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7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簡稱“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25個基點至4.00%—4.25%,正式開啟2025年度的降息周期。這一決策,看似是例行公事的貨幣政策調整,實則是一場風暴前的平靜——它不僅是美國經濟周期的轉折點,更是美國金融霸權、貿易政策與科技壟斷三重結構矛盾的集中爆發。此次降息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來“美元潮汐”機制的延續與深化,其影響將通過證券市場、銀行體系與債券市場向全球傳導,重塑國際金融秩序,并加速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體系中的權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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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其稱為: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又一次在“通脹的火爐”與“衰退的冰窖”之間走鋼絲,而觀眾席上,特朗普正拿著爆米花,等著看這位“技術官僚”何時失足。這場表演,名為“貨幣政策”,實為“政治戲劇”。
一、降息機制與“美元潮汐”:從流動性擴張到全球資本重估
美聯儲降息,說白了,就是“印鈔機”的另一種打開方式。通過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美聯儲實質上降低了銀行間同業拆借成本,增加市場流動性,從而壓低長期利率、刺激信貸擴張、提振資產價格與消費投資。這一機制被稱為“美元潮汐”——當美聯儲寬松時,美元流動性泛濫,資本如潮水般涌向全球高收益市場;當其緊縮時,美元回流美國,引發新興市場資本外逃與貨幣貶值。
2020年3月,為應對新冠疫情沖擊,美聯儲將利率降至0—0.25%,并啟動“無限量”量化寬松(QE),向市場注入超過4萬億美元流動性。這一政策成功穩住了金融市場,但也埋下通脹隱患。正如凱恩斯所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但美聯儲顯然更關心“短期不崩盤”。于是,2022年6月,美國通脹率飆升至9.1%,迫使美聯儲開啟史上最激進的緊縮周期,在14個月內加息525個基點,將利率推升至5.25%—5.50%的歷史高位。這一“收水”過程導致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美元指數一度突破114,新興市場普遍遭遇貨幣危機,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斯里蘭卡盧比相繼崩盤。
2024年9月18日,隨著通脹趨穩、經濟動能減弱,美聯儲宣布首次降息50個基點,正式結束緊縮周期。隨后于11月和12月各降息25個基點,全年累計降息100個基點。2025年9月的再次降息,標志著“放水”周期的延續。市場普遍預期,2025年將累計降息50個基點,遠期利率定價顯示,2026年聯邦基金利率或回落至2.75%—3.0%區間。
這就像一場“金融版的貓鼠游戲”:美聯儲先收緊貨幣,把資本吸回美國,等全球市場動蕩、資產價格暴跌后,再突然降息,讓美元資本以“抄底價”收購優質資產。這種“潮汐效應”,本質上是一種金融霸權的收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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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美國國內通脹的雙重影響:成本推動與需求拉動的博弈
降息對通脹的影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刺激需求,可能加劇通脹壓力;另一方面,若降息源于經濟疲軟,則通脹可能隨需求回落而下行。
當前美國通脹呈現“成本推動型”特征。特朗普政府重啟的“對等關稅”政策,雖未全面落地,但已對進口商品價格形成上行壓力。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杰森·弗曼(Jason Furman)指出:“關稅本質上是一種消費稅,最終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德勤報告亦顯示,2025年上半年,美國核心CPI中住房、醫療與教育成本持續上漲,而制造業工資增長加劇了成本推動型通脹。
在此背景下,降息雖可緩解企業融資壓力,但若供給端未改善,寬松政策可能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與消費需求,形成“通脹—降息—再通脹”的惡性循環。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2025年7月歐洲央行論壇上坦言:“如果不是因為關稅政策,我們本可更早降息。”這表明,貿易保護主義已嚴重干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有效性。
從比較政治視角看,美國的“兩黨輪替”制度使得政策缺乏連續性。民主黨上臺搞“綠色新政”“社會福利”,財政擴張推高通脹;共和黨上臺搞“減稅+關稅”,供給受限再推高通脹。結果是,無論誰執政,最后都得由美聯儲“擦屁股”。這種“政治甩鍋、技術兜底”的模式,正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典型病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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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國債危機:債務不可持續性的系統性風險
降息對美國國債市場的影響尤為深遠。當前美國聯邦債務已逼近39萬億美元,占GDP比重超過120%。若“大而美法案”通過,未來五年或新增2萬億美元赤字,債務可持續性面臨嚴峻挑戰。
降息雖可降低政府融資成本,緩解短期財政壓力,但長期來看,低利率環境可能加劇財政赤字慣性,削弱市場對美債的信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曾提出“債務動態理論”:當經濟增長率(g)高于利率(r)時,債務可持續;反之則不可持續。2025年,美國實際GDP增速預計為1.8%,而十年期美債收益率已降至3.5%以下,g < r 的格局凸顯債務風險。
更嚴峻的是,外國投資者正逐步減持美債。2025年5月,中國、日本等主要持有國凈賣出221億美元美國長期證券。資本市場分析指出,這一趨勢與“去美元化”進程同步:俄羅斯、伊朗、巴西等國加速本幣結算,東盟推動區域支付系統,歐元區加強主權債市場整合。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顯示,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已從2000年的72%降至2025年的58%,而歐元、人民幣、日元等貨幣的份額穩步上升。
這就像一場“龐氏騙局”:美國靠發行國債融資,外國投資者購買美債,美國再用這些錢搞軍費、發福利、打貿易戰。只要有人接盤,游戲就能繼續。但一旦市場信心動搖,接盤者減少,整個體系就會崩塌。而美聯儲降息,不過是給這場騙局多續了幾分鐘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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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稅政策的破產:從“對等”幻想到“TACO”現實
美國以“對等關稅”為名的貿易保護主義,本質上是金融霸權與科技壟斷的延伸。通過加征關稅,美國試圖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維護其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壟斷地位。然而,這一政策在實踐中屢屢“臨陣退縮”,資本市場以“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諷刺其“高調威脅、低調退讓”的本質。
以中美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貿易談判為例,美方雖在會前高調宣稱將對華加征新關稅,但談判中卻未提出具體方案,最終僅就農產品市場準入達成有限共識。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策略,反映出美國在關稅工具上的戰略困境:若全面加征,將推高國內通脹,損害消費者利益;若不加征,則“對等”敘事破產。正如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所言:“霸權國若不能提供公共產品,反而濫用權力,其合法性將迅速流失。”從比較政治角度看,美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其對外政策的“表演性”。總統需要通過制造外部威脅來凝聚國內共識,但又不能真正引發大規模沖突,否則選票將流失。于是,我們看到的是:推特上喊打喊殺,談判桌上低聲下氣;關稅大棒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種“恫嚇—退讓”的循環,正是“TACO”現象的制度化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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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壟斷與金融霸權的共生結構:一個“鐵三角”的自我強化
如果說美元是美國全球霸權的“血液”,那么科技壟斷就是其“大腦”,而金融霸權則是“心臟”。三者構成一個自我強化的“鐵三角”結構。
在金融領域,美聯儲降息雖可短期提振美股,但納斯達克的上漲更多依賴AI、半導體等科技股,而非實體經濟。標普500指數中,科技板塊權重已超30%,形成“虛實失衡”。一旦科技泡沫破裂,金融市場將劇烈震蕩。在科技領域,美國雖在芯片設計、操作系統上保持壟斷,但中國在5G、新能源、量子計算等領域快速追趕。華為Mate 60系列搭載自研麒麟芯片,標志著中國在高端制造上的突破;比亞迪電動車全球銷量超越特斯拉,沖擊美國汽車產業霸權。美國試圖通過“小院高墻”遏制中國,但全球化供應鏈的韌性遠超預期。
從學理上看,這種“科技—金融”共生結構,符合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技術創新帶來超額利潤,超額利潤轉化為金融資本,金融資本再反哺技術創新,形成正向循環。但問題是,當創新停滯,金融資本就會轉向投機,導致資產泡沫。
美國的問題在于,其科技創新已從“普惠性”轉向“壟斷性”。谷歌、蘋果、亞馬遜、微軟、英偉達等巨頭,憑借平臺優勢與數據壟斷,壓制中小企業創新。這就像一個“科技寡頭俱樂部”,成員們瓜分市場,阻止新玩家入場。而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恰好為這些巨頭提供了廉價資金,使其得以通過并購鞏固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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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歷史分期中的美元權重演變:從布雷頓森林到多極貨幣
從歷史視角看,美元權重的變化呈現階段性特征:1944—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與黃金掛鉤,成為唯一國際儲備貨幣,權重接近100%。這是“美元帝國”的黃金時代,美國憑借二戰勝利與工業霸權,建立起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秩序。
1971—2000年(牙買加體系):美元與黃金脫鉤,但仍憑借石油美元、軍事霸權維持主導地位,權重維持在70%以上。尼克松的“關閉黃金窗口”雖動搖了信用基礎,但沙特等產油國接受美元結算石油,使美元得以續命。
2000—2020年(單極松動):歐元誕生、中國崛起,美元權重緩慢下降至60%左右。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全球開始反思“美元依賴”。
2020—2025年(多極加速):疫情、戰爭、貿易摩擦加劇,去美元化提速,美元權重降至58%,人民幣跨境支付占比升至4.5%。
美聯儲降息作為“美元潮汐”的調節閥,短期內可維持美元流動性優勢,但長期無法逆轉多極化趨勢。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言:“貨幣霸權的基礎是信任與穩定,而非武力或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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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從霸權護持到秩序重構
2025年的降息,是美國在“滯脹風險、債務壓力、政治干預”三重夾擊下的被動選擇。它無法解決“對等關稅”的破產、制造業回流的失敗與科技壟斷的動搖。資本市場對“TACO”的調侃,正是對美國政策短視與戰略虛張的深刻諷刺。
未來,世界將走向一個“多極金融、區域供應鏈、規則多元化”的新格局。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金磚機制、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推動開放合作,提供不同于“小院高墻”的發展范式。歷史將證明,唯有尊重規律、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才能實現持久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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