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盧越 竇菲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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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開展了一起農民工欠薪案件的訴前調解。法院設立農民工討薪專屬通道,快速立案、調解,調解當天,農民工的欠薪當場兌現。
2月5日下午2點半,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立案登記中心調解室,61歲的農民工老白和他的4位工友坐了下來,帶著些許緊張和期待的神情。他們的代理律師袁峰在一旁仔細查看一疊證據材料。另一側,在法官和調解員的引導下,業某建設公司的代理律師、財務人員,以及農民工們的“老板”葉輝(化名),正一一核對名單,做著最后的確認工作。
這是一起農民工欠薪案件的訴前調解現場。該案涉及69位農民工,老白等5人是參與調解的代表。2024年2月,來自黑龍江省綏化市的老白來到北京,在某棚戶區改造項目從事鋼筋工工作。活兒干到2024年8月,他只拿到了部分工資,還剩1.2萬余元始終未結清。身邊的工友們也都遇到了這種情況,最多的被拖欠了4.8萬元。農民工們決定委托律師,到法院起訴。2025年12月30日,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對該案立案。
“這起案件涉及建筑施工領域常見的層層分包、違法轉包問題,用工關系較為復雜。”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宋如超介紹說。2023年,京某公司作為發包人,將某棚戶區改造項目部分工程分包給關聯公司業某建設公司,兩公司存在經常性業務往來。業某建設公司于2023年11月與葉輝簽訂《分包班組承包協議書》,將案涉工程的主體結構鋼筋分項工程勞務施工轉包給葉輝。老白等人就是葉輝雇來的鋼筋施工班組工人。
“施工過程中,業某建設公司與葉輝對工程量產生了爭議,公司認為預算超出了約定,而對超出的這部分農民工工資,雙方都拒絕支付,欠薪總額超40萬元。”宋如超告訴記者,立案當天,法院就為當事人進行了調解,此后進行了10余次“背對背”溝通,指出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一旦發生欠薪問題,違法分包的單位須對農民工工資承擔兜底清償責任。最后,業某建設公司表示將履行支付義務,葉輝主動表示自愿承擔部分支付責任。
此時已臨近春節,一定要讓農民工在節前拿回欠薪安心過年,是法院作出的承諾。2月5日,在仔細核對后,業某建設公司財務人員當即轉賬,葉輝則帶著4萬余元現金當場發放給幾位農民工,對沒在現場的農民工進行轉賬。
下午3點20分,老白拿到了被拖欠的1.2萬余元現金,他和幾位農民工當場撤訴。還有兩位農民工此前申請了勞動仲裁,糾紛也在這次調解中一并化解。
“沒想到這么快就拿到錢了,這下心里踏實了!”老白一邊對記者訴說著喜悅,一邊起身。他買了當天下午的火車票回黑龍江老家,家里人在等他。
“從2025年12月底正式進入調解程序,到今天雙方第一次面對面調解、現場發放欠薪,效率之高讓我沒有想到。”農民工一方的代理律師袁峰感慨道,“如果進入訴訟程序,至少需要好幾個月時間,農民工往往等不起。法院先行調解化解糾紛,從立案到拿到欠薪,只用了1個月多一點。”
“讓農民工維權少跑腿、快拿錢,是司法為民最直接的體現。我們推出的舉措都是沖著‘快’和‘便’來的。”北京市豐臺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長張立楠介紹,“在一站式訴訟服務中心專設了農民工討薪專屬窗口,開通特殊群體綠色通道,只要材料基本齊全,當場就能立案,收案后迅速把案件移送至先行調解工作組,線上也能立案,不用農民工反復跑。法院在立案當日就委托特邀人民調解員介入,還會聯合勞動部門聯動調解,調解成功的當場確認,同時專人督促企業履行,讓錢能快速到農民工手里。”
張立楠告訴記者,當前農民工討薪案件涉及行業集中度高,工程建設領域較多,“因為項目層層、轉包分包,甚至存在掛靠施工的情況,導致用工主體難以認定,農民工往往不知道該向誰要工資,這也是這類案件的核心難點。”張立楠說,“企業欠薪手段也更隱蔽,有的企業以‘上家未結款’‘資金緊張’為借口推諉,有的甚至通過轉移資產、失聯、注銷公司等方式逃避支付義務,增加了辦案難度。”
“農民工務工時大多是口頭約定工資,沒有簽正式勞動合同,能提供的只有班組長手寫的欠條、微信聊天記錄,沒有任何書面憑證,給案件審理帶來阻礙。”張立楠說,“我們提醒農民工,務必留存核心證據,這是維權的基礎;分包、轉包單位拖欠工資的,總承包單位要先行清償,找對主體才能少走彎路;發現欠薪后不要拖延,及時維權。這幾點做到了,能大大降低討薪難度。”
來源: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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