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預制菜，就是反對工業文明？

預制菜不幸地背負了整個中國食品工業的歷史舊賬。

我向來覺得，預制菜是件大好事。

說這話時候，有必要先說明幾件事。

對預制菜的態度不代表在羅永浩和西貝之間更認可誰，有個常識，原本以為很多人都知道：人是可以不站隊便擁有自己觀點的。

這里說的預制菜，也是泛指，基于大眾認知而非賈國龍所說的「國家規定」。不論料理包也好，或者中央廚房也好，這種有工業流程深度參與的餐飲產品，我們在這里暫時不辨析，統稱為預制菜。

也就是說，像西貝這種中央廚房模式，也算進這里所說的預制菜里，包括它后廚那冷凍的西蘭花、羊腿等。

在羅永浩和西貝的這場紛爭里，「預制菜」在雙方的表達里幾乎都是個貶義詞。

然而，倘若我們能暫時剝離情緒的濾鏡，回歸事實與邏輯，便會發現，預制菜及其背后的食品工業化，恰恰在許多我們習以為常卻未曾深思的方面，提供了更優的解決方案。

預制菜是一個能讓鏈條每個環節都受益的行業，甚至包括個體消費者。

上游來看，預制菜企業對原材料的需求量巨大且穩定，為農民提供了穩定的銷路預期，避免了傳統農業「豐產也可能虧本」 的市場波動風險。

而且，傳統農產品在從產地到市場的多級流轉中，損耗率極高。預制菜企業通就地加工，將易損的初級農產品，轉化為耐儲存、高附加值的半成品。這極大地減少了運輸和儲存環節的損耗，并將加工環節的利潤更多地留在了產地，提升了農業的整體價值。

往下來看，預制菜方便餐廳擴張，并更好解決就業問題。

餐飲服務行業的人員流動性極高。一個復雜的后廚高度依賴少數核心大廚的技藝，一旦人員流失，餐廳的出品質量就會受到巨大影響。而簡單的后廚通過標準化的流程，可以讓經過簡單培訓的新員工快速上手，極大地降低了對人的依賴，使餐廳運營更穩定。

「簡單后廚」 模式是連鎖餐飲能夠快速擴張的基礎。一家餐廳變成一千家，哪怕每家店的后廚人員需求減少，其創造的就業崗位總數，也遠遠超過了單體餐廳的模式。它極大地擴大了餐飲服務業的整體就業容量。

由于流程標準化，崗位對個人技能的要求大幅降低。新員工只需經過簡單培訓就能快速上手。這為大量缺乏專業技能的勞動力，包括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學生、轉崗人員等，提供了一個極易進入的就業入口。

對于大城市里打拼而被通勤和工作填滿的年輕人來說，預制菜也能讓他們在疲憊的夜晚，能用十幾分鐘換來一頓體面的晚餐，這是一種寶貴的喘息。

我們對「親手做飯」賦予了極高的情感價值和道德光環，這固然沒錯。但我們也應看到，這份 光環背后，是巨大的、往往由特定家庭成員（多為女性）所承擔的時間和精力成本。

大眾心理與現代經濟學之間最有趣的沖突在于：在家庭情感賬戶中，為愛投入的勞動時間是無價的，因此在計算成本時常常被忽略不計。

因為這種「情感核算」模式，一頓看似只花費了 30 元食材成本的晚餐，如果加上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的時間成本，其真實成本可能遠超百元——事實上，低價而能現炒的小店，往往也是夫妻店，他們的利潤往往只是自己的工資。

這些道理并不難理解，很多人也在反復普及，但大家即便理性上認可，卻始終很難相信預制菜。

對預制菜的不信任，首先源于信息層面的黑箱。

與傳統后廚那個即便雜亂、但多少還能窺見一二的場景不同，預制菜的生產線，是一個遙遠的、不可見的、高度工業化的存在。

這個物理上的距離，天然地造成了心理上的隔閡。我們看不見食材的原貌，不了解加工的過程，對于那個「盒子」里裝的東西，除了相信標簽上的文字，我們一無所知。

這種對未知的本能恐懼，在「科技與狠活」的輿論催化下，被進一步放大。當食品工業的復雜性，被簡化為幾個充滿噱頭的化學名詞時，整個工業體系都被蒙上了一層「不懷好意」的陰影。消費者感到自己處于信息鏈的最底端，無力分辨也無從選擇。

而且，中式烹飪尤其需要感官的參與。

陳曉卿多次說，所謂家鄉的味道，是因為你腸胃里菌群更適應從小吃到大的食物，因而吃下去覺得舒服。這話沒錯，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擴展。

猛火、鐵鍋、顛勺、火光升騰，伴隨著食材與熱油碰撞出的交響，最終升華為那一股標志性的「鍋氣」。這整個過程，不僅是食物的熟化過程，更是一場身體感官參與的儀式。

我們通過這場儀式，親眼見證了食材從生到熟的奇妙轉化，從而在內心深處，確認了這盤菜的真實與可靠。這也是我們從小到大的一種習慣，成了我們對于食物的最底層理解：我們對食物的享受，遠遠早于入口那一刻。

預制菜違背了我們對美食的理解。它往往在后廚的一個角落，由一臺微波爐或一個熱水槽安靜地完成。沒有火光，沒有聲響，沒有香氣的升騰。它繞過了我們祖先傳下來的一切感官驗證程序，直接將一個成品呈現在我們面前，沒有過程，更沒有儀式。

更重要的一點，預制菜不幸地背負了整個中國食品工業的歷史舊賬。

在過去數十年中，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經嚴重透支了公眾對工業化食品、品牌方乃至監管體系的信任。這份彌漫在全社會的、對食品工業的「信任虧空」，形成了一個極易被點燃的社會情緒火藥桶。

預制菜，作為一個充滿了「黑箱」特質的、工業化程度最高的食品品類，完美地契合了公眾心中那個「無良資本用科技手段危害健康」的負面敘事。它成為了一個完美的替罪羊，承接了我們過去所有關于食品安全的不安、憤怒和無力感。

對預制菜的不信任，不僅是針對它本身，更是對整個食品安全體系慣性不信任的集中爆發。在這個背景下，無論預制菜的技術多么先進、標準多么嚴格，都難以穿透這層厚重的、由歷史傷痕構成的信任壁壘。

這場沖突之所以如此劇烈，另一個原因是，它是一場沒有任何緩沖的遭遇戰。

預制菜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歐美，而在日本發揚光大，并有了神戶物產和日冷集團等大型企業。2024年，日本的凍品市場規模達35000億日元，其中家庭用預制菜占比高達40%，日本的小吃店也大多采用預制菜或半預制菜模式。

不過，我們要留意，西方國家是在工業化完備的基礎上，再發展預制菜，社會有幾代人的時間去緩慢適應、磨合，大家吃慣了罐頭，對預制菜自然不排斥，如今也形成了「快慢分離」的餐飲格局。

但在中國，我們有著獨特的「壓縮式現代化」進程，讓這個過程被極度縮短。我們那套精耕細作的傳統飲食文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與武裝到牙齒的、最前沿的「效率餐飲」迎頭相撞。我們的社會心理、消費習慣和市場規則，都還未來得及為這場劇變做好準備，戰爭就已經在家門口的餐桌上打響。這種缺少緩沖的猛烈沖擊，必然會引發更激烈的文化休克與排異反應。

而且，預制菜還有一個天然的對手：便宜的新鮮菜。

遍布城市社區的菜市場網絡，讓我們能以極低的出行成本，便捷地買到新鮮的食材。相比之下，一份預制菜的價格，往往高于我們自己采購食材的直接花費。這就構成了一個樸素的經驗沖突：我為什么要花更多的錢，去買一個在感官和心理上都感覺更「差」的東西？

這個問題的答案，正如我們之前所分析的，在于預制菜的價格包含了那些被我們習慣性忽略的隱性勞動時間成本。但在日常的消費決策中，這種簡單的價格對比，足以讓我們對預制菜的價值主張產生深刻的懷疑。

我承認預制菜的好，不過看到有人說反對預制菜就是反對工業文明，這帽子有些太大，態度也過于趾高氣揚。

對預制菜的不信任合情合理，這是植根于我們文化與心理的深刻反應，這份不信任，捍衛了我們作為「人」而非「消費者」的完整體驗。它迫使整個食品工業，在追求標準化與利潤的同時，必須回頭看見并回應那些無法被量化、卻至關重要的人文價值。

工業文明不是真理，而反對的聲音也能讓工業文明更穩定。

我向來覺得，對某一技術的普遍不信任，可以避免社會的失控。這種近乎本能的、充滿懷舊色彩的不信任，是防止社會在技術主義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個極其寶貴的剎車裝置。

只是，當不信任演變成一種不加分辨的、籠統的「反工業化」情緒時，也會讓汽車困在路上，進而引發整條高架的堵塞。

我們所捍衛的那個「純天然、無添加」的田園牧歌時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過美化的幻象。那個時代，同樣充滿了黃曲霉素、農藥殘留、細菌污染等諸多今天已被現代食品工業極大改善了的食品安全風險。

當我們簡單地給「天然的」貼上「好」的標簽，給「工業的」判處「死刑」時，我們其實是放棄了更困難、但也更有價值的獨立甄別工作。

我們放棄了去學習和理解現代食品科學的努力，滿足于用一個簡單的二元対立框架來理解復雜的世界。這種一刀切的否定，是一種誘人的思維捷徑，卻也可能讓我們與真相失之交臂。

新華社發的文章，強調「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那么我們也應該試著去問真正應該被回答的問題，而不是一味說「賈國龍該不該下場」，或者「老羅是不是總是流氓碰瓷」。

可以追問透明度，比如它的生產流程是否公開？我能否方便追溯這盤菜里每一種食材的源頭？

可以追問標準，比如它的營養成分設計，是否真的科學、均衡？它遵循的是哪個國家的安全標準？

可以追問價格，比如它的價格，是否誠實地反映了它的工業化成本？是否存在利用信息不對稱，冒充手作賺取暴利的行為？

這個時代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便捷的工具，我們不該只用來和人吵架和宣泄情緒，而應該對每一個試圖改變我們生活的「黑箱」，都敢于并善于基于理性，提出自己的問題，用自己的判斷力去做出選擇。

當然，在這之前的一步，是有勇氣承認自己的無知，而不是基于無知而加倍宣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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