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該如何介入現實之“真”？生命之真是根本

對兒童文學而言，“真”的書寫應有對人性本質和生命價值中“真”的尋找和叩問，且需照應到小讀者心靈和精神的需求。那當我們的筆觸聚焦于弱勢群體、校園霸凌、心理問題等沉重的現實主題時，如何藝術而有力量地呈現外在的、內里的“真”呢？筆者以有限的閱讀和寫作經驗略談一二。

平視的目光，人文的精神，從現實之真，走向光亮

要介入現實之“真”，創作者需真正地看見書寫的對象，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處境和困境，既不俯視，也不仰看，而以平視的目光，去感受，去共情，并以兒童視角為錨點，既不回避現實的困頓，也不渲染苦難。

《我是白癡》是臺灣作家王淑芬創作的兒童小說，以智障兒童彭鐵男為第一視角，書寫了其作為特殊群體的日常校園生活。這本小說之所以贏得讀者喜歡和深度共情，就在于作者能看見彭鐵男內在的良善和純真，在情感上不是視其為異類，而是將他作為一個獨特的、有生命溫度的“人”，去體貼，去溫情相待。

我們書寫“真”的目的，不是要展示人生和世界的殘酷，而是讓讀者明了黑暗中終有火炬，驚濤駭浪里終有港灣，在生活之艱和生命的低處都終有希望——這是兒童文學的“底色”，也是其區別于成人文學的關鍵。

拙作《大熊的女兒》講的是一個女孩發現父親罹患上異形癥，變成了熊，為幫助他恢復原形，帶著他回到曾經生活的城市。小說書寫的是現代社會環境下，部分成年人精神上的萎縮和異化，但因有兒童精神的介入，終讓父親恢復原形，作品中始終洋溢愛和希望。這和卡夫卡《變形記》中的徹底絕望是迥然不同的。

在《我是白癡》中，作者抓住彭鐵男和其他孩子的相通處——渴望被愛、被認可，寫出“同”，同時又抓住他作為智力缺陷孩子的“不同”。兩者相互交織，形成張力，既沒有回避“被歧視”的現實之真，也沒有讓故事的走向陷入灰暗，而是始終有溫暖和明亮，彰顯出作家內在所秉持的人文精神。

我們在書寫問題孩子、弱勢群體以及英雄人物時，容易陷入標簽化、臉譜化的書寫，把角色道具化，寫成被同情、被仰視的符號，而忽略掉其獨有的個性，以及人性中的斑駁，所設置的故事背景也容易過濾掉生活和社會的復雜性，呈現出干凈和純美。這是對“真”的書寫，還是寫作上的討巧、精致或偷懶呢？

《我是白癡》的典型之處，就在于作家沒有把彭鐵男塑造成“完美的受害者”，而是還原了他作為“智障孩童”的真實模樣，比如他將答案全部寫“1”。這種去標簽化的書寫，讓“智力障礙”不再是角色的全部，而是他的一個特質。同樣，其所處環境也是復雜多樣的，有嘲笑彭鐵男的同學、有言行中歧視他的老師。這種對人性斑駁和環境復雜性的呈現，讓現實之“真”變得可靠可信，也讓作品自然有了深度。

以細節之真，以幻想之形，讓現實之真走進虛構之真

對細節真實、準確的書寫，是創作者和讀者建構信任的基礎，是現實之真走進虛構之真的根底。這種書寫，我們常依賴于認知、記憶、經驗和感受，但有時也會犯下常識性的錯誤。我就曾在小說里寫錯梔子花盛開的季節，記憶里它真實地盛開在霧蒙蒙里，卻忽略了是在上學很早的清晨所見。細節的真實可靠里，藏著創作者獨特的生命烙印，除了創作者用心地、敏銳地去觀察和揣摩，去更多地積累和儲備，可能無捷徑可走。

在《大熊的女兒》中，我通過變形的方式，對成年人精神上真實的困境和萎縮，進行了變形處理，也就是讓真實的精神境況變得具象化，讓讀者更能感知和理解。

而在新近的童話《奇跡山林》里，我則書寫了一只山魈因人的善被撫養成長為人類的女孩，又因人性中對異類的恐懼和害怕，結果這個女孩又被逼做回山魈。我通過民間童話的形式，寫出了集體對異己者的排擠、霸凌，也寫出了人性中真實的面相。

這些作品中虛構和幻想的“真”，是對精神和人性層面“真”的書寫，是以幻想之形書寫現實本質和根底上的“真”。

眾所周知，兒童的身上有部分成年人已失去的寶貴東西，好奇心、無功利心，對外界和自我的探索欲、無限的想象力、強烈的情緒表達和自在的游戲精神等等。要書寫出這些童年精神里的“真”，一名兒童文學創作者應有自省力，察覺到自己的認知、經驗里是否有阻礙我們探索童心的東西。覺察到我們內心既有的規訓和束縛，是否阻礙我們去看見和擁抱自己內在的孩童。并能由此出發，去深入地觀察和了解身邊的孩童，去洞察和捕捉穿著鎧甲、戴著面具的成年人內心深藏的孩童。唯有懂得自己內在的孩童，看見更多他者的孩童，才可能看見一個個具體的童年，而我們筆下的世界才可能呈現出天然的真氣，否則容易陷入偽飾的寫作，終被讀者識破。

以生命之真為根，抵達文學之真

兒童文學介入現實之“真”，從來不是要給出“標準答案”，而是要激蕩起讀者的情感和思考。《我是白癡》《大熊的女兒》《奇跡山林》的結尾都沒有刻意安排“大團圓”，彭鐵男沒有變聰明，嘲笑他的同學沒有道歉，大熊的女兒沒有和苦尋到的媽媽在一起，做回山魈的女孩和人類也沒有達成完全的和解。這種留白式和不圓滿的結尾，是對真實生活邏輯的尊重，也是對現實的尊重。這種尊重，是一種勇敢的承擔，是希望讀者在直面現實后去發現生命過程的價值和意義。

而對生活邏輯的尊重，本質上是要求書寫者以自身生命之真為底色，避免脫離現實。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29幅年畫》再版時刪掉了一半的文字，做出這樣的修改，是因為創作之初我把許多“自以為是”的東西放了進去，沒有做到正視和凝視自身情感背后的災后創傷，讓泛濫的情感淹沒了故事應有的邏輯性和生活性。這讓我深刻地意識到，當我們創作作品時，應直面自身的真實情感，才能避免用虛假的情感包裝故事，才能賦予作品“生命之真”。也就是要敢于去直面、去凝視那些真實的東西——既包括所書寫對象的真實面，也包括自己內心的真實面。寫作中的真誠，首要的是對自己的真誠，有勇氣承認和看見自己的陰暗面和創傷，去正視自己的好和不好，去凝視自己人性中的不堪，從自己的身上看見群體和人類的縮影，看到不足，也看到美好，看到黑暗，也看到明亮，通過自己，去書寫他者和世界。

唯有真誠、真情、真摯方可抵達現實的、本質的“真”。身為創作者，可以寫得慢一點、笨一點、拙一點，但應讓書寫時的狀態、書寫出的文字都成為我們真實生命存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