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輕罪治理背景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構建

厚積薄發

啟行千里

我國已經進入輕罪時代。為治理輕微犯罪，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目前對于何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為何要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如何構建具體的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以及協調、把握好與其他相關制度的關系，已成為亟需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一、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必要性和價值

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指對輕微的犯罪，在案件終結以后對犯罪記錄進行封存，以消除因犯罪記錄產生的負面效應、促使犯罪人重新回歸社會的制度。

近年來，我國刑事犯罪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統計，刑事案件數量總體大幅增長，其中嚴重暴力犯罪持續下降，輕微犯罪大幅上升，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從1999年的不到55％上升至2023年的85％以上。輕罪案件已成為我國犯罪治理的主要對象。但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由于輕罪與重罪的犯罪附隨后果沒有區分，大量的輕微犯罪人在接受刑罰懲罰后仍然要受附隨后果的不利影響，甚至影響直系親屬，出現“輕罪不輕”，“刑罰過剩”的現象，這既不符合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也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改善輕微犯罪人因犯罪記錄在就業、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遇到的困境，減少社會歧視，使其順利回歸社會，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

二、構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需要把握好的三組關系

1、要把握好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的平衡關系

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建立的主要目的是減少因為犯罪記錄帶來的附隨后果的影響，幫助犯罪人順利回歸社會，體現了對犯罪人人權的保障。但從打擊犯罪的角度，任何一個理性成年人都要為自己的犯罪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包括刑罰懲罰和附隨的不利后果。如果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設立過程中過于強調對犯罪人人權的保障，有可能削弱刑法的懲罰和預防功能，違背民眾樸素的正義觀。由此，需要注重保障人權與打擊犯罪的關系，從整體上把握好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價值導向和適用范圍，實現保障個人權益和保護社會利益的良好平衡。

2、要把握好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構建的寬嚴關系

輕微犯罪記錄封存旨在消除犯罪附隨后果對犯罪人的不利影響，可以說是一種“寬政”，而我國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建立過程中是否應貫徹寬嚴相濟也是一個需要理順的問題，特別是如何把握與部分犯罪應該“從嚴懲處”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關系。就此，結合我國國情和政策的一貫性，從總的邏輯而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應延伸到刑罰附隨后果領域。因此，在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設計上需統籌協調與部分特殊犯罪應從嚴把握的精神，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在具體構建時，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應考慮例外情形，對應該從嚴把握的罪名或者犯罪類型，可以考慮將其不納入犯罪記錄封存的適用范圍。

3、要把握好與現行法律、現有相關制度的協調配套關系

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建立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立法、司法以及執行層面相關制度的協調配合，以避免制度間的沖突抵牾、重疊浪費。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作為一項新的制度，一方面應考慮其設立的合法性問題，做到于法有據。具體而言，需修正刑法與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明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法律地位、基本規定，做到新設制度的合法有據。另一方面，也應考慮與現有制度的協調配套。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與目前已經設立實施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內容有許多相似之處，應做好區分設計，理順相互關系，發揮各自功能。同時，對于與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密切相關的不合理的附隨犯罪后果的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制度、行業規定等規范性文件，也應該進行統籌清理，做好制度配套。

三、構建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重點內容

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具體構建，可以參照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相關規定，對輕微犯罪記錄的定義和范圍、封存情形、封存主體及程序、查詢主體及申請條件、提供查詢服務的主體及程序、解除封存的條件及后果、保密義務及相關責任等內容進行設計規定。但由于兩者規制的對象不同，在具體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時，應考察其自身特性，設計和完善以下重點內容：

（一）明確輕微犯罪的內涵范圍

目前輕微犯罪的概念仍是一種理論上的定義，我國刑法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均未對輕微犯罪進行明確規定。如何界定輕微犯罪的含義和范圍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理論和實務界的通常觀點認為，輕罪一般是指法定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其中，有些學者從犯罪治理精準化的角度出發，提出“微罪”概念，認為微罪是指法定最高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也有觀點認為微罪是指法定刑為拘役或拘役以下之刑的犯罪。

本文建議，對于輕罪的范圍，可以采用已經形成普遍共識的觀點，將其界定為法定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對于微罪，由于拘役6個月與有期徒刑6個月在剝奪自由刑上沒有本質區別，以拘役還是有期徒刑這一刑種標準難以起到界分的作用，因此建議仍應以刑期作為標準，與輕罪的界定標準相一致，將微罪界定為法定最高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包括拘役、管制）的犯罪。

（二）分類設定封存的適用條件

出于對未成年人特殊的、優先的保護，刑訴法規定了較為單一的、寬泛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也即對“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由于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適用對象是成年人犯罪，由此，應與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設置有所不同。

一是對輕罪和微罪，應區分設置不同的適用條件。根據上述最高檢的數據，目前輕微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相當高，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占比已超過85%。如果對所有輕微犯罪一律封存犯罪記錄，則會降低刑罰的適用效果，引發公眾對此項制度的質疑，因而并不適宜。由此本文建議，可以采用分類的方式，對輕罪和微罪的封存適用條件進行區分。例如，對法定刑為一年以下的微罪，可以在判決生效后立馬進行封存，但對法定刑為三年以下的輕罪，應設置一定的考驗期，在滿足考驗條件后再進行封存。

二是應考察法益侵害、再犯危險等情形，限制部分犯罪的適用。中國式現代化在保障人權的同時也需顧及公共利益，由此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適用范圍應綜合考察不同情形，區分設置。結合我國刑法關于不得適用緩刑、假釋的對象以及治理犯罪的實踐經驗，本文建議應將具有高度人身危險性的累犯、再犯、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和侵犯特殊法益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

（三）完善相關配套機制

雖然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中的封存內容、封存措施、查詢措施及責任追究等內容可以參照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相關規定進行設置，但仍需注意以下相關配套機制的完善。

一是應加強犯罪人信息保護機制。對于需要封存的輕微犯罪記錄，應當遵循個人信息保護法的規定不予公開，并建立全國統一的犯罪記錄查詢系統。目前犯罪記錄查詢工作分散在多個政法機關，多頭管理容易泄密。應該建立全國統一的犯罪信息庫，形成統一的犯罪記錄查詢系統，并且應由審判機關負責犯罪記錄查詢工作，這樣既能保證犯罪記錄查詢的權威性、統一性，也能保障犯罪人信息的保密性。

二是應賦予犯罪人救濟權利機制。對于犯罪記錄泄露，或相關單位存在未依法依規執行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情形，在參考《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規定的監督機制和救濟途徑依法追究責任的基礎上，應考慮到犯罪的附隨后果往往包括犯罪人在就業、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諸多歧視，也會引發對其近親屬的“株連效應”，因此，應賦予犯罪人及其近親屬在就業、教育等方面遭受歧視時的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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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立波，刑法學博士、博士后，浙江厚啟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網絡犯罪辯護部主任；浙江財經大學東方學院法律系副主任；浙江省律協刑委會網絡犯罪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法學會律師法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法學會監察法學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法學會金融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浙江省律師協會刑法專業委員會委員；杭州市律師協會刑法專業委員會專家顧問；杭州市網絡犯罪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共寧波市奉化區委區政府智庫成員；中共海寧市人大常委會法律監督專家。

從事律師工作以來，先后辦理眾多疑難復雜刑事案件，經驗豐富、效果顯著，辦案成功率高。尤其擅長辦理各類新型疑難復雜案件，在網絡犯罪、經濟犯罪領域辦案成效顯著。其中，眾多案件獲無罪撤案、不予逮捕、無罪不起訴、重罪改輕罪、重刑改輕刑、緩刑等處理。

執業同時為高校法學教師，主講《刑法學》《刑事辯護》《刑事經典案例研習》《經濟法學》等課程。曾在浙江省海寧市人民法院掛職，任刑庭助理審判員。多次接受《浙江法制報》《都市快報》“澎湃新聞”等新聞媒體采訪。在《華東政法大學學報》《法治研究》《浙江律師》等法學類、律師類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在各類網站、微信公號發表高質量時事評論類文章50余篇，是一名理論功底深厚、實務經驗豐富的學者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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