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魯迅的一生之敵，但魯迅病世后，他拒絕說魯迅一句壞話

魯迅，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位棄醫從文的文學戰士。

但要說魯迅一生中最激烈、最漫長的筆戰對手，那就不得不提梁實秋。

兩人從文學觀點對立、翻譯理念不合，到后來上升到人身攻擊，幾乎成了當時文壇最引人注目的“死對頭”。

可偏偏就在魯迅去世之后，大家都等著梁實秋出手反擊，結果卻等來了他一句也不說的沉默，梁實秋這一舉動，確實出乎很多人意料，也成了當年文壇一個很有爭議、卻又極為特殊的事件。

上世紀20年代末，梁實秋跟魯迅第一次正面交鋒，當時的中國文壇，正在經歷一場從舊文學到新文學的轉型，很多人都在討論文學到底應該為誰服務、該不該介入政治、文學是不是要有階級立場。

魯迅在這方面態度非常明確，他認為文學必須為大眾服務，必須揭露社會黑暗，他自己也在這么做，而梁實秋則是另一種觀點，他主張文學應該是純文學，是獨立的、以審美為核心的，不應該被政治牽著走。

兩人第一次沖突，是圍繞著翻譯問題，當時梁實秋在《新月》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魯迅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時過于“直譯”，句子不通順，讀起來晦澀難懂，他認為翻譯應該是“信達雅”三者兼顧，不能只忠實于原文而忽略了中文讀者的閱讀體驗。

而魯迅的回應也很直接，他并不否認自己的翻譯風格，但他強調的是“信”，認為翻譯作品要保留原作的風格和句法，即便讀起來不那么順暢，也不能擅自潤色篡改。

從這里起，兩人之間的分歧就越來越明顯，梁實秋是受西方教育影響很深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深受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影響，回國后一直致力于推行文學作為獨立藝術的理念。

而魯迅更關注的是社會現實，他認為文學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工具，不能脫離大眾，兩種觀點的沖突，很快就演變成了公開交鋒。

到了1930年前后，魯迅和梁實秋的爭論已經不再局限于翻譯或文學理論，逐步擴展到社會立場、政治態度，甚至演變成了帶有強烈攻擊性的文字斗爭。

魯迅在文章中多次點名批判梁實秋，最有名的一次，是他在1933年寫的那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句話幾乎成了梁實秋一生中最沉重的標簽，魯迅在這篇文章里，把梁實秋形容為“走狗”，意思是說他為資本階級服務，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這篇文章一出，梁實秋的處境變得很尷尬，當時左翼文藝界勢力越來越大，魯迅又是領軍人物，梁實秋因為與他對抗，立場被定義為“右派文人”，不少人對他避而遠之，學校里的學生也開始公開抵制他的課程，在講臺上質問他為什么要批評魯迅。

然而，梁實秋并沒有退縮，他繼續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試圖澄清自己的觀點，他說自己并沒有反對魯迅的政治立場，只是不同意魯迅把文學完全工具化，他強調文學的本質是人性的表達，而不是政治的附庸。

他還舉了很多例子，比如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這些作家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為他們關注的是人性，而不是某個特定的政治主張。

但這些解釋，在當時的環境里，很難有太大效果，文藝界的左右對立已經非常明顯，站在哪一邊，幾乎決定了你能不能繼續發表作品、能不能有講臺、能不能不被貼標簽，梁實秋的處境越來越被動，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再公開回應魯迅，說什么都沒用，只會讓自己更被邊緣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消息一傳出，整個文化界震動很大，很多人都在哀悼，也有人在等待梁實秋的反應，畢竟兩人筆戰了將近十年，魯迅罵得也確實不客氣，梁實秋這時候如果出面回擊，不但可以“出一口氣”，還可能借此機會洗刷“走狗”的罵名，重新獲得文壇地位。

但梁實秋沒有這么做，他沒有寫文章攻擊魯迅，也沒有在公開場合批評魯迅一句，他甚至沒有就魯迅的死發表任何評價，面對報社和記者的不斷追問，他保持沉默，周圍人一開始還以為他在醞釀，結果等了好些天，什么都沒等到。

此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猜測，有些人說他是被嚇住了，怕再被左翼文人圍攻，也有一些人說他是意識到魯迅已經去世，繼續爭論毫無意義。

但事實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梁實秋始終沒有對魯迅惡言相向，直到后來他移居臺灣，魯迅的書在臺灣被列為禁書，有人建議他站出來支持禁書，畢竟魯迅罵他那么狠，他應該是最有理由反對魯迅的人。

但梁實秋在那個時候，公開反對把魯迅的書禁掉，他在一場文化會議上明確表示，魯迅的文學成就是不能忽視的，不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否定一個作家的文學價值，他還強調，即使魯迅罵他這么多年，他也沒有資格去決定魯迅的作品該不該被讀者看到。

這種表態，在當時的臺灣是不容易的，因為那時候整個社會對魯迅的看法非常統一，很多人甚至沒讀過魯迅的原著就已經下了定論。

梁實秋的這番話，后來被很多學者引用過，不是因為他講得多有道理，而是他作為魯迅一生的“文壇對手”，在魯迅死后選擇不落井下石，還在關鍵時刻說公道話，這種做法確實不多見。

他后來在臺灣繼續從事文學翻譯，完成了《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工作，這個工作持續了幾十年，直到他生命最后幾年才完成。

對于梁實秋來說，和魯迅的爭論確實是一段沉重的往事，有人說他是失敗者，因為他沒能在輿論上占據上風，也有人說他是勝利者，因為他守住了自己的底線。

無論怎么看，他在魯迅去世后選擇不說一句壞話，確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事實，這也是很多人后來重新審視梁實秋這個人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咱們現在以后人的視角看，也能發現當年他們的爭論本身并沒有絕對的對錯，魯迅有他的鋒利和敏感，梁實秋有他的堅持和冷靜，兩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對文學的看法自然也不同。

但他們都是真正做學問的人，都把筆當作工具，只不過一個更像刀，一個更像尺，魯迅走了之后，梁實秋沒有借機攻擊，也沒有借題發揮，就是這么平靜地做自己的事，把爭論留在了書頁上。

他的沉默，不是逃避，更不是軟弱，而是他在那樣一個復雜環境里，做出的一個不愿再添火的決定。

都說文人相輕，但即便是一生之敵的對手，沒了任一方，或許都會覺得空落落吧，這又怎么不能算是一種惺惺相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