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馬

在古代，馬是人類生產生活的重要幫手，被譽為六畜之首。在《周易·系辭下》中，馬被賦予了“負重致遠”的神圣使命。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里，馬這一矯健且靈動的生靈，始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從馬被人類馴化后，人類文明的進步也隨之快馬加鞭。考古資料顯示，人類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便開始馴化野馬。在距今3700年左右的甘肅省永靖縣齊家文化遺址，曾發現隨葬的馬骨。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墓葬中，則發現了大量的馬骨和馬車。

馬是力量與速度的象征，更是文化與精神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智慧和情感。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馬”象形的文字：長臉、大眼、鬃毛飛揚、長尾有蹄，與馬的形象高度吻合。在后來的語言文字中，與馬相關的詞匯非常豐富，我們走的路稱“馬路”，穿的衣服有“馬甲”“馬褂”，走路快形容為“快馬加鞭”“馬不停蹄”，犯了錯為“馬失前蹄”，作出貢獻為“汗馬功勞”，祝福則有“馬到成功”，等等。這些與馬有關的詞匯，與人類的生活密切相關，佐證了馬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西周時期，馬在社會生活中的運用更加廣泛，而且對馬的使用制定了嚴格的制度要求，不同場合使用不同品種的馬匹，以及馬的裝飾用品，都體現著周代的禮制要求。《后漢書·輿服志》載：“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考古發掘出土商周時期關于馬的文物，主要是馬車、馬具、馬骨。以馬為主題的玉器也開始少量出現，如河南婦好墓中出土的玉馬（圖1），山西晉侯墓地出土的黃玉馬（圖2），陜西秦景公墓出土的黑玉馬頭等。

圖1 婦好墓出土玉馬

圖2 晉侯墓出土黃玉馬

由于馬在農業、交通、軍事中的重要作用，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馬政。《禮記·月令》里就出現了“馬政”一詞，即與馬有關的行政或政治制度。商代設有專門養馬的馬小臣，周代則設立了分工明確的馬政制度。《周禮·春官宗伯第三》載：“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周代的馬官有校人、牧師、趣馬、巫馬、圉人、圉師等，分別負責管理王室馬的喂養飲食、醫疾、祭祀等事務。如陜西眉縣出土的盠駒尊銘文記載了周王舉行執駒典禮，升新駒入王室馬廄的過程。出土的秦封泥中也有“御廄丞印”“官廄丞印”“都廄丞印”“左廄丞印”“右廄丞印”“上家馬丞”“都廄”“左廄”“右廄”等；秦印當中有“左廄將馬”“右廄將馬”等。

戰國中期，趙武靈王發憤圖強，下令向胡人學習騎馬射箭，掀起“胡服騎射”的熱潮，改變了當時趙國的軍制和民眾的日常服飾習慣，趙國的國力從此逐漸強大起來，不但打敗了過去經常侵擾的中山國等，而且還向北方開辟了疆域，成為當時爭霸中原的“七雄”之一。此后，騎兵作為一個獨立兵種，正式在中原各諸侯國間盛行，馬的繁殖與培育逐漸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秦楚等大國形成了“持戟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的兵力結構，出現了“千乘之家”“萬乘之國”以車馬代表財富的語匯。從考古發掘來看，周秦時代的高等級墓葬一般都有陪葬的車馬坑。如洛陽東周王城發現的“天子駕六”車馬坑，秦始皇帝陵則出現了規模宏大的兵馬俑陪葬坑，并發掘有制作精美的銅車馬。漢代時出現了專用的明器，即用小型的陶制馬俑代替真馬陪葬，唐代則出現了制作精美的三彩馬俑（圖3），成為陪葬文物中的代表之作。

圖3 唐三彩騰空馬

祭祀馬

古人認為人死后將在另一個世界繼續生活，因此，在逝者入葬時，會將生前所用之物隨葬地下，以供逝者在另一個世界繼續享用。車馬作為重要的生活用品，自然也被納入隨葬的范疇。但馬屬于珍貴資源，在商朝的祭祀中動輒用牛成百上千，而用馬作祭品的現象卻較為少見。西周時，物質文明得到較好的發展，馬的資源較為豐富，貴族的墓葬中出現了陪葬的車馬坑。如河南洛陽的東周王城遺址中，發現多座古墓和車馬坑、馬坑，其中5號車馬坑殘留馬骨達70具。商周時期，用真車真馬殉葬，是一種禮制，對于不同的級別，殉葬車馬的數量有著嚴格規定。春秋戰國時期，車馬殉葬制度開始走向衰落，出現了真車真馬陪葬向陶、銅等器物車馬過渡的現象，即便殉葬的馬匹也是體質較弱的駑馬。如陜西鳳翔血池遺址祭祀坑中的馬骨（圖4），通過DNA測定發現，這些殉馬大多年齡在一歲到一歲半之間，與《史記》中郊雍祭祀用“駒”的記載完全吻合。

圖4 血池遺址馬骨

玉石馬

玉器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用于裝飾陳設、宗教祭祀以及殮葬辟邪等。玉石本是沒有生命的礦物，但在中國古代，由玉石制成的各種玉器則被賦予了無限的靈性，成了一種超自然的物品，不僅是身份等級的標志和“究天人之際”的通神禮器，還是趨吉避疫的吉祥之物，是儒家思想“德”的象征。從考古發現來看，早期的玉馬雕刻以片雕為主，著重表現馬的形態特征，大多只體現馬首、四肢以及馬尾等關鍵部位。如婦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馬，造型呈扁平狀，具有商代“臣”字眼的典型特征。西周時期，玉馬的造型注重寫實性，逐漸演變為圓雕造型。如山西省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出土的黃玉馬，采用圓雕的手法雕刻，側面則用雙陰線“一面坡”的雕刻技法。漢代以后，玉馬造型則更為生動靈活，不僅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玉雕技藝水平，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對“龍馬精神”的崇尚與追求。如漢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仙人乘天馬（圖5），集合了羽人、天馬、玉石等元素，展現出一種天馬羽人在仙境中凌云遨游的神態。

圖5 仙人乘天馬

青銅馬

商周和秦漢之際，被稱為青銅時代，青銅器是出土文物中的代表。商周時期雖然是青銅器的鼎盛之時，但出土的青銅馬卻不多，馬的造型最具代表應是陜西眉縣出土的盠駒尊（圖6），全器以寫實的手法雕塑出一頭雄性小馬駒形象，整器精準再現了小馬駒的全身比例和身體結構，是已知最早的駒形青銅器。秦漢時代，盡管青銅器已經走向衰落，但出土的青銅馬卻較多。如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出土的銅車馬，是迄今為止中國考古發現體積最大、結構最復雜、禮制最高、最完整的古代車馬，被譽為青銅之冠；西漢陽信公主墓附近出土的鎏金銅馬，為仿照西漢時期大宛國所產的“汗血寶馬”精制而成，為漢代相馬術的實體標準器；甘肅武威雷家臺漢墓中一次就出土37件青銅馬，成儀仗隊組合排列，其中的銅奔馬，運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手法，把奔馬和飛鳥絕妙地結合在一起，為古代青銅馬中的精品之作。

圖6 盠駒尊

陶俑馬

陶俑在古代雕塑藝術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古代墓葬雕塑藝術品的一種。早在原始社會，人們就開始將泥捏的人體、動物等放入爐中與陶器一起燒制。秦漢以后，隨著殉人制度的衰落，陶俑逐漸替代了殉人、殉馬，逐漸成為陪葬器物的主流。秦代陶馬以秦始皇帝陵兵馬俑最具代表性，其大小和真馬相似，處于明器替代實物的初期。漢代以彩陶為代表，陶馬已經明器化，體型較小，具有象征性。如漢景帝陽陵陪葬坑出土的西漢彩繪陶馬，體型與秦始皇帝陵兵馬俑相比已大為縮小。唐代的墓葬中出現了著名的三彩馬，這種以黃、褐、綠三色為主的釉陶器，雖然實用性遠不如當時已經出現的青瓷和白瓷，但卻成為陶器發展的頂峰之作。如陜西歷史博物館唐三彩三花馬（圖7），器物大小與漢代彩陶馬相似，但制作精美，造型逼真，為唐三彩馬的代表器型。

圖7 唐三彩三花馬

石雕馬

石雕是古老的民間藝術。從古至今，雕刻藝人以石為材，鐫刻歷史，傳遞文明。馬作為人類生產生活的重要工具，一直是石雕作品的主題之一。如果說玉石適合隨身把玩，石刻雕像則適合室外陳列，長期保存。早在秦漢時期，貴族墓葬前就出現了動物石刻、石俑等，如漢代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石雕，采用圓雕、浮雕及線刻手法，通過對戰馬和匈奴的生動刻畫，體現了霍去病征服匈奴的英雄業績。此后的歷代王朝，均保持了墓葬前擺放石雕的傳統，為我們留下了大量以馬為主題的石刻雕像，既見證了歷史，也傳承了文化。如唐昭陵六駿石刻（圖8），以李世民乘過的六匹戰馬為原型制作，姿態神情各異，生動形象地再現了唐代西域馬的形態，開唐代駿馬雕塑的時代新風。

圖8 昭陵六駿（部分）

繪畫馬

在中國繪畫史上，以馬為題材的繪畫作品較多，馬一直是裝飾、審美、意象的重要表達對象。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陰山、阿爾泰山等地就出現了早期的巖畫，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則出現了馬的形象和紋飾。秦漢時期，墓葬中出現以馬為題材的壁畫、畫像石、畫像磚。隋唐以來，畫馬成為繪畫流行的時尚，擅長畫馬的畫家不僅有職業畫工、宮廷畫家，還有文人畫家，涌現出大量繪畫馬的作品。如唐代韓幹《牧馬圖》（圖9），運用了“鐵線描”繪畫技法，以纖細遒勁的線條勾勒出馬匹的輪廓，寥寥幾筆便勾出了馬的健壯體型；宋代李公麟《五馬圖》，用白描的手法畫了五匹西域進貢給北宋朝廷的駿馬，成為后世畫鞍馬的范本；元代趙孟頫《浴馬圖》（圖10），馬體精確細膩柔美，神情姿態舒展自如，為古代文人畫意與宮廷工筆的典范之作。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

圖9 韓幹《牧馬圖》

圖10 趙孟頫《浴馬圖》

（圖文來源于“中國文物報”，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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