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騫 |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日子

文 | 汪兆騫

經林語堂推薦，魯迅應邀到廈門大學任教。魯迅于8月26日從北京經天津、上海，于9月4日抵達廈門。許廣平回憶說：“臨去之前，魯迅曾經考慮過：教書的事，絕不可以作為終生事業來看待，因為社會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壓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則可，永遠長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決定：一面教書，一面靜靜地工作，準備下一步的行動，為另一個戰役作更好的準備，也許較為得計吧。因此，我們就相約，做兩年工作再做見面的設想，還是為著以后的第二個戰役的效果打算。”（許廣平《魯迅回憶錄·廈門和廣州》）

魯迅離京那天，下午“三時至車站，淑卿、季市、有麟、仲蕓、高歌、沸聲、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評梅來送，秋芳亦來，四時二十五分發北京，廣平同行”。有許廣平陪伴同行，魯迅的心是溫暖的。29日抵達上海，與三弟周建人見面后，“移孟淵旅社。午后大雨。晚廣平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30日，黃浦江兩岸燈火輝煌，江面常有輪渡汽笛鳴響。魯迅應鄭振鐸之邀，“與三弟至中洋茶樓飲茗，晚至消閑別墅夜飯”，座中有上海一眾名流“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鐸、胡愈之、朱自清、葉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勛宇、劉叔琴”。席間的話題從五卅運動到“三一八”慘案，到北方文人紛紛南下，談興甚濃。散席后意猶未盡，冒著蒙蒙細雨，“大白、丏尊、望道、雪村”陪魯迅回下榻旅行社繼續交談。（《魯迅日記》）

送走客人，魯迅吸煙思考，下筆如有神，寫下《上海通信》（載10月2日《語絲》周刊第九十九期，收入《華蓋集續編》）。該文以詼諧之筆調寫他由京至滬旅途中種種小插曲，一是講茶房訛詐的，幾筆即勾勒出茶房可憎的靈魂；一是寫車上軍警檢查的，再現這些惡棍的丑惡嘴臉。

31日晚，許廣平過來，李志云來贈糖和酒，魯迅心情大好。晚上魯迅同三弟逛夜市，在舊書坊買《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一部一本、《蘿藦亭札記》一部四本。

9月1日，魯迅夜時登“新寧”輪船，于4日下午1時抵達廈門，在中和旅館小憩。不久，林語堂、沈兼士、孫伏園來接魯迅，雇船將魯迅移入背山面海、風景絕佳的廈門大學。

廈門大學于9月20日結束暑假，舉行開學典禮。時廈門大學招考極嚴，學生在三四百人之間，分為豫科及本科七系，每系分三級，每級人數寥寥。而且交通不便，四面是荒地，無屋可租。不過，魯迅尚未上講臺便得薪俸四百元，遠比在北京時高，教課“大約每周當有六小時”，其中小說史講兩個小時，“無須豫備”，專書研究與中國文學史各兩個小時，專書研究“須豫備”，中國文學史“須編講義”。

9月20日下午，魯迅致信許廣平：

在國學院里的，朱山根（顧頡剛）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好像都是朱（顧頡剛）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一到這里，孫伏園便要算可以談談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他們面目倒漂亮的，而語言無味，夜間還要玩留聲機，什么梅蘭芳之類。我現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說話；他們的家眷到來之后，大約要搬往別處去了罷。從前在女師大做辦事員的白果（黃堅）是一個職員兼玉堂的秘書，一樣浮而不實，將來也許會興風作浪。

關于京劇和梅蘭芳，得說幾句。魯迅特別喜歡紹興戲和另外一些地方戲，唯不喜國粹京劇，還把京劇看成“皇家的供奉”。他認為地方戲才是人民的藝術，這就未免有些偏頗和絕對化。京劇的源頭是安徽一帶的地方戲，京劇得到皇家喜歡，也受民間歡迎。梅蘭芳乃京劇藝術大師，對京劇的繼承、改革、創新貢獻極大。梅蘭芳應邀獻藝紐約，轟動美國，卓別林對梅蘭芳評價甚高。魯迅看人，有時絕對化，看梅蘭芳尤為反感。每個藝術家都有自己的藝術風格，每個欣賞者都有獨特的美學趣味。魯迅不懂京劇藝術，否定京劇程式上的某些象征性。1928年12月21日，魯迅在上海暨南大學做《文藝與政治的歧途》演講，開頭就說：“到北京后，看看梅蘭芳姜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并不怎樣高明。”1934年11月，魯迅發表《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一文，全盤否定京劇藝術和梅蘭芳的典雅藝術，以嘲諷的文字貶低京劇和梅蘭芳的表演。

魯迅的偏執，還表現在他極力鼓吹“廢除漢字”上。1934年8月25日，魯迅發表《漢字和拉丁化》一文，認為漢字非廢除不可，漢字非走拉丁化、拼音化的道路不可。漢字是語言符號，是中國人的精神圖騰，是中國文化的根基，又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書法藝術之源。魯迅說：“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狈穸ň﹦∷囆g，要求廢除漢字，是魯迅的偏見思想在作祟。

1926年9月30日下午，魯迅致信許廣平：

……平凡得很，正如伏園之人，不足多論也。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顧頡剛）。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現在一調查，則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謂不問外事，專一看書的輿論，乃是全都為其所騙。他已在開始排斥我，說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掙帝王萬世之業，不去管他了。

10月10日，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表達了對學校的不滿，“這里的學校當局，雖出重資聘請教員，而未免視教員如變把戲者，要他空拳赤手，顯出本領來”，又說“有幾個很歡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開口攻擊此地的社會等等，他們好跟著來開槍”，意為讓他當出頭之鳥。

魯迅一生結怨太多。一是他為人多疑，二是他總自我感覺良好，三是他為人不算厚道，無端罵人。

魯迅與顧頡剛都是《晨報副鐫》的主要撰稿人，名氣在伯仲之間。1924年11月，孫伏園創辦《語絲》，周氏兄弟、錢玄同、顧頡剛都加盟。應該說，魯迅與顧頡剛是老相識，還曾經是盟友，為何到了廈門，便對顧頡剛嫌棄和不滿，甚至惹出一場與顧頡剛的筆墨官司？魯迅在信中提及顧頡剛，或在小說中暗諷顧頡剛，經常用“紅鼻”“獐頭鼠目”“鉆營”“口吃”等人身攻擊的詞語，魯迅的矯情文字，讓人莞爾。

顧頡剛后來在自傳中說：

當時“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兩種刊物——“英美派”是《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法日派”是《語絲》和《京報副刊》——老是相對地罵。有許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邊人看著也莫名其妙；但這種罵人的輕薄口吻卻是傳播出去，成為寫文章的技術了。我在當時，深不愿參加他們的陣營，但因師友間都是極熟的人，來邀請時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問題短篇考證送去登載。我既非英、美留學，也非法、日留學，我的地位本來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態度對付他們豈不很好。但問題又來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當時北大有“三沈”“二馬”之號：“三沈”是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馬”是馬裕藻、馬衡兄弟。他們結成一個團體，成為“法日派”的中堅，魯迅、周作人所以常寫罵人文章就是由他們刺激的。

顧頡剛與陳源、胡適交好，前文所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涉嫌抄襲鹽谷溫，顧頡剛曾向陳源談及。顧頡剛之女顧潮為父撰寫傳記《歷劫終教志不灰》，在其中說：

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并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了……為了這一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也結了怨。

但是老實人顧頡剛好像并不明白。查魯迅1926年日記，6月“十五日晴。午前陳慎之來。下午顧頡剛寄贈《古史辨》第一冊一本。收女師大薪水泉廿”，《古史辨》環襯上題字“豫才先生審正頡剛敬贈”。9月“八日晴，風。午后寄季市信。寄小峰信并稿。下午得淑卿信，二日發。陳定謨君來。俞念遠來。顧頡剛贈宋濂《諸子辨》一本”。

魯迅來到廈門大學，認為顧頡剛在廈門大學結黨營私，排除異己。魯迅因此想離開廈大，他在10月16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你想：兼士至于如此模胡，他請了一個朱山根（顧頡剛），山根就薦三人，田難干（陳乃乾），辛家本（潘家洵），田千頃（陳萬里），他收了；田千頃又薦兩人，盧梅（羅常培），黃梅（王肇鼎），他又收了。這樣，我們個體，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現在很想至多在本學期之末，離開廈大?！?/p>

后來又發生章廷謙（川島）事件。章廷謙準備到廈大求職，魯迅為他推薦，馬上就要成功了。這段時間二人頻繁通信，發現顧頡剛實際反對章廷謙到廈門大學來，卻寫信告知章廷謙“事已弄妥”。10月23日，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大罵顧頡剛是“陳源之徒”，說：

至于學校，則難言之矣。北京如大溝，廈門則小溝也，大溝污濁，小溝獨干凈乎哉？既有魯迅，亦有陳源。但你既然“便是黃連也決計吞下去”，則便沒有問題。要做事是難的，攻擊排擠，正不下于北京，從北京來的人們，陳源之徒就有。你將來最好是隨時預備走路，在此一日，則只要為“薪水”，念茲在茲，得一文算一文，庶幾無咎也。

我實在熬不住了，你給我的第一信，不是說某君首先報告你事已弄妥了么？這實在使我很吃驚于某君之手段，據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對玉堂邀你到這里來的，你瞧！陳源之徒！

玉堂還太老實，我看他將來是要失敗的。

兼士星期三要往北京去了。有幾個人也在排斥我。但他們很愚，不知道我一走，他們是站不住的。

顧潮在《歷劫終教志不灰》中解釋說：“父親生性絕俗，不善處世，往往得罪了人而不自知。當初到廈門之時，他曾勸林語堂不要聘川島（章廷謙）……父親之所以不贊成川島來廈門，是因其‘未能成毫末之事而足敗邱山之功’……父親與川島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語絲》成員，大概川島曾托父親替自己在廈大謀職，父親盡管從工作考慮不贊成其來廈大，但從私人面子上考慮不便回絕，所以當得知林語堂有意聘川島時便復書告川島‘事已弄妥’?！?/p>

魯迅與顧頡剛鬧至水火不容的地步，魯迅甚至因此離開廈門赴廣州中山大學。誰知顧頡剛也準備來中山大學。1927年3月16日，許壽裳與魯迅、許廣平在廣州白云路二十六號二樓看屋。“有一天，傅孟真（其時為文學院長）來談，說及顧某可來任教，魯迅聽了就勃然大怒，說道：‘他來，我就走’，態度異常堅決。后來搬出學校，租了白云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保ㄔS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后來顧頡剛于1927年4月17日抵達廣州，魯迅四天后就要辭職。主管校務的朱家驊出面調解，準予魯迅請假離校，派顧頡剛到江浙一帶為學校的圖書館買書，不讓二人相見。

誰知道這時孫伏園添了一把柴火。1927年5月11日，孫伏園在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第四十八號發表《魯迅先生脫離廣東中大》一文，其中引用了魯迅及其學生謝玉生寫給他的兩封信，還加上按語說：“傅斯年顧頡剛二先生都變成了反動勢力的生力軍?！?/p>

謝玉生的信中說：

迅師本月二十號，已將中大所任各職，完全辭卸矣。中大校務委員會及學生方面，現正積極挽留，但迅師去志已堅，實無挽留之可能了。迅師此次辭職之原因，就是因顧頡剛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廈來中大擔任教授的原故。顧來迅師所以要去職者，即是表示與顧不合作的意思。原顧去歲在廈大造作謠言，誣蔑迅師；迄廈大風潮發生之后，顧又背叛林語堂先生，甘為林文慶之謀臣，伙同張星烺、張頤、黃開宗等主張開除學生，以致此項學生，至今流離失所；這是迅師極傷心的事。

魯迅的信中說：

我真想不到，在廈門那么反對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頡剛，竟到這里來做教授了，那么，這里的情形，難免要變成廈大，硬直者逐，改革者開除。而且據我看來，或者會比不上廈大，這是我所得的感覺。我已于上星期四辭去一切職務，脫離中大了。

孫伏園也是紹興人，在山會初級師范學校和北大讀書時，都是魯迅的學生。二人關系非常密切。查魯迅日記，1921年開始，孫伏園兩三天就會去一次魯迅住宅。孫伏園從北大畢業，擔任《晨報副鐫》主編，魯迅積極投稿支持，并在該刊連載《阿Q正傳》。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寫道：“伏園每七天催稿一次，見面時總是笑嘻嘻地說：‘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寫下去，七天交一次，終于在孫伏園的催促下，全文發表在《晨報副鐫》上。”

魯迅到西安講學也是孫伏園陪同，師生關系親密。1924年10月，孫伏園發現，他已編好待印的魯迅的詩《我的失戀》，被代理總編劉勉己無理抽掉，他氣極了，打了劉勉己一個嘴巴，次日即辭去主編職務。

魯迅說：“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后，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愿意竭力‘吶喊’?！濒斞溉χС炙麆撧k《語絲》，還主動承擔印刷費用。孫伏園又擔任《京報副刊》主編，魯迅同樣積極投稿。《晨報》受到了影響，來找孫伏園說和?！胺鼒@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孫伏園的話讓魯迅“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即刻覺得“炸藥”是指自己，自己好像被人利用了，“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三閑集·我與〈語絲〉的始終》）

孫伏園在《京報副刊》上發表《救國談片》一文，魯迅疑心孫伏園與陳源有聯絡。魯迅在1925年6月13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伏園的態度我日益懷疑，因為似乎已與西瀅大有聯絡。其登載幾篇反楊之稿，蓋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進》《現代》《語絲》為‘兄弟周刊’，簡直有賣《語絲》以與《現代》拉攏之觀。或者《京副》之專載滬事，不登他文，也還有別種隱情，（但這也許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p>

1926年下半年，二人先后到廈門大學工作，也常常一起出游。魯迅準備到中山大學去，孫伏園先期到達廣州安排好一切。1927年3月，孫伏園前往武漢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之后二人關系逐漸疏遠。前文提到，魯迅在1926年9月30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在廈門大學孫伏園“算可以談談的”人。但他10月23日又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流露不滿：“伏園卻已走了，打聽陳惺農，該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為他是用不著翻譯的，他似認真非認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來走去，永遠不會遇到所謂‘為難’。然而行旌所過，卻往往會留一點長遠的小麻煩來給別人打掃?！焙髞韺O伏園在上海為國民黨“改組派”辦《貢獻》周刊。魯迅在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謙的信中說：“對于《貢獻》，渺視者多。”

1927年7月24日，顧頡剛認為與魯迅之間的關系“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致信魯迅，言決定選擇法律訴訟以討回公道：

魯迅先生：

頡剛不知以何事開罪于先生，使先生對于頡剛竟作如此強烈之攻擊，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見漢口《中央日報副刊》上，先生及謝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對頡剛者，蓋欲伸黨國大義，而頡剛所作之罪惡直為天地所不容，無任惶駭。誠恐此中是非，非筆墨口舌所可明了，擬于九月中回粵后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如頡剛確有反革命之事實，雖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則先生等自當負發言之責任。務請先生及謝先生暫勿離粵，以俟開審，不勝感盼。敬請大安，謝先生處并候。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查魯迅日記，7月31日“上午得顧頡剛信”。據說魯迅收到顧信，即復了信，但一直未見諸報端，直到1933年9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三閑集》上，才見沒有注明時間的復信。

一直以來，書癡般的顧頡剛并無閑心介入魯迅挑起的種種爭斗，魯迅離開廈門之前，他也能跟同事一起到魯迅處作別。顧頡剛1916年夏以“自修”身份入北大哲學系學習。1920年6月，二十八歲的顧頡剛從北大哲學系畢業，被學校聘任助教，職事定為圖書館編目員。1921年1月應馬裕藻邀請兼管國文系參考室，11月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因祖母的病來回往返北京和蘇州。胡適介紹他到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職。1924年，顧頡剛恢復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助教，兼任《國學季刊》編輯。魯迅強于小說、雜文，顧頡剛長于對中國古代文獻疑古辨偽，1926年，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出版，至1941年共出版七冊，計325萬字，奠定顧頡剛作為古史辨派創始人的地位。

1920年秋，胡適致信顧頡剛，叮囑他標點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一來是知他興趣，二來知道他生計不寬裕，書出版后可以有收入?！豆沤駛螘肌繁”∫槐?，應該一兩天就可整理完成，但是，顧頡剛竟然花了一兩個月也沒有完成。顧頡剛一生追求完美，作附注時想將此書中所引書籍全部注明卷帙、版本，所引人物全部注明生卒、地域，北京圖書館的書也不夠用了，顧頡剛天天到京師圖書館查史料。最后，顧頡剛建議不必出版《古今偽書考》，建議出版“辨偽叢刊”，胡適欣然允之。（摘自《魯迅正傳：非凡與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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