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場橋：一個撲朔迷離的橋梁地名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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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諸家瑜，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中國東方文化館館員，中國化工作家協會會員，蘇州市地名專家庫成員，蘇州市吳文化研究會會員。

校場橋，位于蘇州古城內西北部、單家橋北，呈東西走向，橫跨閶門支流的平門小河（此為水利部門指稱名稱，系姑蘇城內第二直河北段，原名“教場河”），現為校場橋路連接橋。此橋東西兩堍之南，分別為呈南北走向的道路河東巷、河西巷。

目前，關于“校場橋”這一橋梁地名，有兩部具有一定專業性的著述。

1.2013年版《蘇州老橋志》記載：

“校場橋，跨平門小河，東西連接校場橋路。始建年代不詳，王謇《宋平江城坊考》載：‘此橋即為宋《平江圖》中之鴻橋。’清代因其地處教場西，原名西教場橋，后訛為高長橋，又稱高尚橋。2005年版《江蘇省蘇州市地名錄》仍名高長橋，近年恢復舊稱，正式定名‘校場橋’。民國16年（1927）改建，為單孔鋼筋混凝土平橋，長7米，寬5.5米，跨徑3.8米。現維持原狀。”

2.2015年版《蘇州市吳文化地名保護名錄（市區卷）》記載：

“校場橋，原名西教場橋，訛名高長橋、高尚橋。跨蘇州城內第二直河（平門小河）。橋東、西兩堍均接高長橋弄。‘教場’，古時軍隊演武教練的場所。

始建于宋代。據《宋平江城坊考》云：此橋即宋《平江圖》上所標的鴻橋。此處原為一廣闊場地，適宜軍隊訓練。《吳郡志》載：‘南宋建都杭州，在蘇州駐扎禁軍。’《卷五?營寨》有：禁軍‘威果二十八指揮······全捷二十一指揮’。民國《吳縣志》云：‘全捷第二十一指揮，元額四百一十人，在城西北鴻橋西。’其處有西大營門。橋在教場之西，故名‘西教場橋’。原為石橋，歷代修建情況，未見志載。民國16年（1927）重建，改為單孔鋼筋水泥平橋，長7米，寬5.5米，跨度3.8米。”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上述兩種介紹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事實上，當下的“校場橋”這一橋梁名稱，在民國時期既專門用以指稱一座橋（該橋原名東教場橋），同時亦是當地民眾對當時更名后的校場橋、西校場橋這兩座橋梁的統稱。為厘清統稱為“校場橋”的相關情況，以及現名“校場橋”的歷史沿革，筆者特將歷代蘇州古城圖的查閱筆記整理成文章，在此予以介紹。

一、現今的校場橋前身是鴻橋

現今的校場橋前身為何？王謇《宋平江城坊考》（1925年10月線裝本）顯示，其名為“鴻橋”。鴻橋這一橋梁名，在南宋紹定二年（1229）繪制雕刻的《平江圖》中有標注記載，此橋呈東西走向，橫跨第二直河北段河道（該段河道呈南北走向，南起單家橋，北至北護城河，后命名為“教場河”）。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卷二《西北隅》云：“鴻橋，《吳郡志》不載（原文作‘《吳郡志》以下均不載’，有誤，故改之）。案：即今西教場弄橋。《吳地記》有雁門橋，乃梵門橋之又一名，非此橋也。”據此推斷，在《吳郡志》成書之前，鴻橋尚未建造。

在《平江圖》圖中，能夠清晰地看到，鴻橋南面有兩座與其同跨一條河的古橋，從北往南依次為“曹使橋”“單家橋”。這兩座橋梁的建造年代均早于鴻橋，約成書于南宋紹熙三年（1192）的范成大《吳郡志》（亦作《吳門志》）卷十七《橋梁?樂橋之西北（閶門）》中有相關記載。如今，單家橋依舊保存著，而曹使橋作為實體建筑，或許在清乾隆初期，甚至可能早在雍正年間便已消失，在當地不復存在。此推斷是基于清代至民國各個時期繪制發行的蘇州地圖均未標注“曹使橋”這一橋梁名稱，并經過詳細比對與深入分析得出的。

據史料記載，自唐代起，第二直河北段河道兩旁區域便有軍隊駐扎。“宋度曠地，立營以居”。洪武《蘇州府志》卷第十四《兵衛?禁軍》記載：“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余留本城。康定初（1040），置宣毅軍，大州二營，小州一營。慶歷中（1041—1048），募健勇為宣毅，或選廂軍為之。蘇州一指揮，熙寧三年（1070），改威果。嘉祐四年（1059），詔置禁軍三指揮，其新招禁軍以威果為額。大觀二年（1108），詔望郡別屯一千人，一為威果，一為全捷，并以步軍五百人為額。四年（1110）三月，撥杭州威果第二、第三指揮蘇州駐札。宣和二年（1120），因討睦寇，仍以全捷兩指揮為杭州東南第三將駐札。宣和四年（1122），因方臘之亂，二月詔增置戍將。五年（1123）十一月，下江浙諸州各置威果、全捷兩指揮，隸待衛步軍。”

南宋初期，禁軍威果、全捷兩指揮在蘇州古城北設置了兩個營寨，以河為界，河東是威果第六十五指揮的營寨，簡稱“六十五營”，營地東側為報恩寺，南側為立義坊；河西是全捷第二十一指揮的營寨，簡稱“全捷二十一營”（宋《平江圖》標作“全捷二十四營”），營寨南側為五畝園，北側為北護城河、古城墻。當時，在威果第六十五指揮營寨以北，有一大片空曠的荒地，禁軍對其進行開發利用，改建成了一個“教場”，專門用于教習操練兵馬和檢閱軍隊。教場，亦稱“大教場”，又稱“演武場”，俗稱“北寺校場”。教場，在古代亦稱作“校場”，這兩個地名在吳語中皆讀作“告長”（讀音為：gàosháng）。該教場建好之后，其西側的第二直河北段河道便被命名為“教場河”（后更名為“平門小河”）。彼時的教場河上，已架有兩座橋，分別為單家橋與曹使橋。后來，為了更便于兩支禁軍聯絡、協同訓練以及作戰，大約于慶元、嘉定年間（1195—1224），在教場河上增建了一座石橋，此橋位于曹使橋北，名為“鴻橋”。不久之后，這座新建的橋梁以及單家橋、曹使橋和營寨等，均被鐫刻于宋《平江圖》之中。后來，王謇在對照宋《平江圖》時記載道：“威果六十五營，《吳郡志》：‘禁軍，威果第六十五指揮。’《宋史?兵志》：‘禁軍，熙寧以后之制。’······盧《志》：‘威果第六十五指揮，元額四百一十人，在報恩寺西。’”“全捷第二十一營，《吳郡志?營寨門》：‘禁軍，全捷第二十一指揮。’《宋史?兵志》[禁軍]下：‘全捷，中興后置。’盧《志》：‘全捷第二十一指揮，元額四百一十人，在城西北鴻橋西。’”（《宋平江城坊考》卷二《西北隅》）李楚石《齊谿小志?軍制》（1926年齊谿朱氏士食舊德之廬鉛印本）亦有記載：“宋軍制禁軍，設威果第六十五指揮，在報恩寺西；全捷第二十一指揮，在城西北鴻橋西。按：鴻橋即今西教場弄橋，見《平江圖》。元額各四百一十人。”

至元末時期，“相傳，張士誠屯軍于演武場”（民國《吳縣志》卷二十四下《輿地考?坊巷下?西大營門》）。教場營門的正門在北寺（即報恩寺），西營門位于桃花塢，東營門位于石塘橋（民國朱劍琳、顧震《姑蘇小志?北寺校場》）。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部攻克蘇州，張士誠兵敗被俘，最終自縊而死。明軍將教場作為行刑與閱兵的場所。

明代時，教場跨吳邑（即吳縣）北亨三圖、長邑（即長洲縣）利二圖的地界。洪武《蘇州府志》所附的《蘇州府城圖》中標注有“教場”，王鏊正德《姑蘇志》所附的《蘇州府城圖》中同樣標注有“教場”。王《志》卷二十五《兵防》記載：“教場，在北城下，報恩寺后，內有將臺，上有演武廳。”楊循吉嘉靖《吳邑志?附境內公署下?衛》亦提及：“教場，在北城下，有將臺、演武廳。”當時，教場西側，還有單家橋、曹使橋、鴻橋。其中的鴻橋，宋《吳郡志》里未曾記載，然而在明、清、民國的文獻史料中均有提及。

洪武《蘇州府志》卷第十四《兵衛》記載：宋禁軍“全捷第二十一指揮，元額四百一十人，在城西北鴻橋西。”正德《姑蘇志》卷二十五《兵防》、同治《蘇州府志》卷二十八《軍制?禁軍》、民國《吳縣志》卷五十四《兵防考二?禁軍》等志書里亦記載有這樣一段文字。

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卷一《圖系說?蘇州府城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崇禎十二年[1639]繪制）上，標注有“鴻橋”。此圖顯示，其與單家橋、曹使橋共同橫跨一條河流。

二、鴻橋更名西教場橋

明末清初，鴻橋位于吳邑北亨三上圖，橋之東端緊鄰教場，彼時該教場被稱作“大教場”，亦常寫作“校場”。

雍正二年（1724），析長洲縣設元和縣，區域劃分隨之改變。大約在雍（正）乾（隆）之際，教場東側新建一座橋梁，命名為“東教場橋”。由此，位于教場西側的“鴻橋”更名為“西教場橋”。當地居民將這兩座橋合稱為“教場橋”，此稱謂遂成為這兩座橋的俗稱，并開始并行使用。

依據清乾隆十年（1745）繪制的《姑蘇城圖》，我們能夠明確知曉，雍正至乾隆初年，西教場橋、東教場橋各自所處的具體位置：

西教場橋的西堍與西河巷相連（該巷先后更名為“河西巷”“西河沿”，呈南北走向，南接桃花塢大街，北至西教場橋西端），橋的東堍旁有一座“朱司徒廟”；廟宇南側為“制造火藥局”（位于官厙巷西），廟北為“敵樓”；敵樓以北是“大教場演武官廳”；大教場演武官廳東側為“軍裝火藥庫”，位于長邑利二圖地界；軍裝火藥庫的東南方向為“東教場橋”，此橋橫跨吳縣、長洲縣和元和縣三地交界；橋西端為農田，分屬吳邑北利三圖和長邑利二圖；橋東端亦為農田，地屬元邑利三圖。

此外，該圖中標注了“單家橋”，位于西教場橋南，但未出現“曹使橋”的標記。

在清嘉慶二年（1797）的《蘇郡城河三橫四直圖》中，標注有“西教場橋”“教場”“敵樓”“演武廳”以及“單家橋”等地名，圖中未標注“東教場橋”，亦未見“曹使橋”的記載。

到了道光、咸豐年間，中國經歷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至同治帝登基時，清朝已陷入內憂外患的困境。在此背景下，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間，蘇州出現一份繪制較為粗糙的《蘇城地理圖》。該圖中，蘇州城西北區域僅標注了教場、單家橋以及道路官厙巷（南北走向）、河西巷（原西河巷，南北走向）、西大營（南北走向）等少數幾個地名，而原有的西教場橋、東教場橋、曹使橋、朱司徒廟、演武廳、敵樓、制造火藥局、軍裝火藥庫等一系列地名均未被收錄，顯示出該地圖的簡略與不完整性。

為彌補這一缺失，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七年（1872—1881）期間繪制的《姑蘇城圖》，以乾隆《姑蘇城圖》為參照。 對同治《蘇城地理圖》中遺漏的西教場橋、東教場橋、朱司徒廟、大教場演武官廳、敵樓、制造火藥局、軍裝火藥庫等地名進行重新標注，然而未標注“曹使橋”。此舉措切實糾正了《蘇城地理圖》存在的缺陷，使歷史地理信息的完整性得以恢復。

光緒年間，先后繪制并面世的蘇州地圖有：《蘇城廂圖》（繪制于光緒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888—1903]之間）、《蘇城全圖》（繪制于光緒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1896—1906]之間）、《蘇境新測圖》（繪制于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之間，為中英文彩色版）、《蘇州城地圖》（繪制于光緒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1900—1905]之間）、《蘇州巡警分區全圖》（繪制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孟春月，為彩色版）。

其中的《蘇城廂圖》，再次出現類似同治《蘇城地理圖》的問題，存在繪制粗糙、信息缺失的狀況，西教場橋、東教場橋、曹使橋等地名均未標注。《蘇境新測圖》更是不堪入眼，教場一帶區域只標注了一個地名“牙厘局”。

《蘇城全圖》與《蘇州巡警分區全圖》的繪制質量均屬上乘，兩圖均標注有西教場橋、東教場橋、單家橋等地名，唯獨未標注曹使橋。

《蘇州城地圖》上標注有“教場橋”，橋的南面為曹使橋，向東可到達牙厘局。由此可知，此處的“教場橋”所指的就是“西教場橋”。圖上教場橋東堍的東北方向依次為“朱司徒廟”“大教場”“火藥局”。火藥局再向東是一片空白，未見“東教場橋”的標注記載。教場橋的西堍標有一條新開辟的道路，呈東西走向，東起西河沿，西至西大營門，但未標注道路名稱。筆者認為，這條道路在清末民初時期或許名為“教場弄”，或許名為“西教場弄”。這是依據王謇《宋平江城坊考》和李楚石《齊谿小志》兩書中的“鴻橋即今西教場弄橋”這一結論推測得出的。

三、西教場橋一橋多名

清末時期，西教場橋與東教場橋均處于“一橋二名”并行使用的狀態，具體而言，西教場橋亦稱教場橋，東教場橋同樣也被稱作教場橋。民國元年至16年（1912—1927），西教場橋與東教場橋又相繼增添新名，分別形成“一橋五名”（西教場橋、教場橋、西校場橋、西教場弄橋、校場橋）和“一橋三名”（東教場橋、教場橋、校場橋）并用的情形，且在蘇州城同時存在。實際上，在地名管理尚未規范化的階段，此類現象較為常見。

民國時期，有關蘇州城市地理與地名記錄的出版物數量明顯增多，各類蘇城地圖的繪制數量亦大幅增加。這一情況為追溯宋代古橋名“鴻橋”的后續演變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史料依據，亦有助于我們分別探究西教場橋“一橋五名”和東教場橋“一橋三名”的并用脈絡。隨著這些出版物的廣泛傳播，西教場橋、東教場橋的不同名稱逐漸為更多人所知。在日常交流與官方記載中，這些名稱相互交織，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名文化現象。盡管名稱多樣，但當地居民通常能依據具體語境準確理解所指的具體橋梁。這種靈活性既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地名使用的包容性，也體現了蘇州城在歷史變遷中對傳統與現實的巧妙融合。

在民國2年至6年（1913—1917）刊行的《蘇州府城之圖》中，能夠清晰察見蘇州古城西北隅原清代教場及其周邊區域內多處重要地標的標注，諸如火藥局、牛司徒廟、財神廟、存仁公所等地名。圖中的火藥局東、西兩側各有一座橋梁，均以形象化的記認圖案“”標示，但未注明此兩座橋的具體名稱。位于火藥局西側的那座橋梁往西，依次分布著財神廟與存仁公所；而火藥局東側的那座橋梁，其周邊區域在地圖上無文字標注，這表明當時該區域可能已無顯著建筑或公共設施。火藥局南側為牛司徒廟，廟宇西側設有一座橋梁，圖中同樣未注明此橋的具體名稱。

那么，上述該圖中未注明文字的三座橋，具體名稱究竟是什么呢？

民國3年（1914）4月，浙江嘉興人吳振麟（1887—？，字止欺）校正重繪的《新測蘇州城廂明細全圖》，為我們解答了這一疑問。

《新測蘇州城廂明細全圖》為彩色版，由蘇州圖書總匯處印行。圖中標注有“西校場橋”，橋的南面標注有“單家橋”，橋西堍連接桃花塢大街，橋東堍連接北街，往東可到達“地方廳”（即原“牙厘局”的位置）。

西校場橋的西堍與西河沿相連，往西依次為“財神廟”“存仁公所”；再往西，從南往北依次為“文昌宮”“輪香局”“接義公所”“三縣孤孝”“五畝園”“輪香局丙舍”。橋的東堍與東河沿相連，往東依次為“火藥局”“敵樓”；東河沿之東、敵樓之南是“牛司徒廟”；火藥局、敵樓之北是“演武廳”。演武廳的東南向是“校場橋”，橋的東堍之北是“火藥局”。

通過對《新測蘇州城廂明細全圖》的仔細審視，我們得以了解到，《蘇州府城之圖》中未注明文字的三座橋，分別是：西校場橋、校場橋、單家橋。其中的“西校場橋”“校場橋”，在清代的《姑蘇城圖》《蘇城全圖》《蘇州巡警分區全圖》等圖中，分別標注為“西教場橋”“東教場橋”（在《蘇州城地圖》中，原來的“西教場橋”標注為“教場橋”），也就是說，原來的“西教場橋”“東教場橋”在進入民國后增添或者更改了名稱。由此推斷，原先作為東、西教場橋合稱為“教場橋”，同樣新增了一個俗稱“校場橋”。

進入20世紀20年代，“振新主人以蘇圖陳舊，倩希東為之革新”（陳希東《新蘇州城圖序》），由此開啟了對蘇州地圖的重要修訂工作。在此背景下，陳希東精心繪制完成了《最新蘇州城廂明細全圖》。該圖于1921年5月出版，由同文書局印制、蘇州振新書社發行。圖中標注有西校場橋、校場橋、單家橋等諸多地名。值得注意的是，該圖在內容與形式上，與吳振麟繪制的《新測蘇州城廂明細全圖》高度一致，二者均詳細展現了當時蘇州城廂的布局與地理信息，反映出民國初期蘇州城市測繪的標準化與規范化趨勢。

民國14年（1925）和15年（1926），王謇所著《宋平江城坊考》與李楚石所著《齊谿小志》兩部著作相繼問世。兩人均在書中提及“鴻橋即今西教場弄橋”。由此可知，在民國14年（1925）10月之前，西教場弄橋已是原西教場橋“一橋多名”中的“成員”之一。

民國16年（1927）8月，曾留學法國的吳縣人高元宰編著的《最新蘇州城市全圖》出版，由蘇州小說林書社發行。圖中標注有“西校場橋”“校場橋”“西河沿”“東河沿”；原先的火藥局、演武廳、敵樓均用記認圖案“□”替代，未標注文字說明。此圖如同清光緒《蘇州城地圖》一般，在西校場橋的西堍標注著一條呈東西走向的道路，但同樣未注明文字。筆者認為，這條未注明文字的道路在當時應當就是“西教場弄”。

四、老橋改建后更名高長橋

民國16年（1927），即在《最新蘇州城市全圖》出版發行的當年，有著“一橋五名”的宋代老石橋在改建過程中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重建的新橋，為單孔鋼筋水泥平橋。此時，這座由舊變新的橋梁被命名為“高長橋”，其目的或許是為了將統稱為“校場橋”（教場橋）的兩座古橋加以區分。

高長橋的地名漢語拼音拼寫形式為：Gāocháng Qiáo，吳語讀音為：Gāosháng Jiáo。由于高長橋與校場橋（教場橋）的吳語發音基本一致，因此后人認為，它是原來校場橋（教場橋）的訛稱。然而，民國《吳縣志》卷二十五《橋梁》中并未記載“高長橋”這一橋梁名稱，卻有“曹使橋，在單家橋北”“單家橋，在西石塘橋西”的文字記錄。

新橋定名為“高長橋”后，原橋西端的道路名“西教場弄”亦隨之更名為“高長橋頭”。高長橋頭這一道路名稱，在范廣憲《吳門坊巷待輶吟》卷三第72頁（1928年抄本）中有相關記載。民國《吳縣志》卷二十四下《坊巷下》（1933年版）載：“高長橋頭，長魚池東北”。

民國20年（1931）3月，高元宰所著《蘇州城廂圖》由蘇州文怡書局發行。此圖實際上是《最新蘇州城市全圖》的再版本，其不同之處在于，將原本的黑白地圖改為了彩色地圖。該圖中分別標注有“西校場橋”“校場橋”“西河沿”“東河沿”；原先的火藥局、演武廳、敵樓均用記認圖案“□”替代，未標注文字說明。此圖所標注的西校場橋的西堍，亦存在一條呈東西走向的道路，但未注明文字。筆者認為，這條未注明文字的道路就是清末時新建的“西場橋弄”，此時又名“高長橋頭”。

民國27年、昭和十三年（1938）6月，日本小山吉三編著的《最新蘇州地圖》由日本名所圖繪社印刷，至誠堂發行。該圖為彩色版，圖中標注有西教場橋（原圖作“喬”）、單家橋（原圖作“喬”）、西河沿、東河沿；西教場橋的西堍標有一條道路，但未注明文字（其實就是高長橋頭，原名西教場弄）。圖中顯示，這條道路東起西河沿，西至西大營門（途經“仁善（會館）”，位于 1932 年建造的樸園對面）。西大營門往西，從南往北依次為“輪香局”“文昌宮”“積義（會館）”“五畝園”。

另外，該圖中未標注“校場橋”或者“東教場橋”“教場橋”的文字，但有橋梁的記認圖案。圖上新增了兩條道路名稱：一條名為“河西巷”，位于西教場橋西堍之南，呈東西走向，東起西河沿，西至西大營門；另一條名為“河東巷”，呈東西走向，東起官厙巷，西至東河沿。

民國29年（1940）9月，江蘇建設廳技術室繪制了《吳縣城廂圖》，圖中所有橋梁均采用記認圖案，不標注橋梁名稱。圖上標注的道路高長橋，呈東西走向，東起寶裕路，西至西大營門。路東有一個橋梁的記認圖案，但未標明橋梁名。通過對上述清代、民國地圖進行比對分析，這座橋應為“高長橋”。此外，該圖上出現了一條呈東西走向的道路名為“寶裕路”，東起華昌街，西至高長橋。在呈南北走向的寶裕橫路南接寶裕路的東側，有一個橋梁的記認圖案，未標明橋梁名。這是一座當時為寶裕路的連接橋，不知其名。經與后來出版發行的《吳縣城市圖》比對分析，寶裕橫路南接寶裕路的東側未標明的橋梁名是“興隆橋”。又與后來出版發行的《最新蘇州地圖》比對分析，“校場橋”（即原名東教場橋）應該在寶裕橫路南接寶裕路的西側，但該圖中未見橋梁記認圖案，亦未標明橋梁名。

民國32年（1943）10月，高元宰編著的《最新蘇州游覽地圖》由蘇州文怡書局發行。該圖是他的《最新蘇州城市全圖》第三版本，為彩色版，參考了日本小山吉三編著的《最新蘇州地圖》。圖中亦標注有西教場橋（原圖作“喬”）、單家橋（原圖作“喬”） 地圖中出現西河沿、東河沿、河西巷、河東巷等地名，西教場橋的西堍亦標注有一條未注明文字的道路，該道路東起西河沿，西至西大營門（途經“仁善（會館）”）。西大營門往西，從南往北依次為輪香局、文昌宮、積義（會館）、五畝園。此圖中，同樣未標注“校場橋”或者“東教場橋”“教場橋”的文字，但有橋梁的記認圖案。

民國36年（1947）10月，江蘇省地政局土地測量總隊測繪的《吳縣城市圖》出版。該圖中所有橋梁均采用記認圖案，有的標注橋梁名稱，有的不標注橋梁名稱。圖上標注有呈東西走向的道路前橫街（東起河西巷，西至西大營門）、后橫街（東起西河沿，西至張公路）和呈南北走向的道路河東巷、河西巷、西河沿、西大營門、張公路。其中的張公路，南起西大營門，北至北護城河前的一片荒田。在張公路中段，有一條呈東西走向的道路，東起寶裕路，西至張公路，道路東有一個橋梁的記認圖案，但未標明橋梁名。通過對上述清代、民國地圖進行比對分析，這條呈東西走向的道路應為“高長橋”，道路東的橋梁應為“高長橋”。此外，該圖上標注的寶裕路已向東延伸至齊門路，在道路的中段有一座“墨園”；墨園東的寶裕路上標注有橋梁名“興隆橋”；墨園西的寶裕路上無橋梁記認圖案。經與后來出版發行的《最新蘇州地圖》比對分析，“校場橋”（即原名東教場橋）應該在墨園西的寶裕路上。

民國38年（1949）1月，大公書局出版發行《最新蘇州地圖》。圖上標注有西校場橋（此為《吳縣城廂圖》標注的高長橋）、單家橋、河西巷（呈東西走向、南北走向各一條）、河東巷（呈東西走向、南北走向各一條）等地名，亦有道路名寶裕路。此時的寶裕路中段與寶裕橫路南相接處，東、西兩側各有一個橋梁記認圖案，為當時的寶裕路連接橋，但均未標明橋梁名稱。通過對上述幾張清代、民國地圖進行比對分析，位于寶裕橫路南接寶裕路西側的橋梁，應當是清初時期建造的“東教場橋”（后又名教場橋、校場橋）。此橋約于1952年拆除，這是依據《蘇州市志》“蘇州閥門廠”條目的介紹推測而來：1952年7月，蘇南工業專科學校的鑄管廠（1950年7月設立）和蘇州勞動生產教養院的翻砂工場（1951年設立）合并，成立蘇州國營鐵工廠，廠址定在寶裕路華昌街31號（后為人民路679號）。寶裕路的東段（東起華昌街，西至人民路）就此拆除，西段（東起人民路，西至河東巷）命名為“校場橋路”。

五、高長橋更名校場橋

“高長橋”作為一座承載歷史記憶的橋梁，自其名稱“誕生”以來已沿用近百年之久，跨越了不同的時代變遷。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這一橋梁因其獨特的歷史地位被正式載入地方史冊，成為蘇州城市發展的重要見證。《蘇州市志》第七卷《城巷河橋》（1985年版）中有明確記載：

“高長橋，又名高尚橋，位于河西巷。《平江圖》中名鴻橋（原文誤作‘曹使橋’），清代名西教場橋，后訛為今名。本世紀20年代，改建鋼筋混凝土預制板橋，寬5.52米，長4.65米，單孔，跨度9.95米。”

21世紀初，經專家確定，高長橋正式名為“校場橋”，但由于未履行正式申報程序，所以一直被官方列為未批復橋梁地名。2018年始，高長橋作為平門河上四座古橋之一，被納入蘇州古城墻遺產廊道保護范圍，并由相關部門對其定期開展結構檢測與風貌修繕工作。

2019年10月29日，蘇州市民政局組織召開地名專家論證會，就“高長橋”等一批地名更名事宜進行論證。其后，根據姑蘇區金閶街道地名規劃實施的需要，“為有效解決道路‘有地無名’問題，規范地名管理，避免影響社會管理和公眾交往”（《關于申請“高長橋”地名更名的函》），金閶街道經專題研究，于2022年正式擬定“高長橋”地名更名方案，并向蘇州市人民政府呈報《關于申請“高長橋”地名更名的函》。同年9月26日，街道向江蘇省蘇州昆劇院發送《關于“高長橋”更名為“校場橋路”的告知書》；10月8日，又在街道轄區內張貼《關于“高長橋”更名為“校場橋路”的公示》，廣泛征求公眾意見。

2022年11月9日，由蘇州市民政局牽頭召開了“道路地名‘高長橋’更名為‘校場橋路’專家論證會”，與會的地名專家包括柯繼承、吳恩培、諸家瑜、余嘉、蔡侫等。2023年1月15日，道路地名“高長橋”正式獲準更名為“校場橋路”。同月20日，蘇州民政局發布《地名公告（2023第2號）》，其附件《地名公告一覽表》明確載明：原道路地名高長橋更名為“校場橋路”，地理位置位于姑蘇區金閶街道江蘇省蘇州昆劇院以南，起點為河西巷，止點為西大營門。

2023年5月10日,蘇州市住建局正式批準橋梁地名“高長橋”更名為“校場橋”。同月19日，蘇州民政局再次發布《地名公告（2023第12號）》，宣布：“根據國務院《地名管理條例》規定，‘前村街’‘金珺路’2條街路巷地名命名已由蘇州市人民政府批準。‘氣象橋’‘高長橋’‘中張家橋’等165條橋梁地名命名、更名、注銷及‘北環快速路隧道’‘閶胥路人行隧道’‘北環輔路隧道’3條隧道地名命名已由蘇州市住建局批準，并報我局備案，現予以公告。”在其附件《地名公告一覽表》中，明確列出了已完成更名程序的橋梁名稱，其中就包括由“高長橋”正式變更為“校場橋”的重要記錄。橋梁地名“校場橋”，其標準漢語拼音拼寫形式為：Jiàochǎng Qiáo。該橋所屬的行政區域為江蘇省蘇州市姑蘇區金閶街道。具體指稱的地理實體位置位于姑蘇區金閶街道校場橋路、跨平門小河（水利部門指稱名稱）。

校場橋，不僅作為一處交通樞紐而存在，更是江南水鄉深厚文化的具象化象征，它承載著蘇州人民日常生活的記憶，維系著地方文化的傳承，成為連接古今的時空紐帶，持續演繹著歷史與現實、傳統與未來之間的深刻對話。

附：

如今的橋梁地名校場橋的周邊區域，在初唐時期隸屬于吳縣。唐萬歲通天元年（696）七月四日，從吳縣析置出長洲縣，此區域劃歸長洲縣，屬大云鄉（慶云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明正德、弘治時期。明弘治之后，這片區域重新歸入吳縣，屬大云鄉（慶云里）北亨三圖。清雍正二年（1724），吳邑北亨三圖拆分為上下兩圖，校場橋周邊區域改屬北亨三上圖，直至宣統三年（1911）。民國時期（1912—1949），該地先后隸屬吳縣和蘇州市。1949年9月1日，此地劃歸蘇州市北區；1955年9月21日，歸屬北塔區；1958年7月，分別歸屬金閶區和平江區；2012年9月1日，歸屬姑蘇區。目前，該地隸屬于姑蘇區金閶街道。

作者：諸家瑜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汪鴻琴

校對：宋柄燃

審訂：江 桐

（感謝諸家瑜先生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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