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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網上有不少聲音擔心中國會像美國一樣“去工業化”,還擔心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國家會像曾經的中國一樣實現工業崛起,從而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嚴重低估了工業化的難度,更低估了超大規模經濟體一旦實現工業化之后,內生的工業化慣性。
可以這么說,就現在的情況,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讓中國“去工業化”,中國自身也做不到。
為什么這么說呢?要從一個當前普遍存在的根本矛盾說起。
1.中國當前存在的一大根本矛盾
中國社會當前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圍繞這個主要矛盾,產生了其他次要矛盾。從當前中國現狀來看,小鎮覺得一個比較關鍵的次要矛盾是省際經貿聯系不足與人員高度自由流動之間的矛盾。而這一矛盾的起因和結果就是地方保護,導致全國統一大市場推進難。
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化,以至于在很多省份,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甚至超越同國內其他省份的貿易聯系,表現為省際貿易壁壘較為嚴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
大體上,從改革開放到2001年入世,中國內部商品市場一體化進程較快,其間只是在兩次通貨膨脹時發生較大幅度的逆轉,但隨著分稅制確立,內部省際貿易壁壘總體呈下降趨勢;但自加入世貿組織,在2001年到2008年國內商品市場的整合程度基本沒有變化,與此同時,中國部分省份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堪稱一日千里。
2008年啟動四萬億大規模刺激后,省際貿易占比有所提升,但2012年之后又出現了下滑。這可以從省際流出貿易占全國總流出貿易的比例體會到這一趨勢變化,占比從2012年的23%,下降到2019年的16%,而且省際貿易占各省國內總貿易的比例在各省之間差別非常大。
導致這一問題的直接原因,是省際行政邊界帶來的成本差異,導致省內貿易額遠超際貿易。
在這一背景下,2020年國家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2022年正式確定“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在全國范圍內極大降低跨省、跨地區貿易成本,最大限度擴大國內市場貿易規模,更大范圍內實現深化分工協作和充分競爭,最終體現為“十五五”規劃特別看重的“全要素生產率穩步提升”。
但在省際貿易壁壘仍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強的情況下,人口的流動更加自由。
雖然農民進城、中小城市市民前往大城市,想要留下的難度不低,但已經可以自由地前往任何一個地方工作、生活,對人口流動限制的解除改革,要快得多。比如2016年以居住證替代暫住證,以戶籍制度改革實現流動人口的規范管理,這幾年開始強調公共服務跟著人口走,目標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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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區域發展上,就帶來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大量人口帶著生產要素離開,很多省份長期處于失血狀態。
2.以核心城市對沖發展矛盾
為了對沖上述矛盾,越來越多的省份開始推行“強省會”戰略,就是要在本省打造一個能夠參與全國競爭的強力城市,最起碼要把部分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留在本省,進一步還要跟周邊省份和東部沿海省份搶奪資源。
這就是小鎮在2021年分享的《》一文。在這篇文章開頭就提到,中國地區之間博弈極為劇烈,東西部差距越大,西部就越難發展,西部各城市的對手絕不是彼此,而是強大的東部、崛起的中部,沒有一個登峰造極的核心,就不可能帶動整個西部。
這個核心必然是規模足夠大的中心城市,因為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大規模城市帶來的資源集聚效率是中小城市無法比擬的。隨著成都的崛起,四川人口流失的歷史結束了,在2010年到2020年全國中西部人口大規模流失的背景下,四川從六普減少287萬人,變為七普增加325萬人,一正一反就是600多萬人的增量,在成都、重慶等核心城市帶動下,整個西南的人口流失也大大減少。
這個過程,從四川省內看,是成都“吸血”周邊,但從全國范圍看,是成都為四川留下了省內人口,并從全國吸引人口。
人口,才是城市、地區發展的基礎。才有了后來四川成功爭取到國家戰略腹地的新定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也進一步深化拓展,2025年11月6日正式批復了最新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位于中國西部的一極已經正式確立。
有一個反例可以體現足夠大規模核心城市的重要性,那就是山東,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先聲明小鎮就是山東人。
山東仍然很強,穩定保持中國經濟前三大省,也是北方少有的經濟亮點,不僅是中國第一個具備所有工業門類的工業強省,還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強的農業強省,農業總產值突破1萬億元。但總覺得山東不夠強,很大原因是中心城市不強,無論濟南還是青島,都有其發展局限性,最大的局限就是土地和人口承載量。
從地形地勢上講,濟南和青島就很難發展成為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
濟南北面是黃河、南面是山,中間是相對細長的一長條,以至于濟南經十路總長度已經達到90多公里,雖然2019年吞并萊蕪,但由于兩地隔著群山,合并主要是統計意義,難以形成統一的區域經濟體。以濟南的情況,雖然統計上城區常住人口達到951萬人,但剔除如萊蕪這樣的幾乎無法緊密連接的市區人口,中心城區也就是六七百萬人。
青島雖然有一萬多平方公里土地,但只有200多平方公里的老四區能夠承載的人口并不多,唯一能夠承載千萬以上人口的是黃島、膠州一帶,但因為發展慣性以及行政區劃設置等等復雜因素,以黃島為核心的區域發展并不理想。雖然在GDP增速貢獻上,2024年黃島區GDP已達5261.31億元,加上膠州市的1729.04億元,合計占青島全市的41.9%,遠超老四區之和,但相關配套存在較大不足,比如醫院、商場、大交通等等,都存在不少落差,很多設施還是要去老城區。
所以僅從人口承載量上講,山東就很難拿出來特別強大的核心城市參與全國競爭,在越來越激烈的新興產業爭奪中,相對就會吃虧,就會覺得山東這幾年好像弱了。
對中國和各省、各區域的研究,需要補充國際視野,因為中國太大了,一國體量就相當于整個西方之和。比如在產業發展上,現代科技產業越發展,需要的基礎人口就越多,就體現在要求核心城市的規模必須越大,在過去大家都處于幾百萬人口就足以維持產業體系的時候,山東的經濟表現比現在更強。
3.大規模基建加劇了中國內部競爭
還要注意一點,城市規模不僅僅是單一城市,還在于能夠密切互通的城市群,在這方面長三江優勢太大了,幾乎連成一片。
由此可以看到,在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特別重要的是與兄弟省份之間的競爭,地方保護絕不長久,只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終究還是要推行內部開放,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大勢所趨,不是任何地方能夠對抗、阻撓的。
這就意味著,不需要來自外部的競爭壓力,僅憑中國自身,就足以形成極為高效、激烈的內部競爭。體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卷”的市場,能夠在中國殺出來的品牌,在全世界都可以橫掃。
中國強大的基建,極大加劇了內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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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人類技術進步讓地球成為一個村子,那么基建最為發達的中國,內部各省又會是什么關系呢?最終結果就是中國內部的人員、物資、商品流動變得極為快速。
比如開頭提到的人員的高度自由流動,就得益于強大的基建。
2025年40天的春運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高達90.2億人次,這是全世界無法想象的流動性,而這僅僅是跨區域流動性的一個體現;還有快遞,現在次日達、隔天達已經司空見慣,大的經濟區域范圍內比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內部基本可以實現次日達甚至同日達;人、商品的流動達到如此高效率,更不要說信息流、資金流。
強大的基建,令中國內部競爭達到了人類前所未有的烈度。雖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地方保護、跨省跨地區成本仍有下降空間,但最起碼明面上已經不存在區域割裂,任何一家公司的任何一種商品,只要符合中國統一的標準,就可以在全國范圍內自由貿易,任何一種網絡爆款商品,立刻就會被無數競爭對手效仿,時間以天計算。
只要14億人還有哪怕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還想通過競爭過上更好的生活,就必然會逼著全國一起卷下去。省際地方保護再強,也遠遠達不到國家級別貿易壁壘的程度,而當前,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正在開始踏入第四次工業革命也就是第一次智能革命,先進技術已經開始應用,只不過全面推廣需要時間,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下,一定會有參與競爭的企業積極探索新技術、新應用,不斷提高生產效率,誰敢停下來,就必然會失敗。
外企就是典型。別說20年前,甚至五年前,外資都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這幾年外商投資持續下降,有人說這是外企撤離,當然在全球貿易戰背景下,相比效率,越來越多的企業更考慮安全性,比如在供應鏈上搞“中國+1”,比如蘋果想要在印度等國家建立獨立于中國的第二條供應鏈。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外企競爭力下降導致的利潤下滑,因為外企在華投資的大頭不是每年新增投資,而是往年利潤的再投資。在中國資金管控下,外企想要把利潤帶走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和規定,理性的選擇是把利潤轉化為投資。
現在外企競爭力下降,已經延伸到餐飲這類與消費者關聯度最高的領域。外企在餐飲領域面臨巨大挑戰,這背后有成本壓力,也有不適應中國消費者需求變化的因素,最直接的就是中國餐飲企業太“卷”了。
比如星巴克出售中國業務部分股權,很大程度就是外企傳統經營模式已經不適應中國當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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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星巴克每家門店的收入仍然是瑞幸的1.8倍,品牌溢價優勢還在,但考慮到門店開設成本和飲品單價,未來壓力很大。在中國消費者眼中,星巴克已經沒有了過去的光環,說到底不就是一杯咖啡嘛。星巴克必須主動追求本土化改革,按照星巴克CEO的說法,未來重點是合作而非退出中國,保留重要股權,也是對未來增長有信心。
所以,根本不需要擔心什么印度、越南取代中國,更不必擔心中國“去工業化”。只要內部競爭仍然存在,就必然逼著人往前跑。
4.健康的經濟需要以強大的工業為基礎
也不存在所謂的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必然出現從農業、工業向服務業轉移的趨勢,也就是小鎮在《》中批判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基于西方中小規模經濟體總結的經驗,并不適用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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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上海,大家印象中這是以金融、服務業為核心的城市,但實際上,上海的第二產業非常發達。2024年第二產業增加值1.09萬億元,占GDP的20.2%;而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是3.94萬億元,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72萬億元,占比達到43.6%。
這個占比相對全國確實低了些,但要考慮已經達到發達國家中等以上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工業占比仍然可以達到20%以上,而隨著新興產業的發展,占比呈現上升趨勢。
如果參考美國、日本等以都市圈為標準的統計模式,僅僅把臨近的昆山加進來,上海和昆山的工業增加值占比就達到24.3%,目前國家“十五五”規劃考慮的“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主流觀點也不過是25%。
進一步擴大包括上海都市圈,也就是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等14城,土地面積超過11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1億人,2024年GDP合計19.9萬億元,按照2024年人民幣兌美元平均匯率中間值7.1217,折算為2.8萬億美元,人均GDP為2.54億美元。
即使不考慮評價購買力等一切因素,僅單純計算人均GDP,上海都市圈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標準。如果日元繼續貶值、人民幣適度升值,用不了幾年,上海都市圈的人均GDP以美元計價,很可能跟日本差不多,畢竟日本人均GDP已經從2021年的4萬美元暴跌到2024年的3.25萬美元。
倘若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等西方所謂經濟學定理,上海都市圈應該出現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再向第三產業轉移的特征。
然而2024年,上海都市圈工業增加值合計為7.43萬億元,占GDP的37.25%,遠高于德國的28%、日本的21.25%、美國的17%、印度的16%。而具體到制造業占比,差距進一步拉開。
中國經濟最活躍的長三角地區,仍然以第二產業、制造業為核心動力,其他地區難不成比長三江更適合搞服務業?沒有這個道理。
從長三角的發展來看,在中國發展經濟,必須以強大的實體產業為基礎,實體產業不行,就別指望空對空。
在這方面,印度是標準的反例,口頭說發展制造業,結果一門心思搞金融等虛擬經濟,看似資本市場很活躍,但國家整體、普遍全民如何呢?
只要長三角等經濟活躍地區仍然在“卷”制造業,其他地區就必須跟進,只不過需要根據本地情況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
在激烈的內部競爭下,中國內部任何地區只要敢“去工業化”,就必然被遠遠地甩開。
而只要中國內部對工業化的追求不停步,全世界誰能跟中國競爭工業化?中國現在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過去直接出口最終產品,轉變為以機電產品等高附加值出口為主,2025年前10個月,機電產品出口占比達到60.7%,同比增長8.7%,超過貨物出口增速。
其中主要是中間產品,也就是由其他國家加工后再投入消費。當然需要警惕,目前很多中間產品最終出口地仍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必須提前考慮發達國家市場萎縮或者貿易戰加劇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加速發展中國家自身發展。
但反過來,如此出口結構的轉變,意味著全世界對中國工業體系的依賴度不斷提高。其他國家要想跟中國競爭工業,只會越來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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