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健雄：生前為美國造原子彈，墓碑上刻著“一個永遠的中國人”

1944年夏天，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走廊里一片忙碌，保密標語貼滿墻壁。那一年，32歲的吳健雄披著白色實驗服，伏在離子室前，反復記錄著裂變數(shù)據(jù)。她比誰都清楚，這些數(shù)字最后會落到一枚計劃代號“胖子”的武器上。很多年后，太倉老家的墓園落成，人們在花崗巖上刻下“一個永遠的中國人”七個字，形成了令人唏噓的對照——活著時為美國提供關鍵實驗，長眠時卻執(zhí)意回到江南水鄉(xiāng)。

吳健雄的科學之路并非一開始就與核物理交織。1930年，她從蘇州坐船到南京報到，原本只想在中央大學當一年見習教師。恰好遇到中國公學招生，她臨時改弦更張。那所私立學府講究自由、崇尚科學，胡適偶爾走上講臺，學生們涌進大禮堂聽他談思潮。一次三小時的論文考試，吳健雄提前一個小時交卷，胡適翻閱后抬頭對助教說：“這姑娘把清代學術流派講得極透。”一句肯定，像火種一點就燃，從此她把興趣徹底轉向自然科學。

1936年秋，金山腳下的柏克萊迎來新學期。吳健雄靠叔叔資助遠渡重洋，剛下船就被師兄袁家騮領著在校園轉悠。對話只有簡短一句——“核物理正在升溫，要不要看一眼實驗室？”她點頭。半個月后，她遞交了轉專業(yè)申請，正式投身原子核裂變研究。當時貝特、奧本海默常在系里討論慢中子俘獲，氣氛像集中營燈火通明的車間，所有人都在與時間賽跑。

有意思的是，吳健雄最初并不知道自己的數(shù)據(jù)會被軍事部門盯上。1939年，她與同事發(fā)表有關鈾裂變產物的論文，提出“裂變片段質量分布不對稱”的實驗依據(jù)。半年不到，曼哈頓計劃的聯(lián)絡人就找上門，請她“協(xié)助解決關鍵截面參數(shù)”。條款嚴格，文件一律匿名編號，工資單也只寫數(shù)字代碼。那年歐洲戰(zhàn)場炮火連天，她無法回國，只能把牽掛壓進實驗數(shù)據(jù)里。

太平洋戰(zhàn)爭結束，日本簽署投降書。外界的慶祝聲并未沖淡吳健雄內心的復雜。她對同事低聲說：“愿世上不再需要這樣的武器。”話音極輕，卻顯出她難以言說的矛盾。此后，她把研究方向轉向弱相互作用。1956年，她用鈷60的β衰變實驗，擊碎了物理學界信奉三十年的宇稱守恒定律，楊振寧、李政道的理論因而坐實。兩位后來公開表示：“如果沒有吳博士的工作，獎章到不了我們手里。”

然而，政治風浪沒有因為一枚諾貝爾獎提名而消散。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對華裔科學家實施嚴苛出境限制。吳健雄申請歸國屢屢受阻，甚至短暫陷入FBI的背景審查。1954年，她無奈加入美國籍，只為取得研究經費與安全許可。家書寄回太倉，道是“此舉權宜，心未嘗改”。可惜父母未能等到女兒回家，戰(zhàn)亂與病痛讓他們先后離世。

轉機出現(xiàn)在1973年。中美關系破冰，國務院科學代表團邀請吳健雄回鄉(xiāng)訪問。離南京城不遠的太倉鄉(xiāng)路狹窄泥濘，她走在田埂上，褲腳沾著水跡，抬頭望見舊時宅院只剩斷壁。鄉(xiāng)鄰認出她，喚一聲“健雄姑娘回來了”，那一刻再強烈的學術自豪也抵不過鄉(xiāng)音入耳的顫抖。此后三年，她多次往返滬寧間，為南大物理系捐贈儀器，順手帶回幾箱家鄉(xiāng)青團，一顆柔腸掩在行囊里。

1995年，華盛頓寒風凜冽。那晚，吳健雄輕拍丈夫的手背，柔聲問道：“我想回故里長眠，你呢？”袁家騮回應的只是一個眼神，卻透露了同樣的決定。兩年后，吳健雄在睡夢中猝然離世。按照遺愿，骨灰立即啟運上海，再輾轉至太倉。袁家騮頂住親族“應葬于袁氏祖墳”的勸說，自費籌建墓園。短短半年，貝聿銘寄來設計草圖，簡潔而不失莊嚴。

墓碑上的銘文雙語并列，中英各一句，末尾用加粗陰刻寫下那行話——“她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個永遠的中國人”。訪客讀到這句，往往停頓片刻，這種身份交錯的重量通過冷石傳遞到手心。2001年，袁家騮在北京病逝。三年后，兒子袁緯承將父親骨灰并入母親墓穴，石板輕輕合攏，伴隨夏夜田野的蛙聲，兩位物理學家完成了遲來的團聚。

回顧吳健雄的一生，可以看到三個清晰的注腳：科學、流亡與歸根。她的實驗曾添速全球格局，她的國籍幾經更迭，她的落腳點卻始終指向蘇州河畔的青瓦白墻。歷史往往比公式更復雜，人心又比臨界質量更難計算。那塊寫著“永遠中國人”的碑，像是一句給后世留下的短答——身份可以流動，情感卻不會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