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復興 —— 需要從商丘重新出發（七）

作者：汪濤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榮恒先生提供的大量歷史數據和觀點啟發，在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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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十、文明進化的三種基本模式

為了更深刻理解中華文化與國外的差異，我們此處對各種文明進化的基本模式進行一下總結。世界上歷史的各種進化過程，可以大致分為分裂式進化、融合式進化、湮滅等三種模式。

1. 分裂式進化

任何文化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分支、變異。如果出現新的分支以后相互不再融合，就會形成分裂式進化模式。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新教等，最初其實是一家，但后來不斷地分裂，分裂之后又很難相互融合，由此形成完全互斥的宗教群體。即使在新教等內部，還在進行更進一步地分裂，形成新的宗派。例如，僅在新教中就已經有數以百計的不同宗派存在。其中比較主流的宗派就有六個：信義宗（路德宗）、加爾文宗（改革宗、歸正宗）、安立甘宗（圣公宗）、公理宗、浸禮宗和衛斯理宗（循道宗）。如果是基因的分裂式進化，就是一個父母生出若干個子女，這些子女分別成家后又生出若干子女......由此不斷分裂繁衍，一個父母可以形成非常多的不同后代。由于繁衍過程中的變異，越往后的后代之間的差異就越來越大。

2. 融合式進化

不同的文化可以融合成一個新的文化。簡單來理解就是，基因進化的后代如果互相不交叉，繁衍的差異就會越來越多。但是，如果某一個族群生活在一個相對固定的區域里，在很多代以后，他們相互之間的血親關系會越來越遠，相互之間又可以再聯姻。這樣，這一個區域的族群就會形成一個相對趨同的基因族群，他們更多呈現的就是融合式進化。因為族群內不斷相互融合，因此他們的基因差異就不會那么大。而分開的相同祖源的后代，在不同地區分別在各自族群內進行融合式進化，相互之間卻是分裂式進化，這樣繁衍很多代以后，他們相互之間就會形成比族群內差異更大的不同基因族群。不同的文化進化也是類似情況。在一個區域內文化會相互融合，而在不同族群內，文化保持相對差異性地分裂式進化。這樣在很長時間以后，兩個族群之間在文化上也會形成比較大的差異。族群內的文化是融合式進化，族群之間是分裂式進化。如果有某些時機兩個不同文化的族群相互交流，那么在族群之間也會出現融合。因此，跨越地域較遠的相互交流或者把兩個不同文化族群距離拉近，就容易出現融合式進化。

不同文化的融合，往往會帶來新的創造或變異。文化差異性越多，相互融合后的創新就越多。商丘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之母，關鍵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很高的融合便利性的同時，又能長期保持文化的差異性：

商丘在位置上大致處于整個中華大地的中心部位。

作者汪濤2024年4月25日在參觀商丘博物館時拍攝

商丘作為商業的創造者和其商業長期的發達，進而可以有條件發現、吸納、融合較為廣大地區的不同文化。

商丘以及其周圍極小的空間里容納了大量前朝后裔的封地，這就使其非常奇特地既具有多種文化融合的最大便利，同時又可以長期保持和繼承最多的各自不同文化傳統多樣性。而在其他地方，一般來說距離近到一定程度，往往就會形成融合式進化，最終會逐步趨同。一旦趨同，文化差異就變小，融合性和創新性就會隨之降低。唯獨商丘因其極為特殊的地位，既可以充分保持各個前朝文化的差異性，同時又可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創造。

3. 湮滅

因戰爭或自然災害等被毀滅后未能繼承下來。湮滅就會帶來基因或文化的失傳或中斷。

文化與基因或血緣之間會有很大的相關性，但因為文化的可學習性，它也會很容易形成跨基因或血緣的傳承或相互融合。

十一、研究商丘作為中華文化之母的超級戰略意義

一般來說，研究一個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傳承，主要具有兩個意義：一是從純粹歷史科學角度來說，這種研究是有學術意義和價值的。二是對于當地的文旅發展提供了新的題材，這可以造福當地一方百姓。因此，很多地方文旅局對當地考古研究的積極性，絕對不比當地文物和歷史研究部門弱。甚至各地文旅局的很多人都快成職業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了。

不用諱言，我們研究商丘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地位問題，當然也會有以上兩個意義。但是，如果僅僅是從以上兩個角度來考慮問題，那就太過低估這個研究所具有的超級戰略價值了。因為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商丘對于整個中華文化所具有決定性歷史地位。因此毫無疑問，研究清楚這個問題，對于我們更科學地理解中華文化的本質會帶來大量顛覆性的新視角。

1.“農業社會”還是“農商社會”？

一提起中華傳統社會，幾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認為古代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真是如此嗎？事實是這個看法大錯特錯，如果僅僅這么來理解，將會產生極大的誤解。只有深入研究了作為中華文化之母的商丘才會突然間恍然大悟一個明擺著的事實和真理：

中華文化是一個“農商社會”

古代的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確不錯，但中華文化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商丘人所創立的商業文明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只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經濟社會，怎么可能產生中華文化這樣偉大和內涵豐厚的文明呢？

從事買賣的人叫“商人”，買賣的貨物叫“商品”，而這項活動叫“商業”。“商”字能成為這些活動的定語性質的詞匯，就取自于商丘的“商”字。并且，目前公認商業的創始人，也是位于商丘的商族祖先——王亥。

王亥（公元前1854年——公元前1803年）姓子，又名振，河南商丘人。據記載，他是閼伯(契)的六世孫，商王冥之長子，商部落的第七任首領。早在公元前1863年，王亥就開始協助父王治理黃河水患。在冥病逝以后，王亥繼位稱王，同一時期開始馴養牛馬，并根據牛馬吃苦耐勞的優點發明了牛車，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運輸工具。這些做法不僅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同時也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而推動了整個社會的進步。農業和畜牧業在此基礎上迅速發展，糧食、皮毛等生產生活資料很快便有了盈余，于是王亥便帶領著手下的子民，拿多出來的東西與其他部落的人進行交換，別的部落的人也據此將這一群人稱之為“商人”。《史記》根據年代分類，將王亥其人其事收錄進了《殷本紀》。王亥因此成為中國商業貿易的鼻祖。

王亥不僅開創了商業的先河，他本人也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據《竹書紀年》記載：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帝泄十二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從商丘出發，載著貨物，趕著牛羊，長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位于今河北易縣一帶）。有易氏的部落首領綿臣見財起歹意，殺害了王亥，趕走了王亥的隨行人員，奪走了貨和牛羊。其弟王恒兼程逃回商丘。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憤，欲為王亥報仇。但由于諸多原因，當時未能立即出兵，4年后才借助河伯之師，滅了有易氏，殺了綿臣，為王亥報了仇。

物品交換活動真正被普遍冠上商族族稱的時代是開始于周朝。商朝滅亡之后，周朝的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殷商的大量遺民被迫從安陽和商丘等地遷到洛陽，他們最初被周朝人稱為“頑民”，洛陽就好像是一座集中營，頑民經常被召集訓話、不許亂說亂動，更加沒有土地。為了生存，他們只好撿起祖業——東奔西走去經商。周族的子民不屑于做這種當時不入流的行當，但是物品買賣又是為社會所亟需的，久而久之，這些商人后裔闖出了一條生路，商業活動幾乎為商朝移民所壟斷，“商”也就從部落名稱轉化成物品交換這項經濟活動的正式名稱。

西周時期，形成了被稱為“析”“四封”“牘”“憲”的官方商業文書，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又形成了“契”“載書”“質要”“盟”“券”“律”“書”等商業文書。《周禮》《禮記》等古籍中對此類的商業文書均有記載。與此同時，民間也產生了“長袖善舞，多錢善賈”的諺語。

商朝將商業作為一種社會重要組成部分，其實也是吸收融合了長江流域文化的商業特征。良渚文明與其他文化或文明有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就是在中華大地眾多地方的考古發掘中，都發現了顯然屬于良渚的玉器。例如金沙遺址中發現的顯然屬于良渚生產的十節玉琮。

良渚玉器在全國各地出土分布圖

為什么良渚玉器會在全國如此之廣的區域出土？這說明4千到5千年前的良渚通過商業方式與中華大地非常廣大的地域都有交流。

無論是秦朝、漢朝、唐朝還是宋朝，商人在中國社會中都有很高的地位。中國并不只是一個高度重農主義的社會，更是一個高度重商主義社會。只是在元代之后，商人地位才逐步受到較多污名影響。

2. 中華文化引領的人類前兩次全球化

商朝的商業跨越距離之遠，遠超我們今天的想象。

2015年英國《每日郵報》突然報道，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的巖石上發現了3000多年前的中國甲骨文。

另外，在安陽殷墟，出土有大量的古人類骨頭和動物甲骨。這本來并不奇怪，商朝人有活人殉葬的傳統，以及用動物甲骨作占卜和祭祀的傳統。但奇怪的是，這些殉葬的人類骨頭中居然發現有來自太平洋各個島國，甚至是北美洲人的骨頭。另外還發現有被認為是白令海域才有的巨型藍鯨的肩胛骨。

在美洲迄今已發現漢字59個，自殷商至南宋幾乎歷代字體都有。

因此，我們有理由猜想，商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全球化過程。

但是，因為考古證據還不是特別充分，所以，目前我們對此判斷僅作為一個理論猜想，還需要更多考古證據和歷史研究的支持。

但宋代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全球化，并且是商文化的第三次復興，其證據卻已經非常豐富和堅實。宋代的商業之繁盛達到了中國古代的頂峰。宋代的商業極為發達，很多歷史學者甚至認為當時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的萌芽。宋代商業的發達體現在很多方面：

• 海上貿易的興起和第二次全球化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和滿足皇室及官僚的生活需求，宋朝政府高度重視海外貿易，特別是在東南地區的海上交通樞紐。所以，在商朝實現第一次全球化之后，宋朝實現了事實上的第二次全球化。

• 最早的紙幣——交子的出現

宋代商業的繁榮催生了紙幣的出現。隨著商業資本的擴大和商品交換的日益頻繁，貨幣鑄造量猛增但仍無法滿足需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北宋時期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 鈔票和匯兌使用廣泛

宋代商業繁榮的一個顯著表現是鈔票和匯兌的廣泛使用。這一現象反映了當時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高度活躍。鈔票作為一種便捷的交易媒介，大大促進了商業貿易的流通和效率。

• 興起了新的金融業

這一時期，隨著商業活動的日益頻繁，貨幣流通量大幅增加，金融業務也隨之發展。

• 貨幣的改革

宋代商業繁榮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貨幣的改革。在宋代，隨著商業活動的日益頻繁，傳統的貨幣制度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因此宋朝在貨幣制度上進行了大量改革。

• 宋朝銅錢事實上的國際貨幣地位

宋朝的銅錢在很多國家都有出土，其使宋朝的貨幣成為當時事實上的國際貨幣。2023年1月26日，韓國文物研究院宣布在濟州島出土了20枚中國宋代的銅錢。不僅如此，此前在英國柴郡出土一枚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年）的銅錢。事實上，全球各地考古發掘出的宋代銅錢實在是太多了。

• 1827年，新加坡發現來自宋代的銅錢。

• 1860年，爪哇島挖出中國銅錢30枚，過半為宋錢。

• 1888年，英國人已在坦桑尼亞的桑吉巴島發現了宋代銅錢。

• 1898年，德國的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利亞的摩加迪休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的文字看，這些古錢顯然來自遙遠的中國宋朝。

• 1899年，越南河內發現了兩萬多枚宋朝銅錢。

• 1911年，斯里蘭卡也出土12枚宋錢。

• 1916年，馬菲亞島出土3枚宋錢。

• 1945年，桑吉巴島又挖出大批古錢幣，在現存的176枚錢幣中，屬于北宋的有108枚，南宋的有56枚。

• 坦桑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尼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后發現了“熙寧通寶”“政和通寶”“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

• 另外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以及中國境內的遼、西夏、金轄區，均有非常廣泛的宋錢出土。

即使在國內，宋朝銅錢的存量之巨也極為可觀。很多地方在建設房屋時，都會在地基或柱梁底部放一些宋代的銅錢。40多年前我們小時候玩踢毽子的游戲時，就是用3、5枚宋代銅錢捆起來做底，上面扎上羽毛做成的毽子。

我曾見過有人把埋在地下因年代久遠已經完全粘連在一起成噸的宋代銅錢作為擺件展示。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更是經過考證，認為有宋一代僅官鑄銅錢就達2億貫，還有仍能流通的前朝貨幣，全部貨幣流通量在2.5億貫左右。

而唐朝，鑄錢量較多的唐玄宗時期每年不過30萬貫，到唐憲宗時已下降到13.5萬貫。可見，宋代的鑄幣量的確是驚人的，有人估計其總鑄幣量是唐朝的20倍以上，可謂空前絕后。

強大的金融成就，背后是工商業的空前繁榮：

• 商品種類增多

宋代商品種類顯著增多，反映了商業的繁榮與細分。農產品如糧食、茶葉、蔬菜、水果、絲、麻、布等逐漸成為交易對象。手工業品也大量進入商品流通。

• 商業組織形式的豐富

宋代商業繁榮的一個顯著表現是商業組織形式的多樣性。這些組織主要為商人提供服務，如保險、融資和倉儲等。其中，行會和錢莊是宋代主要的商業組織形式。

• 城市商業繁榮

宋代城市規模和數量的增加為商業貿易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

• 區域性市場形成并發展

宋代商業繁榮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區域性市場的形成與發展。這一繁榮得益于宋代發達的水陸交通網絡，它將各地的中心城市、縣和鎮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構建了覆蓋全國的商業網絡。

• 國內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

宋代國內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是其商業繁榮的重要因素。盡管兩宋時期與遼國、金國的邊境沖突不斷，但國內，特別是南方，相對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 形成了三級市場網絡體系

宋代商業繁榮的顯著表現之一是形成了三級市場網絡體系。這一體系從城市擴展到了農村，具體包括草市、市鎮和城市三個層次。

• 商人的地位提高

宋代商業繁榮的一個顯著表現是商人的地位顯著提高。這一時期，商業活動頻繁，商品經濟快速發展，使得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 草市的高度發達

草市原來是鄉村定期集市。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居民點，個別的上升為縣、鎮。緊鄰州縣城郭的草市，會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市區。這類市區，居民稠密，商鋪店肆林立，交易繁盛，與城郭以內的原有市區，并無區別。有的地方，甚至遠遠超過了城郭內的舊市區。到宋朝，逐漸發展成商業中心。描繪北宋時期草市的著名繪畫《清明上河圖》，為我們真實再現了當年北宋都城東京（又稱汴京，今河南開封）草市的繁榮。

草市是宋代商業繁榮的生動體現。草市通常位于交通要道或水陸碼頭附近，具有較為發達的交通網絡，這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便利。

清明上河圖一小部分內容

• 商業的規模擴大

宋代商業繁榮的顯著表現之一是商業規模的擴大。這一時期，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品種類和數量都大大增加，從而推動了商業的快速發展。

• 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

宋代商業繁榮主要得益于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為商業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減少了不確定性和風險。

• 交通運輸業的發展

宋代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是商業繁榮的重要表現。這一時期，陸路和水路交通都得到了顯著改善。

• 充足的城市糧食和副食供應

宋代城市糧食和副食供應充足，是商業繁榮的明顯表現。這一時期，由于農業技術的進步和交通的便利，糧食和副食能夠迅速、大量地流入城市。

• 商業中介

宋代商業繁榮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商業中介的興起和發展。這些中介在商業交易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促進了商品和信息的流通。其中，牙人是最為人們熟知的一種商業中介。

• 其他——工業文明的萌芽

商業的發達會促進工業的發達。這使宋朝具備了大量工業革命的萌芽。當然，這個也不應去過度解讀，因為工業革命需要作為獨立體系的科學支持，因此，這注定是一個曲折的過程。

北宋被金朝摧毀，并且最終南宋也被北方元朝滅亡等存在眾多教訓之處，尤其是財富的增長必須與軍事力量的強大相匹配，否則定然成為野蠻人搶劫的對象。

3.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第五次全球化

近代歐洲崛起后，以殖民和掠奪方式引領了第三次全球化。

美國崛起后，以美元、和軍事霸權方式引領了第四次全球化。

而今中國再次崛起和復興，我們到底要復興什么？是再現漢唐盛世嗎？歷史會循環但不會簡單重復。我們只能站在今天的歷史時代去考慮未來，但更全面的理解歷史，會有利于我們更準確、更全面和更系統地理解未來。中國并不是一個像其他很多國家那樣的傳統農業社會，只是簡單地需要從頭開始補工業文明的課，我們本來就是工業文明和全球化的世界源頭。我們需要補上的只是科學等部分的課程。只有準確地理解到這一點，才會明白我們建國之后成功原因所在，也才會更準確地理解未來我們需要做什么。

中華文明的復興，就是需要去引領人類第五次全球化。這就是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義所在。

4.糾正大量長期的常識性誤解——“中”與“管”

重新認識商丘這個中華文化之母，可以帶給我們今天的啟迪還遠遠不止是以上這些。我們過去對商丘、河南、中華文化的誤解太多了，甚至河南和商丘自己都存在很多的誤解。

即使央媒，甚至是河南自己的官媒，談到河南時也是這么描述的：河南，一個來了都說“中”的地方。

但是，到了商丘我才突然發現：商丘人不是說“中”，而是說“管”。但是，商丘還是持“不爭”的態度，從來沒去解釋過這個顯然的錯誤。

商丘是說管

5.花木蘭的故事說明了什么

談到中國傳統文化，人們經常提到的是“男尊女卑”“忠孝不能兩全”。但商丘以一個母親講道理的特有方式，通過一個故事，持續地糾正著眾多錯誤。這就是花木蘭的故事——“誰說女子不如男”“忠孝可以集于一身”。替父是孝，從軍為忠。

正如名人往往會有不同地區去爭其歸屬一樣，花木蘭究竟是哪里人也有多個版本。

?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有史料記載，花木蘭原姓魏，是商丘虞城人，唐代在此處建有木蘭廟，當地還有木蘭祠等歷史遺跡，并且木蘭傳說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在清朝同治時期的《黃陂縣志》等史料中，有花木蘭是黃陂人的記載。此外，黃陂區有木蘭山、木蘭天池等地名，以及木蘭文化生態旅游區等旅游景點，都與花木蘭有關。?

陜西省延安市：有一種說法認為花木蘭是陜西延安人，因為有專家在延安發現與花木蘭相關的石刻，并且延安萬花山有花家陵，可能是花木蘭的墓地。?

安徽省亳州市：安徽亳州城郊有陵和石碑，也被有些專家認為是“花木蘭故里”。

花木蘭的故事主要來源于《木蘭詩》，而《木蘭詩》中并沒有明確提及花木蘭的籍貫。正史中也沒有關于花木蘭的直接記載。因此，關于花木蘭的祖籍問題，目前仍然是一個學術上和歷史研究上的爭議話題，并沒有定論。

其實，我們也不好去做一個最后的定論，因為一個得到大家都認可的英雄傳說，各個地方都愿意其成為與自己更接近的英雄。這個可以有很多原因產生聯系。

首先當然是實際的出生地、成長地等等。

其次是該名人在后來的人生經歷之處。最典型的莫過于孔子避雨處：

這是商丘芒碭山的“夫子避雨處”，也就是孔子帶領學生周游途中下大雨時躲過一次雨的地方。這也可以成為一個景點。孔子祖上本是商丘人，曲阜的孔廟卻成為歷代越來越顯赫的紀念地。

2024年3月17號，本文作者汪濤（左）與對孔廟和儒家文化有極為深厚研究的山東省企業文化學會副會長、山東理工職業學院商學院原院長陳國民教授（右）一起去曲阜孔廟參觀。

孔子還鄉祠，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城北七公里的王公樓村。孔子祖先為春秋時期宋國貴族，其祖居地及祖墳仍在此地。孔子不僅曾祖來自商丘，本人在商丘居住至少十年，且在此結婚生子。也即孔子本人說的“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儒家學說開始于曲阜，而成熟于商丘，后又發揚光大于曲阜。這樣孔子成年時在祖居地（現還鄉祠）的經歷就不是一般的泛泛經歷，而是有極為重要價值的了。

再者還有一個情況是后來有人假借前世名人做事，結果會把自己的事業成就歸功到之前的名人身上。

但不管怎樣，商丘市虞城縣的木蘭祠歷史最為久遠，在唐初就已經建立了。《木蘭辭》作者是誰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現在可考的其最早時間至少是南北朝時期。現在可發現的古文獻最初收錄于南朝陳的《古今樂錄》。公元429年的北魏破柔然之戰，正史對于這場戰役有3個行軍記載高度切合《木蘭辭》提及的地名。

《魏書·世祖紀上》：“車駕東轅，至黑山”。

《魏書·列傳第九十一》：“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北渡燕然山”。

《北史·列傳第八十六》：“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北度燕然山”。

燕然山經常被古代詩詞簡稱為燕山。唐朝最初建立木蘭祠，唐太宗李世民追封花木蘭為“孝烈將軍”的時間點與北魏破柔然之戰相距約200年。

千百年來，花木蘭一直是受中國人尊敬的一位女性。1998年，美國迪斯尼公司將花木蘭的故事改編成了動畫片，受到了全世界的歡迎。

以花木蘭故事為背景的河南豫劇唱段“誰說女子不如男”，成為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保留節目，多次出現在春晚舞臺上，百看不厭。

“有許多女英雄，也把功勞建，為國殺敵是代代出英賢。這女子們哪一點不如兒男。”

花木蘭為中華女英雄之首，古往今來，中華歷史上女英雄的歷史記載和文學故事以代代出英賢概括毫不為過。

商代婦好是有正史記載和考古證實的王后，也是一英勇和智慧過人、戰功卓著的戰將。另外還有：樊梨花、穆桂英、梁紅玉、秦良玉、唐賽兒、冼夫人、平陽公主、呂雉、遲昭平、王聰兒、李秀寧、荀灌娘、佘太君、鐘無艷、楊妙真、馮婉貞、秋瑾、朱序母韓夫人（襄陽）......

中共虞城縣委、虞城縣人民政府于1993年舉辦了聲勢浩大的中國首屆木蘭文化節，邀請全國名人名家、專家學者加強對木蘭文化的研究與探討。中共商丘市委、商丘市人民政府在此基礎上又成功的舉辦了四屆中國·商丘木蘭文化節暨經貿洽談會。2000年國家郵政總局又在商丘市虞城縣舉辦了舉世聞名的《木蘭從軍》郵票首發式，使木蘭精神弘揚光大，木蘭文化得到傳承和發展。。

花木蘭，姓魏，北魏時期人。祖籍河南省虞城縣營廓鎮小魏莊。花木蘭全家五口人，父親魏應漢，母親魏周氏，木蘭排行第二，姐姐魏木惠，小弟魏木棣。

花木蘭名字的由來：農歷四月初八這一天，木蘭的父親魏應漢先生，外出散步歸來，行至大門外時，碰到魏家侍女慌慌張張。魏先生遂問：“什么事如此慌張？”侍女答：“娘子生產啦！”魏先生問：“是男孩還是女嬰？”侍女回答：“是女嬰。”此時家里的一棵木蘭樹上有一只鳳凰，口里叼著一朵木蘭花，見有人來，長鳴一聲，展翅高飛。鳳凰張嘴鳴叫時，木蘭花掉落在魏先生的眼前。魏先生見是一朵木蘭花，如此想，娘子所生女嬰取名木蘭焉不最好，遂起名木蘭。此后為什么又叫花木蘭呢？

明朝一位大劇作家名叫徐渭，為木蘭女扮男裝，替代從軍的事跡所感動，寫了一部大戲，名叫《雌木蘭代父從軍》，戲中將魏木蘭移花接木演義為花木蘭，延續至今。

花木蘭的父親魏應漢是當時的兵戶。木蘭受父親的影響，自幼隨父習武，并練就一身好本領。

從商丘不僅可以使我們更好看清中華文化的歷史，更重要的是能夠從中看清中華文明發展的未來，如何去引領全球治理，建設更美好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商丘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思考和啟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