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邏輯學”的前世今生，及與“形而上學”之關系

網上，不少人把“邏輯學”和“邏輯”吹得神乎其神，似乎學了“邏輯學”掌握了“邏輯”，便能“明辨是非”“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但是這些人從來不說，他們鼓吹的“邏輯學”，其實僅僅是古典“形式邏輯”，或曰傳統“普通邏輯”。

進一步說，這些人大差不差也是“半瓶子醋”，很難說有誰系統學過邏輯學，更別說真正了解邏輯學史了。

漢語中“邏輯”一詞，是清末嚴復翻譯英國學者穆勒的《A System of Logic》時，從英語“Logic”音譯而來。

有意思的是，此書的書名，嚴氏卻借用了中國古代與之相關的“名學”一詞，譯成了《穆勒名學》。

“名學”， 源自中國古代“名實之學”——國際上很早就公認，世界上除了西方的邏輯學（形式邏輯），同時還有中國的名實邏輯和起源于印度發展于中國的因明邏輯。

“logic”這個詞， 可追溯到古希臘赫拉克利特（前535-前475）所寫名為《logos（邏各斯）》的一本書。

此書，只流傳下來殘缺的片段。赫拉克利特在書中說，“logos（邏各斯）”可以使人摒棄感覺印象，通過語言和理性思維把握世界的規律。

后人沿用的“logos”以及英語的“logic”，皆肇始于赫氏。

后人也認為，使“logos”或“logic”成體系、成學說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所以，其在西方就有了“邏輯學之父”的贊稱。

然而，這位“邏輯學之父”的有關見解，在其生前是散亂不輯的。

約200年后的公元前一世紀，一位曾任呂克昂學園校長、叫安德羅尼柯的“逍遙派”學者，將上述零散的篇章、議論集結成書，名之為《工具論（Organon）》。

書中的《范疇篇》，討論詞義、概念；《解釋篇》，結合語詞、語句，討論判斷（或叫命題）；《前分析篇》，討論推理的有效性、前提和結論的關系；《后分析篇》，討論證明的條件、種類、方法和構成，以及定義和證明之間的關系；《論辯篇》，討論論辯的藝術、推理的方法和謂詞理論；《辯謬篇》，專門剖析和駁斥各種謬誤和詭辯。

不難看出，僅《工具論》一書，似還未構成閉環理論體系。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安德羅尼柯整理的亞氏另一部著作《形而上學（ta meta ta physica）》。

此書中，討論了“logos（邏輯）”思維規律——提出了“10范疇體系”；總結了“四謂詞理論”；概括了“不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等思維規律；規范了演繹為主的“三段論”，等等。

或許，正因為是由安德羅尼柯做的這些“整理”（假托古人亞氏之名也未可知），后世才有了對《工具論》《形而上學》出于亞氏之手真實性的質疑。

由此也可知，“logos（邏輯）”學說，最早，是“ta meta ta physica（形而上學）”中的一部分。后來，特別是到了西方近代哲學時期，二者才逐漸分離。

接著對亞氏創建“logos（邏輯）”體系存在質疑說，亞里士多德之后，確實有人，比如斯多葛學派等等，對“logos（邏輯）”有所創建、完善和充實。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在“假言命題”和破解“說謊者悖論”等邏輯難題方面，也貢獻不小——當時的歐洲，亞氏著作早已失傳，大約9世紀前后才又從阿拉伯人那里轉譯了回來；而且，阿拉伯學者此方面的新貢獻也不少。

可見，“logos（邏輯）”非一人、一時、一地之獨有秘籍，眾多人都認識到了探索思維和表達最一般規律的必要性并且有所作為。

文藝復興時期，達.芬奇和吉爾伯特等自然科學家，亦貢獻了有價值的邏輯思想。

17世紀，英國的弗蘭西斯·培根寫了一本《新工具》，提出，實驗和歸納是相輔相成的科學發現的工具。他的歸納法，不是簡單枚舉歸納，而是排除式歸納——通過查閱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利用排除法逐步排除外在的、偶然的聯系，提純出事物之間內在的、本質的聯系。他強調，這是發現周圍現實的各種現象間的因果關系的科學方法；能夠給人們帶來新的知識。

培根的“歸納邏輯”，與傳統的“演繹邏輯”有明顯區別——即不僅強調了歸納邏輯要研究思維純形式的方面，更強調了要研究思維反映客觀事物、把握事物本質和規律的方法問題。

因而，培根被看作是科學歸納邏輯的創始人。

自培根開始，演繹邏輯與歸納邏輯完璧結合。

17世紀以后，隨著數學的發展，德國的萊布尼茨著手以“通用數學”和“通用語言”來改革傳統邏輯。他被稱為是“現代形式邏輯”即“數理邏輯”的奠基人。

這之后，英國的布爾、德國的德摩根和弗雷格、美國的皮爾士、意大利的皮亞諾、英國的羅素等，先后對現代形式邏輯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這一過程中，“logos”這個詞，逐漸被英語的“logic”所取代。

說到“取代”，還必須提到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就是曾經輝煌的德國古典哲學。

西方近代哲學，伴隨近現代科學的萌生而興起，鼻祖非笛卡爾莫屬——他的“我思故我在”的“懷疑論”，是幾百年中西方“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哲學的共同淵藪——雖然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路徑，其實都想探討“人的思維邊界在哪里”和“知識何以可靠”等問題。

直到休謨，他的否定一切因果關系的更徹底的懷疑論，抽掉了“經驗主義”哲學的基石，同時也使“唯理主義”走進了死胡同。

康德，本來對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懷有極大興趣。他說，休謨令他驚醒，于是冥思苦想構建他的“三大批判”——試圖重建人類思考的“形而上學”大廈。

他認為，以往的邏輯存在缺陷，由此導致了休謨的懷疑。

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將既往的邏輯，稱為“普通邏輯（德語：allgemeine Logik）”，認為，這種邏輯，僅關注思維的形式結構，完全撇開思維的具體內容。

繼而，康德提出了他的“先驗邏輯（Transzendentale Logik）” 學說，認為，人類存在“不依賴經驗、僅通過理性即可成立的知識與判斷”，這就是“先驗邏輯”；而既往的“邏輯學”屬于“后驗邏輯”，只能通過感官經驗與實證觀察才能獲得的知識與判斷，比如認知自然科學中的現象，進行歸納與因果推斷。

他說，“先驗邏輯”，通過“先驗分析”和“先驗辯證”得以實現。

不去分析康德“先驗邏輯”的對錯，單說他提出的“普通邏輯（allgemeine Logik）”，確實在“學科劃分”上有著重要意義。

“allgemeine Logik”，后來演化出了英語的“Formal Logic ”，并成為最常用的標準學術用語。

直譯過來，“Formal Logic ”就是“普通邏輯（學）”。

繼康德之后，黑格爾進一步深入剖析了“普通邏輯（學）”的形式化特征，并指出過分強調此一邏輯的重要性，似乎不學這一邏輯學便不能明辨是非，就如同說不學生理學和運動學就不會消化一樣可笑。

后來，“Formal Logic ”也便被稱作“形式邏輯”。

而黑格爾自己的《邏輯學》，使用的是全新的“Wissenschaft der Logik”這一名稱，既不同于傳統的“Formal Logic ”，也不同于康德的“Transzendentale Logik”，意為“涵蓋自然科學和（社會）歷史科學的系統學問”；與“Logik”相結合，就是“關于自然和歷史發展變化的辯證法邏輯”。

所以，以漢譯的“邏輯”一詞，來覆蓋所有邏輯學說是一種無知的謬誤。以黑格爾的“邏輯”來證明邏輯學勝過辯證法，更是可笑之舉。

總的來說，黑格爾之前的邏輯學，以及他之后的包含數理邏輯在內的現代形式邏輯，均不研究自然，也不研究社會，它的研究對象僅限于人的思維——是研究以推理、論證有效性的思維形式和規律的學問。

再說形而上學。

前面說到，安德羅尼柯整理亞氏的著述、議論，關于思維方法的部分名為《工具論（Organon）》；還有相關內容的名為《形而上學（ta meta ta physica）》。

實際上，在《形而上學（ta meta ta physica）》之前，他還整理了關于自然事物、具有可感知特性的著述、議論名為《物理學（Physica）》。

“ta meta ta physica”的本意，是“物理學之后”。

這個詞，由希臘文轉化為拉丁文，再演變到英文，就是“metaphysicas”。

“metaphysicas”就成了“形而上學”呢？

有各種說法。但可信的是——日本明治時期，哲學家井上哲次郎覺得“物理學之后”與中國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很契合，就將其譯作了“形而上學”。

后來傳入中國，并被沿用。

這個“形而上學（metaphysicas）”，既指哲學，也指哲學研究。

因此，一般意義的西方“形而上學”，包含了四方面——

1、它是對存在物的探求；

2、它是關于終極實在的科學；

3、它是對世界整體的研究；

4、它是第一原理（或稱本體）的理論。

具體來說，西方的“行而上學（metaphysicas）”曾重點討論如下問題——

1、關于形式、范疇和個別的存在；

2、關于上帝的存在；

3、關于靈魂、心靈和身體；

4、關于自然與外部世界；

5、關于空間與時間；

6、關于精神概念。

概括地說，“形而上學（metaphysicas）”是指完整的哲學體系；這個體系主要研究本體論和認識論；也研究道德和“法學（法哲學）”；還可以研究邏輯問題。

不過，在西方近代哲學中，對于思維的形式（邏輯）和思維內容的可靠性，被分離研究而且漸行漸遠了。

這其中，也包括“邏輯學”與本體論哲學的漸行漸遠——比如“符號邏輯（Symbolic logic）”學說，側重點在“符號邏輯推理（Symbolic logical reasoning）”；“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學說，側重“邏輯演算（ Logical calculus）”；“形式邏輯（ Formal logical system）學說，強調“形式邏輯規則（ Rules of formal logic）”或“形式邏輯證明（Formal logic proof）”，等等。

在德國古典哲學終結之后，唯有馬克思創建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堅持這樣的認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同時，也使“形而上學（metaphysicas）”有了一個新的引申義，即以僵化、教條、一成不變看待世界和事物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