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效應???中華文明和治水工程相依相承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四川大學演講時稱贊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壯觀的灌溉系統和堤堰工程令人嘆為觀止，他表示由衷的贊嘆。電視劇《大秦賦》省略了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敘述，據史料記載，公元前256年，戰國秦蜀郡太守李冰偕其子二郎——世稱“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前秦時期的岷江雨季泛濫成災，旱季赤地千里，李冰父子汲取前人治水經驗，因勢利導，率眾在岷江出山口處獨創了無壩引水系統，主體工程由魚嘴分水堤——將岷江分為內外兩江、飛沙堰溢洪道——泄洪排沙、寶瓶口進水口——控流灌溉構成，采用竹籠卵石法在急流中筑成堅固堤防。

宏偉精妙的都江堰工程讓成都平原“水旱從人，不知饑饉”，“天府之國”由此揚名，2200多年來，持續發揮防洪、灌溉、水運功能，灌區千萬畝，目前世界上唯一留存且使用的古代無壩引水工程，凝聚“深淘灘、低作堰”的科學智慧，李冰父子勇于創新，為民造福，為中華民族治水工程立下不朽豐碑。

上古時期的黃河流域洪水滔天，先民飽受水患之苦，禹之父鯀用“堵”法治水，九年未果，被舜處死。禹承父志，受命治水，改變策略，提出“疏”法，因勢利導，鑿山通河，將洪水引入江河，東流入海。大禹親率民眾，跋山涉水，勘測地形，“左準繩，右規矩”，定立科學規劃，大禹13年間“三過家門而不入”，無暇探望新生兒子，全身心投入治水大業。

終克水患，黃河平原重現生機，禹治水有功，威望崇高，受舜禪讓，建立夏朝，開啟“家天下”時代，中華文明由此興起。大禹通過治水奠定了早期國家治理模式，大規模公共工程需要中央集權與民眾協作，催生國家雛形。“因勢利導、疏堵結合”的辯證思維成為中國古代管理智慧的重要源泉，大禹公而忘私，艱苦奮斗，其奮斗精神成為民族文化的核心象征，影響中華文明數千年。

電視劇《大秦賦》展示了戰國末年的韓國水工鄭國在秦國主持修建“鄭國渠”的壯舉。秦王政元年或公元前246年動工，歷時10年完工，渠首位于陜西涇陽縣，引涇水東注洛水，全長約150公里，灌溉關中平原鹽堿地四萬余頃，鄭國渠攔截沿途河流，注入渠中，增加水量。

鄭國渠的挖掘使得昔日貧瘠的關中平原變成了沃野千里的糧倉，秦國國力大增，為統一六國奠定了糧草基礎。與都江堰水利工程相比，鄭國渠設計同樣科學合理，歷代沿用千年，遺址至今猶存，既是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也有“疲秦之計反成強秦之策”的典故，成為水利史上扭轉乾坤的典范。

建國后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眾多，具代表性的工程包括：三門峽水利樞紐（1957年開工），青銅峽水利樞紐（1958年開工），葛洲壩水利樞紐（1970年開工），三峽工程（1994年開工）——當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發揮防洪、發電、航運等綜合效益，淠史杭灌區（1958年開工），固海揚水工程（1975年開工），劉家峽水電站、小浪底水利樞紐、南水北調工程等，共同構成了我國現代水利的宏偉畫卷。

中華文明如同其它世界文明一樣起源于江河湖海，大江大河與人類文明的相生相伴遵從新歷史哲學的共生原理或共效原理。生命離不開水，文明伴生大江大河，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表明，中華文明不僅起源于黃河流域，而且誕生于長江流域。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演錄》中指出了水與中華文明的“共生效應”。

黑格爾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屬于“亞細亞生產方式 ”，大規模水利灌溉工程與水稻栽培和社會治理密切相關：“在東方，大河平原的灌溉工程需要中央集權的統一治理，這使得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個人淹沒在集體之中。中國文明建立在對自然河流的治理之上，這種治理方式塑造了專制政體與臣民服從的社會結構。”

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將灌溉農業作為理解東方社會的關鍵，在《資本論》第1卷論及“勞動過程”時指出：“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大規模公共工程（如灌溉渠道），使東方專制政府承擔起了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明確指出：“供水的管理是東方農業的首要條件。這種工程規模太大，單個村落無法承擔，因此要么由中央政府主持，要么就根本不被興辦。”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指出：“在東方，文明的基礎是灌溉，人工灌溉不僅是農業的條件，也是農業的基礎。這要求中央政府、專制君主進行干預。”黑格爾和馬恩等思想家共同揭示了水利系統在中國古代文明中的雙重作用，但有些論述帶有19世紀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一方面，灌溉是農業命脈和中華文明存續的“生存之本”；另一方面，大規模治水工程需要集權協作，從而塑造東方集權主義社會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