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的不是朋友圈，是朋友

大家真的都不發朋友圈了嗎？微信粥姨最近在播客里，捅破了這一層信息繭房：“每天有7.8 億用戶進入到朋友圈，并有1.2億用戶發朋友圈。這幾年這個數據一直較為穩定。”

我自己也從早年幾乎天天發朋友圈，到現在一周偶爾發幾條，但“我”顯然無法代表我口中的大家，每個人都只能看到局部，無法全能全知，不過，個體經驗常常會被放大為對群體的幻覺，而且人天生又想知道世界的全貌。

當微信好友從十年前幾百人擴張到現在的幾千人，朋友圈也從一個后院式的小圈子，變成了另一種廣場時，朋友圈中的“朋友”內涵也在發生變化，就像粵省商家口中靚女靚仔，其實只是一種性別的代稱，而與顏值沒有半毛錢關系。

從這一波朋友圈涼熱的討論中，我倒是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朋友和友誼。

人類學者項飆最近幾年在國內經常談到“附近的消失”，他觀察到傳統鄰里關系的瓦解和社區聯系的削弱，指向的就是友誼日益稀缺、朋友難得。

一個人可以交多少朋友，最有名的研究，就是鄧巴數。英國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羅賓·鄧巴在1990年代宣稱，一個人維持緊密人際關系的人數上限是150人，其中關系最密切的不超過5人。但鄧巴數局限也很明顯，它是通過研究猿猴大腦的認知能力，并結合對類似如新石器時代部落的早期人類社會考察得出的，忽略了人類自身進化和外部技術進步。

目前對于鄧巴數最主要的批評是說，人類的行為取決于文化，不適用靈長類動物行為的生物學規律，特別是社交網絡平臺的出現，使得擴大和維持朋友圈成為可能。不過，即便你微信好友有幾千人，顯然其中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稱之為朋友，他們更像一組通訊錄。

真實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從朋友圈、Instagram到TikTok，社交網絡越來越熱鬧，但在現實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朋友正變得越來越少。

由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 (CGSS)，在2017年對中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10000多戶家庭進行連續性橫截面調查發現，中國人平均擁有的“最好（知心）的朋友”數量大約在 2.5 人左右，這里對好朋友的界定是知心、“可以談論重要事情的人”，這大概只有微信好友數量的零頭。

Soul App在2024年對5500名中國用戶的調研發現，用戶普遍反映現實中認識新朋友困難，近六成年輕人擁有不到2個好友，且相比文化娛樂更為豐富的一線城市，身處三四線城市中的年輕人這種感受更加強烈。

從這兩項調查可以看出，最近幾十年，隨著城市化、人口流動和互聯網的沖擊，中國人的社交呈現出明顯的“悖論”：一方面，線上的、廣義的、功能性的“朋友”（弱關系）數量激增；另一方面，現實生活中深刻的、可依賴的“知心朋友”（強關系）數量沒有相應增長，反而可能正在經歷停滯甚至萎縮，導致個體孤獨感上升。

弱關系核心功能是，信息交換和印象管理，非常適合傳播新聞、獲取資源，強關系核心功能是情感支持和信任，這是在脆弱和困難時所必需的，但無法通過“點贊”來建立。

互聯網興起所引發的強關系爆炸、弱關系萎縮，并非中國社會所獨有。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人的線上“弱關系”網絡（如 Facebook 上的好友）經歷了爆炸性增長，而線下“強關系”（知心好友）的數量則呈現出明顯且令人擔憂的下降趨勢。

美國生活調查中心在202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過去幾十年里，美國人的平均好友數正大幅下降，1990年有10位以上朋友的比例達33%，到了2021年只剩13%，將近一半的人表示，自己的親近朋友最多只有3位。

這種“廣泛連接”與“深度孤立”并存的現象，是理解過去二十年中國和美國社會變遷的關鍵，學術界對此也給出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解釋：

有把原因歸為公共空間的萎縮，比方說書店、市集、公園、展覽空間，可以跟各式各樣、來自不同行業的人交流的地方越來越少，人們認識”點頭之交”的朋友機會越來越少。

這種公共空間萎縮論解釋的說服力并不強，對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的公共空間其實多了許多，但彼時的中國社會很大程度上仍是“熟人社會”，城市中的“單位制”是社交的核心。人們的工作、生活、社交高度綁定在胡同、家屬院，鄰里關系和同事關系緊密重疊，雖然社交圈子可能相對固定和狹窄，但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聯系和信任度（強關系）相對較高。

進入到21世紀，數億人離開家鄉去往大城市工作和學習。這導致了傳統的基于地緣、血緣的社交關系的物理分離。人們，尤其是年輕人更頻繁地更換工作和居住地，使得維持長久、深入的現實生活友誼變得非常困難。

順著城市化、現代的路徑，還有一種分析認為，高強度的工作壓力和“內卷”文化，也極大地壓縮了人們用于“非功利性”社交的個人時間。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逐步上漲，2023年的49小時周平均工時為近二十年新高。上班族長時間的勞作和耗神通勤，榨干了年輕人的全部精力。下班后，他們只剩下“躺平”回血的力氣，主動社交的意愿和能力都會打折。

這個分析看似找到了核心原因，但導致友誼危機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還有一種更靠譜的解釋，那就是，人際信任程度越來越低。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9年的研究中，有64%成人覺得人與人之間越來越難以信任。2020年COVID-19爆發后，有將近一半受訪者表示，無法信任大多數人。

如果說傳統社會是熟人社會，信任也是“歸屬型”的，即因為我們是同鄉、同學、同事，所以我信任你。現代信任是“認知型”的，即我需要通過評估你的能力、可靠性和動機來決定是否信任你。這個過程更理性、更復雜、也更耗費心力。當社會關系變得復雜且流動時，我們缺乏足夠的信息和精力去完成對每一個人的“認知評估”，于是傾向于保持距離。

現代社會作為風險社會的本質，意味著大部分人都面臨著經濟波動、職業不穩定、公共衛生危機等全球性風險。這種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催生了廣泛的焦慮感。當人們對自身未來的安全感都感到懷疑時，會本能地收縮社交圈，將信任局限于最小的、最核心的親密關系中，以降低潛在的社交風險。

于是，一個蔚為壯觀的悖論就出現了：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渴望真誠深厚的關系，但我們所處的整個社會環境，卻都在系統地鼓勵淺度連接、鼓勵績效展示、鼓勵風險規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