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南風古灶早千年！佛山高明文化地標：嶺南陶瓷的“唐代”古窯

佛山的陶瓷很出名，每妝說到佛山陶瓷的古窯址的時候，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想到南風古灶。但其實，在佛山，還有一個比南風古灶更早古窯，就是高明的唐代古窯：大崗山窯址。

在佛山高明荷城街道的“西江畫廊”靈龜公園內，這座唐代龍窯遺址靜靜矗立在大崗山麓，與流淌千年的西江為伴。這里便是大崗山窯址，廣東首次發現的唐代龍窯遺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解碼嶺南陶瓷起源的“活化石”。

大崗山窯址的發現頗具時代意義。1957年，廣東省文物普查工作在全省鋪開，時任高明縣博物館首任館長的仇榮佳與省文物專家組成普查組，循著三洲村民“靈龜塔周邊山坡有大量碎陶片”的線索，在大崗山麓打下探溝，意外發現了二十余件完整陶器及大量釉渣、紅燒土。這些器物的造型風格、足部特征與唐代張九齡墓出土陶器高度吻合，經考證確認為唐代遺存。《南方日報》隨即以“廣東發現的古窯址，高明縣算最先”為題報道，讓這座沉睡千年的古窯首次走進公眾視野，也填補了廣東唐代龍窯考古的空白。真正揭開高明大崗古窯全貌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兩次系統性發掘。

1、1986年，在省博物館指導下，考古團隊對1號窯進行清理，遺憾的是，這座古窯因早年修路、挖土及清代墓葬疊壓遭到嚴重破壞，窯頂塌落，前后段殘缺，僅殘存中段9.55米的窯身，前寬2.64米，后寬2.8米，倚山傾斜25°。即便如此，窯床上經高溫灼燒形成的圓形窯窩仍清晰可辨，窩內殘存近百只陶碗，仿佛定格了當年出窯的瞬間。更令人震撼的是，在窯床外20米的土層下，考古人員發現了近千件廢棄陶器堆積，涵蓋陶碗、碟、盤、缸、四耳罐、六耳罐、釜、三足器、耳杯、硯等十余種品類，幾乎囊括了晚唐時期日常生產生活的全部陶瓷用具。

2、1987年，2號窯的發掘帶來了更大突破。這座位于大崗山北坡的龍窯保存更為完整，殘長9.06米，前寬2.3米，后寬2.36米，窯壁厚度0.2米，不僅保留了長方形火堂，還清晰可見窯門最下層兩組磚砌通風口，完整呈現了唐代龍窯的核心結構。其出土陶器與1號窯一脈相承，以青綠釉為主，部分施醬釉，多為短釉露胎，碗碟底部常見墊泥和墊燒物痕跡，足部以餅足和假圈足為主要造型，兼具中晚唐陶瓷的典型特征。為保護這份珍貴遺產，1988年省、市、縣三級政府共撥款十七萬元，在2號窯遺址上興建了288平方米的陳列館，將古窯遺跡原地保護并對外開放。2012年，高明區政府再投40多萬元對陳列館進行提升改造，增設陶瓷發展史模型、文物資料說明，讓展覽更具現場感與知識性。

這個秋天，我走進大崗山窯址陳列館內，透過玻璃展柜凝視那些帶著千年包漿的陶片，耳畔仿佛能聽到西江濤聲與古窯火噼啪聲的回響。這里沒有華麗的裝飾，卻以最樸素的遺存，記錄著嶺南先民與陶土相伴的智慧；沒有持續不熄的窯火，卻以千年的歷史沉淀，見證著廣東陶瓷從萌芽到成熟的演進。

歷經數十年保護與傳承，大崗山窯址已成為承載文化記憶的重要地標。1989年6月，它被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1997年先后成為高明縣、佛山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如今，大崗山窯址的陳列館分上下兩層，上層展示五百多件出土文物，下層完整保留2號窯遺址原貌，通過圖文展板、燒制模型等形式，系統科普唐代龍窯知識及陶瓷燒制流程。

通過參觀及深入閱讀這里的文字資料介紹，能深刻感受到大崗山窯址的考古價值，遠不止于器物本身。兩座唐代龍窯的結構與宋代龍窯大致相同，但技術工藝呈現出明顯的過渡特征：唐代采用“鋪泥疊燒”法，將陶器直接置于窯床鋪泥上燒制，而宋代已發展為更先進的“匣缽裝燒”；唐代龍窯13°—25°的傾斜度尚未形成最優方案，宋代龍窯則將傾斜度優化為18°—22°，使窯內溫度分布更均勻。這種技術演進的實物證據，為研究唐代窯向宋代窯的過渡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資料，也修正了考古界長期以來“唐窯為饅頭窯”的推斷，證實龍窯形制在唐代嶺南地區已廣泛應用。

大崗山窯址不僅將佛山陶瓷業的歷史前推至晚唐時期，更與南海宋代奇石窯址、文頭嶺窯址及禪城石灣窯共同構成了從唐宋至明清的千年陶瓷發展鏈條，被學界推測為明清石灣陶瓷的濫觴。高明地處珠江主航道下游，水穩流深、船行便利的地理優勢，讓這里成為唐代嶺南制陶業的理想選址，也見證了古代“海上陶瓷之路”的雛形。出土的近千件陶瓷器物，工藝質樸卻實用，既反映了當時嶺南地區的民生需求，也展現了晚唐手工業的發展水平，證明高明在唐代已形成較為完善的陶瓷產品鏈條和行業形態。

如今，靈龜公園的綠蔭環繞著這座千年古窯，交通便利的區位讓更多人有機會親近這份歷史遺產。當游客們沿著沿江路走進靈龜公園，觸摸著唐代龍窯的窯壁，觀賞著那些跨越千年的陶瓷器物，便能真切感受到佛山陶瓷文化的源遠流長。大崗山窯址用它的存在告訴我們，每一件古陶都是歷史的見證，每一座古窯都是文明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