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常說中國古代繪畫有種“高級感”,尤其是北宋的山水、人物和花鳥,畫里總有一種難以言傳的氣韻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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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畫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因《只此青綠》而為人所熟知。
畫家不僅用眼觀察世界,更用心體悟天地——講求和諧的共生、人格的修養和心性的觀照。那種“不求形似而得神韻”,恰恰來自中國哲學特別是理學的追問與體認。
北宋繪畫不單純是視覺藝術,而是一場關于宇宙、生命和精神的對話。基于這樣的問題和思考,皮佳佳憑借深厚的藝術素養與文獻功夫抽絲剝繭,寫出了《里仁為美:理學與北宋繪畫美學》這本書。
看完這本書,你會明白:北宋繪畫的美,是一種思想的美、人格的美、天地合一的美。這種美,值得每個人去靜靜體會。
一、山水畫史上的里程碑
人生于天地之間,造化大道何曾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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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站在《溪山行旅圖》前,仿佛穿越千年,成為行走于山間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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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被稱為“巨嶂式”山水的典范之作,董其昌曾盛贊其為“宋代第一”。
北宋畫家范寬以一紙絹素,使我們望巨峰巍然,如仰觀青天,嘆宇宙之深邃遼遠,不覺已參贊宇宙大化的妙有。
《溪山行旅圖》之所以成為山水畫史上的里程碑,不只是技法精妙,更因為它以最簡練的方式創造了“包孕萬象的大千宇宙”。
一方面,遠處的巨峰得到了最大的強調,以最迫近的勢態將人的感受不斷拔高,然而他又用左右山峰、溪流茂林的參差和不對稱來打破這種比例,呈現出自然感與流動感。
另一方面,巨峰雖然高聳,畫者卻并不是要營造那種宗教式的崇高感,而是要讓觀者無限靠近遠景,也就是“遠望不離坐外”。這甚至是一種仰則觀象于天的態勢,眼前的巨峰就是廣闊的青天,青天有將人包裹其中的情勢,仿佛人已走到地平線的盡頭,伸手就可以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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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行旅圖》中范寬的落款。觀看這幅畫,仿佛置身其中,把自己也納入行旅的隊伍之中。
這種全景山水的表達,不只是中國人對自然的崇敬,更體現了一種宇宙意識:人與天地萬物本自一體,山川是宇宙、人生與心靈的象征。正如理學大師邵雍、程頤推演天地萬物的“道”,范寬也將宇宙的理法、山川的氣象融入筆端。
他對景造意,勾勒山之真骨,傳達的不是對山水的表面再現,而是對宇宙、對心靈的深層共鳴。畫者解衣磅礴,天地在胸,隨手揮灑間已將天地開合、萬物生化的奧妙化入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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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南山。范寬曾長期住在終南林麓間,體會云煙慘淡,風月陰霽,也曾在雪月徘徊不去,凝覽思索。
山水畫的高級不僅在于形與技,更在于那份能讓人“超然絕群、意象肅然”的精神氣象——這是中國美學中人與造化、心與天地真正的和鳴。
二、平淡天真有生意
年少總好狂喜大悲,后來方知山高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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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繪畫之所以被后世反復稱道,一個重要的精神內核,是“平淡天真”四字。
所謂平淡,并非寡味平庸,而是一種超脫技巧、回歸自然的高妙之境。董源的山水畫正是“平淡天真多”,米芾盛贊其“格高無與比”,峰巒云霧自然出沒,不裝巧趣,皆得天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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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董源《瀟湘圖》。
董源、巨然開創的江南畫派,以清潤的筆墨、淡遠的景致描繪江南的真山真水,不求奇險峭拔,卻能在平和中見高古,在淡雅中藏無窮生意。
這一追求的形成,并非偶然。五代末北宋初,畫家多描繪北方雄奇山水,對山的輪廓以勾線為主,而董源、巨然則另辟蹊徑,通過特意模糊物象的線條,變鉤斫為渲淡,以更多的暈染表現山體的溫潤淋漓,以披麻皴表現山的紋理,山水的真意反而在這種模糊中表現出來。
將江南的溫潤山色化為筆下新景,推動了山水畫的審美轉向。沈括、米芾等人,敏銳地察覺到這種變化——用筆不再勾勒清晰的物象,而是采用渲淡暈染,以虛映實,筆墨之間流動著煙嵐的潤澤。由于江南氣候濕潤,山的輪廓在自然煙云中本就是模糊的,董源、巨然的這種表現手法反而更加接近自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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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然《秋山問道圖》,米芾評價他“老年平淡趣高”。
水墨善于表現更多物象,墨色特別適合表達山石、樹木、水波的對比。墨色的濃淡、光影的虛實,讓山石有了寒暖、樹木有了季節和位置向背。水墨渲染更好體現出自然的虛實變化,在平淡中見出絢爛,又將絢爛深化于生意盎然的天機。
燕肅繪畫也有此種妙處,畫面更加松活,力圖表現自然變化之妙。在傳為燕肅的《寒巖積雪圖》里,沒有運用太多復雜技法,而用了很多示意性筆法,僅用略略濃淡墨對比表現山體陰陽向背,卻不追求山體的體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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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燕肅(傳)《寒巖積雪圖》(局部)。
遠山輪廓逐漸模糊,而遠樹更只以淡墨粗點,墨暈隨意而至,全以意象式圖式來表示。而這種模糊性和意象性,更加接近人面對自然的感官真實,并具有詩性的靈活與暢想。
這種平淡天真的意趣,恰恰是中國古代哲學與審美精神的交匯。《莊子》所謂“天真”,是順應天性、復歸本真的狀態;“平淡”則是返璞歸真、自然天成。北宋畫論常將“理”與“天真”并提,認為最上乘的藝術不是巧飾,而是復歸天性之真意。
三、被發揚光大的墨竹畫
士人個體生命情態的精彩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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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竹畫的崛起,是北宋繪畫史上一場深刻的藝術革命,也是一種士人精神的精彩綻放。
雖然關于墨竹畫的起源眾說紛紜,但真正讓墨竹畫發揚光大的,是北宋士人與文人群體。到了宋代,墨竹不僅作為花鳥畫的一部分存在,更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畫科,被譽為士人繪畫的典范。文同和蘇軾以“托物寓興”的態度,將竹的形象與個人品格、精神寄托和詩意情懷融為一體。
文同的墨竹畫胸有丘壑、氣壓群雄,淡墨一掃,形神兼備,被《宣和畫譜》推為“天資異秉”的代表。蘇軾則通過題詠、評價和創作,將墨竹與書法筆意、詩文表達有機結合,使得畫竹不只是再現物象,而成為心性的揮灑和人格的自我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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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同《墨竹圖》。《宣和畫譜》直言文同天資異秉,胸有丘壑。
在北宋士人的筆下,墨竹的“形”早已超越了自然本身,更成為表達個體生命情態的理想載體。竹可直、可曲、可斜、可折,每一種姿態都能寄寓士人內在的性格與精神,既有“枝葉條達”的瀟灑自如,也有“折干偃蹇”的堅韌不屈。
畫者胸中的氣節、襟懷、風骨,皆借竹以寫,正如黃庭堅在《劉仲明墨竹賦》中所言:“骨毛粹清,用意風塵之表,如秋高月明。”墨竹成為士人自我修養、心靈寄托和精神安放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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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徽宗《竹禽圖》。
更為重要的是,墨竹畫深深嵌入了詩書傳統,成為詩畫交融、情意共生的典范。文人們常常以畫竹寄托友情、詠物言志,畫與詩題相生,筆與心聲互現。因此墨竹畫遠遠超出了外在形似的追求,而重在象外之意和胸中逸氣。
后來,從墨竹到墨梅、墨蘭,甚至花卉、草木,水墨寫意的精神影響不斷擴展,帶來了整個繪畫領域的審美轉型,讓中國畫從此走向個體性、自由性和詩性意趣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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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參考:
《里仁為美:理學與北宋繪畫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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