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長子粟戎生剛上小學，就被班主任問是不是親媽生的，怎么回事

新中國成立后，粟裕接中央通知，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其長子粟戎生也跟隨父親去到北京，在八一小學讀書。不過，當他剛坐在八一小學的課桌前沒幾天，班主任就突然走到他身邊，蹲下來輕聲問：“你是不是這個媽媽生的？”

他愣了一下，盯著老師的眼睛點頭：“是呀。”老師沒走，又追問了一遍，語氣里帶著點不確定。粟戎生還是肯定回答，老師這才摸摸他的頭，轉身走開。

那時候他還小，沒太明白老師為什么要問這個。直到后來媽媽楚青去學校了解情況，老師才主動說起緣由——這孩子的家教也太嚴了，每天穿戴整齊、作業從不拖沓，跟班里其他孩子比，規矩得不像親媽帶大的，倒像后娘管著似的。

楚青聽了哭笑不得，她和粟裕哪里是“后娘式”管教，不過是把戰火里的規矩，帶到了和平年代的家里。

粟戎生的命，是從槍林彈雨里撿來的。1942年抗日正酣，他在新四軍前線陣地出生，爸爸粟裕當時是第一師師長，根本沒時間陪他。兩歲那年，他是被戰士們用扁擔挑著走的，扁擔另一頭綁著電臺，走的全是坑坑洼洼的戰地小路。再大一點，他就跟著部隊騎馬背、坐騾車，哪里有仗打，哪里就有他的“移動搖籃”。

粟裕對這個兒子，從來沒過半點溺愛。不滿3歲時，粟裕要教他游泳，見他抱著竹竿不敢下水，直接“啪”一下把他扔進水里。粟戎生嗆了幾口，倒也機靈，抓著竹竿撲騰幾下，居然就學會了。5歲生日那天，粟裕遞給他一把小手槍——是從地主家繳來的，射程近得打不穿木板，卻讓粟戎生眼睛亮了。“好好學，長大當兵。”爸爸的話，成了他最早的人生目標。

后來華東保育院在山東成立，62個隨軍孩子里就有粟戎生。他在保育院跟著部隊南下，直到上海解放，才跟著調到北京當總參謀長的爸爸，進了八一小學。楚青和粟裕忙歸忙，對兒子的要求沒松過：早上必須按時起床，書包自己收拾，放學先寫作業再玩，吃飯不能剩一粒米。這些在老師眼里的“過嚴”，其實是父母在替他記住：今天的安穩，是無數戰士用命換的，不能忘本。

1961年，粟戎生考上了哈軍工導彈專業，成了當時最難考的軍校學生。畢業時，他本來能進北京的研發部門，結果爸爸一句話，把他派到了云南抗美援越前線。“去基層，去打仗的地方，才能長真本事。”粟裕說得堅決，粟戎生也沒猶豫——他早就想跟爸爸一樣，上真正的戰場了。

在云南的日子，苦得超出想象。他當普通戰士，每天要聽四次以上敵情警報，警報一響，就得往陣地跑，有時候剛端上飯碗，就得扔下筷子沖出去。住的是帳篷，下雨漏雨、刮風進沙，移防的時候更是背著行李跑遍山頭。第二年，他就跟著部隊擊落了U-2偵察機和“火蜂”無人偵察機，立了三等功。

本以為調回內地能松口氣，珍寶島又起了戰事。粟戎生剛回家休息兩天，爸爸的命令就來了：去北線野戰部隊，那里已經是一級戰備。臨走前，粟裕沒多說什么，只給了他一張紙，上面寫著自己作的《老兵樂》：“半世生涯戎馬間，征騎倥傯未下鞍。爆炸轟鳴如擊鼓，槍彈呼嘯若琴彈。”粟戎生揣著詩上了路，他知道，爸爸是想讓他明白，軍人的使命，從來都在最危險的地方。

北線比云南更苦，冬天冷到吐口氣成冰，吃的多是粗糧，新鮮蔬菜見不著。粟戎生當連長，帶著戰士們打坑道、排啞炮，頭頂的石頭隨時可能掉下來。每次排啞炮，他都讓戰士們站在后面，自己先上。三年下來，坑道挖了不少，卻沒出過一次事故，他又立了個三等功。戰士們都服他，說“粟連長把我們當兄弟，跟著他放心”。

1983年，粟戎生被任命為200師師長。他特意去北京醫院看爸爸，粟裕已經病得說不出完整的話，卻還是抓著他的手，吃力地說：“師這一級很重要，連、團、師的鍛煉……對干部極重要。”這是粟裕留給兒子的最后一句話。第二年2月，77歲的粟裕病逝，十大大將之首，終究沒能看到兒子在師長崗位上的成績。

后來粟戎生一步步做到北京軍區副司令員，1999年晉升中將軍銜。有人說他靠父親的光環，可只有他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爸爸“安排”的苦日子里熬出來的——沒有扁擔上的童年，沒有水里的掙扎，沒有前線的警報，就沒有后來的自己。

2006年退休后，粟戎生去重走了長征路。站在父親當年戰斗過的地方，他想起部隊里常唱的那首歌：“身穿國防綠，胸懷祖國，萬里江山，千斤重擔交給了我。”風一吹，仿佛還能聽見爸爸的聲音，在說“長大當兵”。

這對“軍事父子”，從來沒說過什么煽情的話，卻用一輩子的選擇，把“軍人”兩個字，刻進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