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的謙卑：請你們給我回個電話

多數情況下，諾貝爾獎與我們沒什么關系。那些外國科學家的名字，沒幾個人記得住，那些最前沿的成果，也沒幾個明白。除了文學獎還有逼逼幾句，自然科學三獎，基本上沒什么參與感。

不過這并不影響我們對諾獎的熱情，并且從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樂趣。這大概就是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雖然它也確實是最好的。

比如今年，一個熱議的話題就是諾獎得主玩失聯。印象中，這種事沒少發生過，只不過今年的故事更生動有趣一些。一位是拉姆斯德爾，諾獎委會員打電話通知他得獎的時候，這位老兄正在黃石國家公園附近后座山上和妻子露營，遇上了大雪，手機沒信號，與外聯完全失聯，他還把手機打成了飛行模式。等第二天下山后，才從妻子的手機上獲知自己得獎的消息。而此時，諾獎公布已經過去了一天，他成了最后一個知道自己得諾獎的人。

另一位是布倫科。她倒是接到了電話，但一看是一個來自瑞典的陌生號碼，以為是垃圾電話，順手就給掛斷了。

一個是電話死活打不通，一個是打通了但給掛了，這是真不給諾貝爾先生面子啊。有網友調侃，這么多年，我連睡覺都不敢關機，就是怕錯過這樣的時刻。

拉先生你是真悠閑，做著最頂級的研究，卻擁有最自由的靈魂，活的叫一個瀟灑，沒有996，沒有24小時開機，沒有酒桌文化，沒有領導指示，哪怕是諾貝爾獎，也不能耽誤我露營。

布女士也是，陌生電話可以不接，但來自瑞典的陌生電話，你心里就一點數沒有嗎？

也不能怪中國的網友大驚小怪，因為我們的環境下，沒有這樣的體驗，我們的體制，也不允許這樣的故事或者說事故發生。

越是重要級的獎項，組織化水平就越高。不要說打電話通知，可能事先連彩排都搞幾遍了，獲獎致辭都準備好了，嚴謹的跟美女服務員的倒茶水平一樣。

我們的學術大咖也很忙，不僅忙科研，也忙著接受領導指導工作，或者到企業指導工作。個別精力旺盛的，可能還要忙著給董小姐這樣的年輕才俊站臺，開視頻學術會議的時候，忙著和女學生互動。露營，還是和自己的老婆，這不存在。

評獎機制也不一樣。我們的絕大多數獎項，需要個人提交申請，填一大堆表格，申請理由、得獎理由什么的，說是提交資料，其實就是自吹自擂。

諾貝爾獎不是這樣的。三個自然科學類獎，采取的是推薦制，由瑞典皇家科學院還有一個權威學術機構以及前諾貝獎得主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推薦和篩選，全過程保密，50年后再公開相關資料和討論細節，結果也是在最后一刻公開。

諾獎得主完全是置身事外，沒有一點參與感，不要說得獎，就是自己是否被提名都未必知道。是你的，別人搶不走，不是你的，你也爭不來。所以整個就是聽天由命，接不接電話也就無所謂。

最關鍵的一點，像美國這樣的得獎大戶，因為得獎多了，可能對諾獎已經脫敏了。對科學家來說，無非就是發一筆小財，找幾個朋友慶祝一下，然后該干嘛干嘛，不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什么本質的變化。

不僅科學家脫敏，社會也脫敏了。大家不會因為你得了諾貝爾獎，就一驚一乍，把你像神一樣供起來。

我們對諾獎還處于敏感期，精神上高度緊繃。還記得屠呦呦當年獲獎的“盛況”嗎？屠呦呦本人倒沒什么，但她獲獎的消息，在中國的科學界就像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一樣，某些人都快瘋了。先是一幫有頭有腦的人士給諾獎委員會寫聯名信，要求取消屠呦呦的獲獎資格，然后是某個部門領導公開放話，“我不同意屠呦呦得獎，功勞是集體，怎么能讓她一個人得獎呢？”這神奇的一幕，把諾獎委員會都給整不會了。

說到底，還是把諾貝爾獎看得太重了，神化了，導致動作變形，心理失衡。以后有機會多拿點諾獎，自然就好了。

鑒于諾獎得主老是不接電話的問題，諾貝爾委員會秘書長托馬斯·珀爾曼在宣布獲獎者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請求他們，如果有機會，請給我回電話。”

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你敢想象嗎，堂堂的諾貝爾委員會秘書長，也算是位高權重了，他沒有因為諾獎得主不接電話，批評他們無組織無紀律，沒有因為諾貝爾獎是全世界最具權威，能讓某些國家為之狂歡的獎項，就高高在上地怒斥他們不識抬舉，而是近乎乞求地說“求求了，不接電話可以，但好歹回個電話”。

這語氣是如此卑微，態度是如此謙恭，而這正是諾貝爾獎的偉大之處。想起關于梅西的那句名言：不是梅西需要世界杯，而是世界杯需要梅西。套用這句話，不是科學家需要諾獎，而是諾獎需要科學家。那些最頂級的科學家，和他們那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造福人類的最新研究成果，才是人類社會最珍貴的財富，任何獎項包括諾獎，都不能凌架于之上。

秘書長的謙卑，是在向優秀的科學家致敬，而諾獎得主的不接電話的“傲慢”，是在向科學精神致敬。

日本又又又拿了兩個諾獎，離50個諾獎的目標越來越近。這讓很多國人心里發酸。中國人不缺少聰明才智，我相信也有很多科研工作者在默默努力工作，那么問題出在哪呢？是不是把獎項和榮譽看得過重，在追名逐利的路上走得太遠、迷失太久，以至于忘了為什么而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