公共文化場域及跨學科領域滲透、介入、共生的文化實踐。從內核來看，“藝術溢出”是一場基于社會學、心理學、人類行為學的價值重構與功能升級，是美術館從所謂“殿堂”到“城市會客廳”，進而發展為“城市文化驅動器”的重要路徑。其概念可從三個維度展開。

其一，在社會學層面，藝術溢出打破文化區隔，將藝術資源下沉到社區、街巷、公園等公共空間。借助項飆的“附近”理論，努力重建人與周遭環境的聯結，推動社區共同體的構建。項飆認為，當代人對遠方的過度關注，導致了“附近”的消失，使“我們失去了欣賞差異、反思自身的能力”[2]。而重建“附近”的關鍵，在于找到能讓人們產生日常聯結的載體，藝術溢出正是這樣一種載體。

其二，在心理學層面，藝術溢出以“微觀察”為策略，捕捉居民的日常記憶與情感需求，通過貼近生活的藝術實踐，為都市人提供情緒宣泄與療愈的渠道，契合“共情效應”的觸發機制。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Carl Ransom Rogers）指出，“共情或共情狀態，是指準確地、帶有情緒色彩地覺察另一個人的內在參考系”[3]。藝術溢出的本質，就是讓藝術成為理解日常經驗的媒介。

其三，在人類行為學層面，藝術溢出摒棄單向輸出模式，通過共創工作坊、社區藝術計劃等形式，激發居民從“觀眾”到“共創者”的身份轉變，以“參與式激勵”培育城市文化主體。人類行為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亦可佐證，自我實現指的是“人對于自我發揮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一種使人的潛力得以實現的傾向”[4]。當市民參與藝術創作時，其歸屬感與自我實現的需求得到滿足，進而深化他們對城市的情感認同。

這種價值重構的落地，依托“空間激活”與“日常介入”兩大核心方法論。“空間激活”并非對城市空間的顛覆性改造，而是策展人以“空間裁縫”的姿態，精準喚醒城市的閑置空間與灰色地帶。而“日常介入”則要求美術館摒棄宏大敘事，俯身打撈日常的情感碎片。這些實踐精準觸達市民的情感需求，讓藝術成為連接個體與城市的紐帶，成為城市生態中有機的一部分。誠然，“藝術溢出”就是讓觀眾從看展覽的“任務”中解放出來，在生活里與藝術不期而遇，甚至朝夕相處，相互成就。

（二）煙火指數

“煙火指數”的提法源于對2025年成都雙年展主題的延伸闡釋。(圖2）該主題將“煙火”與“指數”兩個概念加以聚合，從而衍生出一系列與“人人之煙火”息息相關的共情場域。“煙火”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個極具情感指向性的名詞，是生活中最鮮活的象征符號，是周而復始的日子，承載著群體的記憶與溫情。“指數”是依據一定的統計原理和方法，表示一個變量在一定時間或空間范圍內變動程度的相對數。在人類社會快速變化的當下，展覽通過引入統計學概念進行了一次微觀生活層面的跨界運算。

圖2“煙火指數·成都雙年展”海報

其實早在20世紀，就有了“日常生活世界”（everyday life world）[5]的提法，并產生出關于生活世界的諸多構想。進入21世紀，群體生存的空間結構與個體的生活狀態正經歷著變革，技術的快速迭代重塑著我們的日常與認知邊界，深刻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節奏與心理狀態。

“煙火指數”這一主題與成都特色商業街區所發布的一個同名綜合指數不謀而合。該指數每季度發布一次，并進行年度匯總，覆蓋成都215條特色街區，分綜合類、特色類、夜間類三類榜單，綜合反映人氣、文明、幸福、活力四大指數。2025年，該指數進行了升級，不僅關注市井氣息、商業活力、游客體驗、民生服務、數字賦能和夜間活力等方面，更強化了文化底蘊的價值。這對美術館作為公益性文化設施的工作方式也很有借鑒意義。“煙火指數”甚至可以作為衡量藝術項目策劃實效的重要維度，本質是對藝術介入城市、城鄉接合部乃至鄉村的社會價值的綜合量化與質性評估，涵蓋五個子維度。

1.空間活力維度。以空間使用率、功能拓展數量為核心數據，衡量藝術對城市空間，尤其是閑置空間的活化程度。

2.情感共鳴維度。以市民情感認同率、歸屬感評分為核心指標開展問卷調查，甚至可以參考成都“煙火指數”的評估方式。

3.主體參與維度。以居民參與率、多元主體數量為核心數據，推動居民深度參與社區藝術實踐，以多元主體協同助力社會治理。

4.文化傳承維度。以在地文化符號使用率、文化資本轉化效益為核心指標，強化文化傳承與傳播的活性。

5.區域聯動維度。以城市不同區域以及城鄉藝術共創作品數量、文化資源流通頻次為核心數據，體現藝術對區域融合的推動作用。

“煙火指數”的高低，直接反映藝術與城市肌理、市民生活、社會生態的融合共生程度，是判斷美術館的“藝術溢出”效應能否真正賦能城市發展與活化公共文化生態的重要社會價值標準。

二、實踐路徑

美術館作為“藝術溢出”的推動者，從貼近個體日常的微觀場景，到聯結區域發展的中觀場域，再到聯動城市、城鄉甚至城與城的宏觀系統，使藝術以差異化的介入方式，實現了個體情感共鳴到文化認同，再到城市精神凝聚的遞進式發展。

（一）從嵌入微觀生活開始的實踐

“藝術溢出”以“個體—日常場景”為核心聯結，聚焦社區、街巷與生活化場所等最小空間單元，通過低門檻、高滲透的藝術實踐，修復現代都市的人際疏離，為個體搭建與周遭環境的情感錨點。其核心價值在于讓藝術擺脫“展廳束縛”，成為日常經驗的有機組成部分，直接觸達個體的情感需求與聯結渴望。

2009年，發源于廣州小洲村的“騰挪”藝術空間為美術館的“溢出”提供了啟發。這一并非預設概念的在地實踐，以6平方米的民宅櫥窗式展覽為載體，采用24小時免費開放的展覽模式，在7年時間里舉辦了68場展覽[6]，成為藝術介入日常生活的最小實驗樣本。其核心邏輯在于不干預藝術家的創作自由，以非商業、低成本的運營方式，讓藝術自然融入生活，最終成為日常的有機組成部分——房東甚至會因展覽暫停、生活場景的缺失而感到不安。這種深度融入正是藝術溢出的核心價值所在。“騰挪”沒有宏大的宣言，卻以最微小的切口，完成了藝術從美術館到市井的遷徙。這表明，“藝術溢出”不是一種姿態，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滲透。隨著實踐的深化，“騰挪”所蘊含的空間激活、日常介入理念逐步擴散，衍生出深圳盒子藝術空間、順德盒子美術館和松山湖盒子美術館（圖3）等形態的延伸實踐，實現了從城鄉接合部到商業空間、休閑場景的遷移，形成“從一棵樹到一片森林”的擴散效應，印證了藝術從個體性介入到溢出的多元適配能力。

圖3松山湖盒子美術館“無限場域”展覽現場2024

深圳坪山美術館是一座區級美術館，近年因舉辦一系列具有先鋒性的展覽而備受關注。其中，最具先鋒性的是“日常藝術超市”展覽。該項目將美術館功能植入“超市”這一生活化場景：館內陳列的并非昂貴藝術品，而是藝術家與居民共同改造的廢舊物品，同時兼具技能交換、物物置換的功能。[7]它的珍貴之處在于為移民城市的情感建構提供了獨特的解決方案。開業當日，不僅坪山本地居民踴躍參與，更有廣州、中山等地的“靈感采購員”慕名而來。家庭主婦在藝術化的鍋碗瓢盆里發掘生活創意，年輕人在技能交換中結識同好，老年人在舊物新生中觸摸時光溫度。美術館還為這一超市單獨開了一扇門，讓參與者的進出成為日常。這種權利，讓居民有了與美術館更平和、更親近的情感連接。從社會學角度看，該項目為深圳這座年輕的移民城市搭建了社群聯結的平臺，緩解了居民的疏離感；從心理學層面分析，熟悉的超市場景消解了藝術的高冷感，讓居民在放松的心態中感受藝術的親和力；從公共關系學視角看，美術館通過這一實踐，實現了從“文化權威”到“生活伙伴”的身份轉型。這種生長于煙火氣中的藝術實踐，將都市人的疏離感轉化為歸屬感，充分彰顯了“藝術溢出”驅動城市情感的實踐價值。

圖4趙仁輝“都市荒野偵探”藝術項目2024

即將在2026年開館的蘇州當代美術館，根植于蘇州工業園區30年的高速發展、文化積淀與美術館等文化設施的運營經驗，啟動“藝術溢出”實踐，推出“空間生產力”系列。例如，在關注都市周邊荒野、“視覺盲區”的“都市荒野偵探”項目中，藝術家趙仁輝以“挖掘被忽略的生命”為創作主題，展開長時間調查，將奧體中心櫥窗轉化為野生動物影像展場。[8](圖4）再如，聚焦居民晚間閑暇時光、開展共創活動的“八點半以后”項目，皆是對工業園區“工作—生活—藝術”一體化需求的精準回應，彰顯了長期實踐積淀下的策展智慧。[9](圖5、圖6）此外，美術館以湖畔空間為展演場，實現藝術與城市景觀的深度融合。例如，金雞湖畔的《飛翔》雕塑作為園區開發建設30周年的紀念標志，與左岸《圓融》雕塑隔湖相望，不僅是象征中新友誼與未來愿景的文化符號，更讓雕塑從靜態景觀變為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互動的場域，轉化為市民日常情感的承載空間——年輕人在此打卡留影，情侶在此約會漫步，各類露天音樂會、文化活動在此舉辦。蘇州工業園區的諸多實踐，讓藝術真正長成了城市的毛細血管和情感紐帶。

圖5“八點半以后”展覽海報

圖6“八點半以后”活動現場2025

（二）“藝術溢出”與城市發展的策略性聯動

美術館通過系統性的策劃與資源整合，實現“藝術溢出”對城鄉融合、城市經濟與文化協同發展的賦能。如前所述，其核心意義在于讓藝術成為城市發展的“文化驅動器”，既推動城鄉資源的流通與整合，又提升城市的文化軟實力與精神凝聚力，實現城市情感的全域建構。

2024年，?·漫·慢首屆湖南公共藝術季，以“在地性”“城市情感”為切入點，對抗當代都市的快節奏焦慮。“?”，四水疊加，隱喻湖南歷史上“三湘四水”的概念，由展覽所建構的矗立于多地的“驛亭”為引線，覆蓋“四水”所涉及的城市；“漫”是滲透，是擴展，即借助漫延的方式聯動美術館周邊區域，重建周邊的景觀乃至各流域的主要城市與鄉村，并開展活動；“慢”是對“效率焦慮”的對抗，進而強化“慢生活”的態度，尤其是以長沙為中心的“在地性”城市性格。“?、漫、慢”的疊音對公眾來說，在傳播過程中由陌生到熟悉，甚至成為口頭禪。再加上館方公共教育活動的配合，美術館化身為某種城市情感、生活態度的生發者與塑造者。這一系列組合拳的使用，使該項目順理成章地受到了公眾（尤其是周邊居民）的喜愛。該項目也深度契合米歇爾·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實踐理論。德·塞托認為，日常生活是一種“戰術”，居民通過消費、休閑等日常行為，對抗著城市的規訓與壓迫。[10]藝術在此成為居民對抗城市規訓的“戰術工具”。從心理學視角看，“慢體驗”契合正念減壓的原理，幫助居民緩解焦慮、放松身心；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慢活動”為居民創造了互動交流的機會，修復了現代社區的人際疏離。這種微觀層面的情感療愈，讓美術館成為城市情感的緩沖帶，為“藝術溢出”驅動城市情感提供了另一種實踐范式。此項目獲得《雕塑》雜志2024年度公共藝術活動大獎，是有其獨特價值的。

2025年12月19日，“煙火指數·成都雙年展”以戶外展形式率先啟幕，成為成都市美術館調動天府藝術公園空間潛能、踐行“藝術溢出”理念的最新實踐。作為成都市美術館“四館聯動”格局的核心承載地，無論是天府藝術公園融合文化場館、商業街區、自然景觀的“混搭”氣質，還是成都畫院所在的寬窄巷子等展覽空間，都天然成為“煙火氣”的最佳組合載體。本屆雙年展通過系統性策展策略，將這一復合型空間轉化為無邊界的藝術劇場，并呈現三重維度。

其一，空間層面的深度嵌入。策展團隊摒棄簡單的作品陳列，依據公園地理人文特征進行定制化布局：貝納·維內（Bernar Venet）4.1米高的鋼構作品《無序的弧》矗立于三環路主入口，成為理性與詩意交織的城市門戶；隋建國《合古塔》立于中央水舞臺，以“以虛寫實”理念完成工業質感向人文思考的過渡；黃蔚欣借用最新材料創作的《月繭》，與鄭路的不銹鋼雕塑《淋漓》分置湖畔。夜間，作品通過編程燈光、湖水映射，成為連接兩岸的視覺焦點，從而實現了藝術與空間的共生共融。這種布局讓觀眾在游園中與藝術不期而遇，使“觀展”本身成為公園景觀的有機組成部分。 (圖7、圖8）

圖7黃蔚欣月繭雕塑2025

圖8鄭路淋漓雕塑2025

其二，在地情感層面的共鳴。作品創作深度呼應成都在地文化：陳粉丸《太陽鳥》以剪紙藝術激活墻面，讓金沙的古蜀圖騰在當代空間蘇醒；JUJU WANG《眺望者的花嶼》融入芙蓉花意象，日映花影、夜放華光；鄧樂的《一路風景》、楊千的《成都·彩虹》將作品、景致與人相融合，在動靜中互映；馬良+藝奇客團隊《招財貓》將唐代“貓招財”文化轉化為互動裝置，成為市民追捧的合影焦點。這些作品串聯起城市文化記憶，讓藝術成為煙火生活的情感催化劑。

其三，活動層面的動態激活。開幕現場，陶身體劇場以《14》舞段的肢體律動激活場域，“煙火巡游”中西洋管樂與搖擺舞邀約市民共舞，亮燈儀式讓藝術裝置與場館建筑燈光交相輝映，構建起“可漫步、可觸摸、可共鳴”的藝術體驗。“從城市喧囂通往靜謐水域”的視覺中軸線，使藝術與公園景觀自然共生；“煙火”的廣度與熱度，讓市民在生活場景中感受藝術溫度。恰如學者王笛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中所言，他將茶館這一承載大眾日常生活的空間看作城市社會的“細胞”，認為“剖析它，能觸摸到城市生活的真實體溫”[11]。可見，城市的情感肌理，藏在普通人的日常敘事里。藝術即成日常。2026年2月開啟的室內主展則聚焦深度思考，形成從感性體驗到理性思辨的完整閉環。這種聯動不僅讓天府藝術公園突破了傳統公園的休閑功能、商業空間的消費功能，延伸成為承載城市情感與文化記憶的公共空間，更印證了成都市美術館作為“城市文化驅動器”的獨特作用。近三屆成都雙年展不僅成為成都文化的一張金名片，同時也拉動了經濟增長，實現了文旅融合，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樣本。(圖9）

圖9成都市美術館數據分析

繼“齊白石在北京”項目成功舉辦后，“齊白石在山東”項目以山東六市五館聯動為骨架，深度踐行“藝術空間激活城市”的理論邏輯，生動詮釋了藝術的新效能。該項目緊扣齊白石“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精神，將其真跡與李苦禪、王雪濤、許麟廬等山東籍或與山東有深厚淵源的弟子作品并置，既彰顯文脈傳承的生命力，更完成了從藝術傳承到城市文化基因激活的升維。(圖10）通過“主展+平行展”的集群模式，藝術走進了萬象城等商業地標，實現了商業空間與藝術空間的共生共榮。商圈由此成為“流動的藝術展廳”，市民在購物休閑中便能與花鳥草蟲的意趣、寫意筆墨的神韻不期而遇。這種“多城聯動+生活滲透”的實踐，以跨城文旅動線、商圈消費增長、非遺文創轉化等方式，構建起“藝術溢出”的城市文化新模態。

圖10“齊白石在山東”項目山東美術館外排著長隊的人群2025

三、共生機制

（一）“藝術溢出”與“煙火指數”的互文

“藝術溢出”與“煙火指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價值共生關系，其理論根基可追溯至哲學的“共生論”與社會學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從共生關系的內在邏輯來看，二者構成了相互依存、相互滋養的動態循環。一方面，城市情感為藝術溢出提供原生的素材與土壤。城市的煙火氣，是街頭巷尾的叫賣聲、鄰里間的寒暄語，是老建筑鐫刻的時光痕跡，是新社區涌動的生活潮流；居民的生活故事，是個體的喜怒哀樂，是家庭的柴米油鹽，是群體的共同記憶。這些真實而鮮活的城市肌理，是藝術創作最寶貴的靈感源泉。脫離了城市情感的藝術溢出，無異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能淪為懸浮于生活之上的“形式美學”。另一方面，藝術溢出為城市情感提供表達與疏導的文化渠道。在現代社會的快節奏與高壓力之下，都市人往往面臨焦慮、孤獨、疏離等負面情緒的困擾，而藝術溢出則以一種溫和而詩意的方式，為這些情緒提供了釋放的出口——一幅治愈系的公共壁畫、一場社區民謠音樂會、一次親子藝術共創活動，都能成為消解負面情緒的精神良藥。同時，藝術溢出通過塑造具有在地性的文化場景，喚醒居民的歸屬感與幸福感，推動城市情感從“消極消解”向“積極建構”轉化，形成情感的正向循環。

這種價值共生機制的落地生根，絕非單一主體能夠完成，而是需要構建一個多元協同的生態系統。其核心在于打破“策展人—藝術家—管理者—居民”之間的身份壁壘，實現從“自上而下”的藝術投放轉向“上下聯動”的文化共創。從社會學視角看，這一多元協同格局，是一種“治理共同體”的建構：策展人作為學術引領者，負責把握藝術溢出的方向與深度，避免其陷入商業化或形式化的誤區；藝術家作為創作主體，需要深入城市肌理，從在地文化與居民生活中汲取靈感，讓作品真正扎根于城市；管理者作為制度保障者，需要提供政策支持與資源協調，為藝術溢出創造寬松的實施環境；而居民作為核心參與者與最終受益者，其意見與需求應貫穿于藝術溢出的全過程——從主題策劃到作品創作，從落地實施到反饋優化，居民的參與度直接決定了藝術溢出與城市情感的契合度。唯有當這四方主體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協作的共生關系，藝術溢出才能真正觸達城市的精神內核，與城市情感實現深度的價值共生，最終推動煙火指數持續提升，讓城市成為既有理性秩序，又有情感溫度的精神家園。

（二）現實困境與破局路徑

以美術館為核心的藝術溢出，是連接“白盒子”審美體系與城市煙火日常的樞紐，其本質是美術館作為公共文化機構的功能延伸與價值重構，既承載藝術普及的使命，也肩負塑造城市情感的責任。然而在實踐層面，美術館主導的藝術溢出仍面臨多重現實困境，這些困境折射出藝術體制與城市生活、精英審美與大眾文化之間的深層張力。

其一，身份定位的“懸浮化”困境。傳統美術館長期以“藝術殿堂”自居，其策展邏輯、學術話語與運營模式均圍繞經典作品的收藏、展示與研究展開，形成了相對封閉的審美體系。當美術館試圖走出館舍、介入城市日常時，極易陷入“精英視角”與“大眾需求”的錯位——部分美術館將館藏作品簡單復制于公共空間，或將“白盒子”的展覽模式直接移植到社區、公園，忽視了在地居民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訴求，導致藝術作品與城市空間呈現“物理共存卻精神疏離”的狀態。這種“懸浮式”的藝術溢出，非但無法提升煙火指數，反而可能引發居民的排斥心理，消解藝術與城市情感的共生基礎。細究這一困境的根源，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倒置：美術館將自身置于“施與者”的主體地位，將居民視為被動接受的“客體”，違背了藝術溢出所倡導的“主體間性”原則，割裂了藝術與生活的內在關聯。

其二，資源整合的“碎片化”困境。美術館主導的藝術溢出，需要聯動政府部門、社區組織、企業機構與本土藝術家等多元主體，整合空間、資金、人力與文化等各類資源。但在現實操作中，美術館往往面臨“單打獨斗”的窘境：政府部門的政策支持與資金投入多集中于短期項目，缺乏長期穩定的保障機制；社區組織對藝術溢出的認知不足，難以有效動員居民參與；企業機構的合作多傾向于商業化宣傳，與藝術溢出的公共性目標存在沖突；本土藝術家的在地經驗未能得到充分重視，其創作與城市文化肌理的聯結度不足。這種資源整合的碎片化，使得“藝術溢出”項目難以形成持續的影響力，無法真正轉化為提升城市煙火指數的長效動力。從社會學視角分析，這一困境暴露出城市公共文化治理中“協同機制”的缺失，美術館尚未成為串聯各方主體的“樞紐型”機構，難以推動形成共建共享的文化生態。

其三，效果評估的“單一化”困境。當前美術館對“藝術溢出”項目的效果評估，仍沿用傳統展覽的評價體系，過度關注媒體曝光度、專家評價、參觀人次等量化指標，忽視了對居民情感體驗、社會關系重構與文化認同塑造等質化維度的考量。這種單一化的評估模式，導致美術館在實踐中過度追求“眼球效應”，熱衷于打造大型裝置、網紅打卡點等視覺化作品，而忽視了那些深入社區、貼近生活的小型共創項目。然而從煙火指數的理論框架來看，藝術溢出的核心價值恰恰在于質化維度的提升——居民在藝術共創中收獲的歸屬感、鄰里間因藝術活動重建的情感聯結、本土文化因藝術介入煥發的生機，這些才是衡量藝術溢出成效的關鍵標準。

針對上述困境，美術館主導的藝術溢出實踐需要從理念、機制、實踐三個層面探索破局路徑。

在理念層面，美術館需完成從“藝術殿堂”到“城市文化連接器”的身份轉型，樹立在地性、共創性、公共性的核心策展理念。所謂在地性，是指美術館的“藝術溢出”項目必須扎根于城市的歷史文化肌理與居民的生活經驗，通過田野調查、社區訪談等方式挖掘在地文化資源，讓藝術作品成為城市記憶的載體；所謂共創性，是指打破藝術家與居民的邊界，邀請居民參與從主題策劃到作品創作的全過程，讓藝術溢出成為居民表達自我、聯結情感的平臺；所謂公共性，是指美術館需摒棄精英化的審美話語，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讀藝術，讓藝術真正走進大眾的日常生活。

在機制層面，美術館需推動構建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長效機制。一方面，美術館應主動與政府部門溝通，推動將“藝術溢出”納入城市文化發展規劃，爭取長期穩定的政策與資金支持；另一方面，美術館應與社區組織建立深度合作關系，將“藝術溢出”項目與社區治理、民生服務相結合，讓藝術成為推動社區發展的內生動力。同時，美術館應整合本土藝術家、高校科研機構等資源，組建“在地藝術研究與創作團隊”，為“藝術溢出”項目提供學術支撐與創作保障。此外，美術館還需建立一套量化與質化相結合的效果評估體系，將居民滿意度、社會關系改善程度、文化認同提升幅度等指標納入評估范疇，以此引導“藝術溢出”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在實踐層面，美術館可探索分層分類的藝術溢出模式。針對城市核心商圈、歷史文化街區、老舊社區、鄉村聚落等不同空間類型，設計差異化的“藝術溢出”項目：在歷史文化街區，可開展“藝術喚醒記憶”項目，通過更多樣的藝術形式還原街區的歷史風貌，喚起居民的集體記憶；在老舊社區，可開展“微空間改造”項目，利用藝術手段改造街角、樓道、廣場等公共空間，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在鄉村聚落，可挖掘非遺文化等在地性資源，讓藝術成為鄉村活化的真正引擎。

四、共情愿景

本文以美術館為原點，借助多學科視角與多元案例，旨在闡釋“藝術溢出”并非藝術作品簡單的物理空間延伸，“煙火指數”也不是固化的評價方式。二者是基于社會學、心理學、人類行為學的價值重構，通過共情場域的建構，打破藝術與日常的壁壘，實現對城市情感的疏導、激活與升華，構建“場域共生”的可持續形態，進而成為一場藝術體制的自我革新與城市文化的重塑行動。總之，城市的本質是人的集合，城市的靈魂是人的情感。美術館的實踐尤其如此。當美術館的藝術實踐真正走進城市肌理，鋼筋水泥的城市便會生長出溫暖的情感，成為真正承載普羅大眾幸福與記憶的精神家園。

注釋：

[1]三聯生活周刊《他們獲得了2025第三屆三聯人文城市獎！》，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2025年11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s/mPWjyoa9_dEhJOnPL1cCGA（訪問日期：2025年12月28日）。

[2]項飆、張子約《作為視域的“附近”》，《清華社會學評論》2022年第1期。

[3][美]卡爾·羅杰斯著，石孟磊等譯《論人的成長》（第二版），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19頁。

[4][美]亞伯拉罕·馬斯洛著，許金聲譯《動機與人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5頁。

[5][奧]阿爾弗雷德·許茨著，霍桂桓譯《社會世界的意義建構：理解的社會學引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6]劉可、方琦、周欽珊、鄭念緹《騰挪——一所民宅藝術機構的自治之維》，湖南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7]坪山美術館《PAM回顧|坪山美術館“藝術超市”正式開張！》，微信公眾號“坪山美術館”，2024年10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XyEmU77cIwQQSViZK1Tcgg（訪問時間：2025年12月28日）。

[8]蘇州當代美術館《項目開放｜趙仁輝：都市荒野偵探》，微信公眾號“蘇州當代美術館”，2024年9月8日，https://mp.weixin.qq.com/s/tm2o-Qy2qE07m4wvNZn3Tw（訪問時間：2025年12月28日）。

[9]蘇州當代美術館《項目回顧｜八點半以后：社區藝術畫像計劃》，微信公眾號“蘇州當代美術館”，2025年7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OjmA_He6aUpPdJnX4TvyGg（訪問時間：2025年12月28日）。

[10][法]米歇爾·德·塞托著，方琳琳、黃春柳譯《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9頁。

[11]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

文/吳洪亮，全國政協委員、北京畫院院長、中國美協理事 來源：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