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城市當戰場，把公民當敵人：美國執法“軍事化”背后是什么邏輯

如果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下稱“移民執法局”）在明尼阿波利斯等地的極度軍事化部署讓你感覺恍若置身戰區——比如伊拉克——你的直覺恐怕并未偏離事實。一種被稱為“帝國回旋鏢”的理論正在網絡上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論。該理論描述了一個超級大國如何在殖民地建立起暴力的控制與監視體系，隨后又將同樣的策略調轉矛頭，對準本國公民。

來自馬提尼克島的重要反殖民思想家艾梅·塞澤爾曾首次使用了這一概念，用以闡釋帝國的暴行最終如何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回旋”至歐洲。

塞澤爾認為，希特勒對他國領土的侵略與統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歐洲列強在加勒比海、亞洲和非洲所作所為的重演——只不過這一次，對象變成了歐洲人自己。長期用于殖民統治的大規模監視、強迫勞動和種族滅絕，悄然潛入并成為了歐洲內部的常態。

類似的動態如今也在美國政府于本土部署移民執法局特工及其監視策略中顯現。在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和洛杉磯等城市，特工們在與抗議者的對峙初期便使用了化學刺激劑，向抗議者發射所謂的“低致死性”彈藥（部分抗議者因此致盲），并利用面部識別應用、數據庫、手機追蹤器和無人機來追蹤移民及抗議者。（同樣的情況也曾在2020年鎮壓“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中出現。）

《赫芬頓郵報》近期專訪了朱利安·高，探討了他這本切中時弊的著作、“帝國回旋鏢”背后的種族化歷史，以及那些在海外領土研發的工具與戰術，是如何被用來對付像明尼阿波利斯這樣的本土城市抗議者的。

赫芬頓郵報：首先，您如何定義“帝國回旋鏢”，或者也被稱為“殖民回旋鏢”？

朱利安·高：“帝國回旋鏢”這一概念，指的是海外帝國主義最終回歸本土并沖擊帝國主義者自身的過程。

這些帝國的工具與戰術最初是在帝國的邊緣地帶——即殖民地、帝國邊境、越南或伊拉克等暴力征服與戰爭區域——被創新和完善的。其主要針對的是被種族化為非白人、并被視為天生危險、暴力且野蠻的人群。這正是殖民控制和征服戰爭最初得以正當化的理由：人們認為“那些人”只聽得懂暴力，因此這種邏輯從一開始就是種族化的。

赫芬頓郵報：我們在明尼阿波利斯看到的移民執法局和美國邊境巡邏隊的行動又是怎么回事？這些機構與平民的互動也是帝國回旋鏢的副產品嗎？

朱利安·高：我們在警察身上最能看到帝國回旋鏢的影子。雖然美國邊境巡邏隊和移民執法局獨立于地方警察部門，但它們同樣可以被視為受到了帝國回旋鏢的影響。邊境巡邏隊最早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要部署在美墨邊境，他們借鑒了美國向西軍事征服的戰術與工具。例如，早期的許多邊境巡邏隊特工都出身于德克薩斯騎警司。

移民執法局成立于2002年，歷史相對較短，但我們依然能看到回旋鏢效應在起作用。國際猶太人和平組織的調研顯示，移民執法局特工曾與多名美國警務官員一同前往以色列，學習以色列警察和軍隊如何應對巴勒斯坦人。

或者看看前移民執法局洛杉磯、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行動負責人格雷格·波維諾。在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任命他擔任該職并啟動那些行動之前，波維諾曾被派往洪都拉斯、埃及和非洲執行海外任務。他還在美國西南部和加利福尼亞州的邊境巡邏隊積累了經驗，在那里，軍事化的邊境巡邏隊開發并部署了粗暴甚至暴力的手段（據報道還包括非法手段）來定位和圍捕邊境地區的無證移民。如今，我們在波維諾于洛杉磯、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發起的行動中看到了同樣的手段，而這些城市戰區與最初實施這些手段的邊境地帶截然不同。

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民執法局在芝加哥或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的行動正是帝國回旋鏢的效應：在美帝國邊緣——即邊境——用于圍捕移民的激進戰術，正被使用在美國城市中心區的街道上。美國城市被視作殖民征服區和帝國邊境，因為這正是移民執法局唯一熟知的模式。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錘子，那么看什么都像釘子。

赫芬頓郵報：正如您所提到的，美國警務日益軍事化的性質是帝國回旋鏢的直接結果。您是如何追溯這一過程的？

朱利安·高：英國的第一個警察部門——倫敦警察廳建立于1829年，其靈感源自愛爾蘭的殖民警務和英屬加勒比海地區的奴隸巡邏隊。19世紀美國的早期警察部門在模仿倫敦警察廳的同時，也從美國自身向西擴張的殖民歷史中汲取了靈感。20世紀初，現代警察部門引進了美國在菲律賓殖民征服戰爭中的工具與戰術。諸如針式地圖（其現代高科技版本被稱為“熱點地圖”或“預測性警務”）或騎警等警務戰術與技術，皆受啟發于美軍對菲律賓的殘酷殖民。

在越南戰爭期間及戰后，美國警方引進了在越南使用的反叛亂手段甚至酷刑手段。特種武器和戰術部隊的靈感直接源自東南亞戰區的軍事單位。越戰退伍軍人進入警察部門服役，協助將這些戰術和工具帶回國內。到了1970年代初，英國和美國警方又引進了北愛爾蘭的控制人群手段。

如今，警察部門正在使用所謂“反恐戰爭”期間在中東開發和使用的戰術與監控技術。美國許多城市警方使用的所謂“幫派數據庫”，源自帕蘭提爾公司為美國陸軍開發的技術。警官們前往以色列受訓，研習以色列管理所謂恐怖主義的方法，隨后將從這些殖民征服和戰爭區域學到的教訓帶回國內。

赫芬頓郵報：您在書中寫道，我們經常看到“帝國回旋鏢”是作為對少數族裔和移民群體感知到的種族化威脅的回應而發揮作用的。請解釋一下。

朱利安·高：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在，當警方察覺到來自非白人群體的犯罪浪潮或對社會秩序的緊迫威脅時，往往會從邊緣地帶引進工具、戰術和技術用于國內。想想20世紀初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黑幫及其鴉片館，1960年代城市中心的美國黑人，或是“9·11”后美國的穆斯林群體。警方隨后主要針對這些非白人群體使用引進的暴力手段和控制形式，并基于種族理由為其正名，將目標非白人群體構建為天生的罪犯或對社會的某種激進威脅。

雖然關于法律與秩序受威脅的種族主義認知往往是引回回旋鏢的動因，雖然引進的警務工具與戰術主要部署在非白人群體身上，但這些工具與戰術依然可用于任何人群。即便最初是為非白人或非公民準備的，它們也可以隨時部署在白人公民身上，且事實確已如此。種族主義一直是軍事化警務潛入美國的特洛伊木馬，而最終它的矛頭可能指向任何人。

赫芬頓郵報：種族顯然是這些大規模驅逐行動的一個因素；移民執法局繼續不成比例地針對拉丁裔社區，包括墨西哥裔美國人和墨西哥國民。

朱利安·高：是的，正如回旋鏢效應的其他案例一樣，整個移民執法局的行動都建立在一種種族化的威脅之上，這種威脅即便不是完全虛構，也是被極度夸大的。

特朗普和美國國土安全部為移民執法局的行動及其手段辯護，理由是無證移民都是暴力的罪犯，對法律和秩序構成威脅，美國的藍州城市就像邊境地區或殖民沖突地帶一樣，是混亂和暴力的空間。除了從帝國邊緣地帶引入的最軍事化、最暴力的手段外，不考慮任何其他方法。根據我對警務和回旋鏢效應的研究，這些為移民執法局正名的、對假想罪犯移民的種族主義狂熱恐懼，一切都太容易預測了。

同樣可以預測的是，移民執法局的戰術也已經影響到了普通公民。正如過去的回旋鏢效應一樣，引進的戰術和工具正指向所有人群。移民執法局殺害蕾妮·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的事件就是例證。

赫芬頓郵報：您認為普通美國人有什么有效的方式來遏制這種邊境和移民基礎設施日益軍事化的趨勢嗎？

朱利安·高：我認為明尼蘇達州的抗議活動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公民可以游行并表達他們的反對意見。這很重要：明尼阿波利斯局勢中唯一令人振奮的一點是，它表明回旋鏢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阻滯。從歷史角度看，在以往的回旋鏢案例中，公民對警察軍事化的反對意見——如果真的出現過的話——往往是在為時已晚之后才出現的，也就是在回旋鏢已經飛回之后。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頭，催淚瓦斯的煙霧終會散去，但那種刺鼻的氣味或許會比預想中停留得更久。當原本用于遙遠異域的控制技術，被安裝在自家社區的街角；當“敵人”的定義權被無限擴大，“公民”的安全邊界便隨之收縮。這不再僅僅關乎某個特定群體的命運，而是一場關于社會底線的無聲博弈。每一個在此時選擇沉默或發聲的人，其實都在共同書寫那個最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