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布衣學者聶劍光用30年時間寫就“泰山地理第一書”

□孫曉明 孫辰龍

在中華文明的宏大畫卷中，泰山這座被譽為“五岳之尊”的神山，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地理概念，成為帝王告天、文人詠志、百姓祈福的精神圖騰。千百年來，人們歌頌它的雄偉，卻少有人問及：它真實的身量幾何？那些膾炙人口的掌故，有多少是附會訛傳？那些散落山間的碑刻古跡，又訴說著怎樣的真相？清乾隆年間，一位名叫聶劍光的泰安布衣，以一介草民之身，懷揣一顆近乎固執的求真之心，用整整三十年光陰，芒鞋竹杖，踏遍了泰山及其余脈的每一處幽谷險壑。他以腳步為尺，以心血為墨，最終寫就了被后世尊為“泰山地理第一書”的《泰山道里記》。這部書，不僅首次清晰勾勒出一座實證意義上的“大泰山”，更在浩如煙海的泰山文獻中，豎起了一座求真務實、正本清源的豐碑。

從書吏到“泰山行者”

聶劍光（1715—1796年），名鈫，字劍光，泰安府肥城（今山東省肥城市）人。他并非出身顯赫世家，亦無煊赫功名，其人生軌跡在清中期文人中顯得獨特而篤定。少年時，他博覽群書，奠定了扎實的學識基礎，并曾短暫擔任泰安府中的文書小吏。這份在旁人看來或許安穩的差事，卻未能束縛住他向往山川與自由的心。不久，他便毅然去職，選擇隱居鄉野，與清風明月、古籍金石為伴。

促使他作出這一選擇的，除了天性中對山水的癡迷，更有對當時泰山文獻現狀的不滿。他生活的時代，泰山雖名滿天下，但相關記載混亂不堪。歷代志書如《岱史》等，或輾轉抄錄、陳陳相因，或閉門造車、謬誤迭出。一處古跡常有多個名稱，一個地名又指代不同方位；水系源流張冠李戴，歷史事件牽強附會。這種“一地兩稱，或名同地異”的淆亂狀況，讓有心探究泰山真貌的聶劍光深感困惑。一種強烈的“正本清源”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決定，要用自己的雙眼與雙腳，去重新發現和丈量這座熟悉又陌生的圣山。

從乾隆八年（1743年）起，時年近三十的聶劍光開始了漫長而系統的泰山考察之旅。他的考察范圍，遠不止傳統認知的泰山主峰。岱陽、岱陰、岱頂、岱東、岱西是他的常規路線，徂徠山、靈巖寺、琨瑞山等被視為泰山支脈或文化延伸的地帶，同樣遍布他的足跡。他的考察方式，是名副其實的“田野調查”。為辨識一處苔蘚覆蓋的摩崖石刻，他不惜架設長梯，親手刮擦剔除，直至字跡顯露；為厘清一條河流的準確源頭與走向，他反復循岸踏勘，走訪沿岸村莊的耆老野叟，核對口碑傳說與文獻記載。風霜雨雪，寒來暑往，從未能阻擋他的步伐。

歷經三十載寒暑，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這部凝結其半生心血的《泰山道里記》終于定稿。全書雖僅四萬余字，篇幅精煉，然字字句句皆由艱辛步履與嚴謹考辨鑄就。他的親屬在書跋中感慨：“吾叔祖劍光，性嗜山水，遍覽名勝，搜討金石之文，閱三十年成一書。”聶劍光本人在自序中卻淡然寫道：“聊以自娛山居云爾。”這份超然物外的謙遜背后，涌動著的是一位民間學者對腳下土地與過往歷史最深沉的敬畏與求索。

以實證糾正千年訛傳

《泰山道里記》最直接的價值，在于它如同一把鋒利的考據之刃，精準地剖開了籠罩在泰山歷史上的重重迷霧，以實地勘察所得實證，修正了前代志書中大量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記載。

為泰山“測身高、量體圍”，數據背后的求真。自古以來，關于泰山的高度與規模，文獻記載多荒誕不經。《岱史》等書雜引諸說，或稱其“高四千丈”，或言“周回三千里”，甚至引用道家玄談，稱泰山洞天“周回三千里”。這些數字充滿虛夸與神秘色彩，令人莫衷一是。聶劍光在書中對此類“荒遠不可稽”的說法提出了明確批評。他并未憑空臆測，而是采用了明代官員張五典曾使用過的實地測量方法，并加以詳細記錄：用帶有刻度的豎竿與橫竿相配合，通過測量每一步的平距與高差，逐步累加。最終，他得出了相對可靠的結論：從山腳至玉皇頂，實際盤道行程十四里又八十步；高度為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盡管以今人眼光看，此法較為原始，數據也非絕對精確，但這是中國古代對泰山進行實證測量的一次重要實踐。聶劍光以此確鑿的數據，首次為這座文化巨峰“驗明正身”，賦予了它一個可被認知、可供討論的物理實在。

厘清“五汶”脈絡，讓水系敘述回歸真實。大汶河是泰山地區的主要水系，其支流“五汶”（牟汶、嬴汶、北汶、石汶、柴汶）的分布與流向，在《岱史》中記載混亂，方向錯置，源頭混淆。聶劍光不輕信舊文，而是親自沿河考察。他糾正了《岱史》中所謂某些支流“經徂徠之陽”的錯誤，明確指出它們實流經“徂徠之陰”；對于泮水（北汶）與徂徠山相距甚遠卻被強行關聯的說法，他也予以厘清。在書中，他對“五汶”各自的源頭、流經區域、交匯地點，乃至最終匯入大汶河、奔向運河的全程，都進行了清晰、準確的描述，如同一幅精細的水文地圖，為后世理解泰山水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破解經石峪大字與無字碑兩樁公案。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大字石刻，氣勢恢宏，古人多附會為書圣王羲之所留，以增其名。聶劍光沒有盲從這一浪漫傳說，他采取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在細致勘察后，他發現經石峪的隸書筆法、氣韻，與徂徠山上已知的北齊王子椿所刻佛經如出一轍。據此，他大膽質疑，認為經石峪刻經“或亦子椿書耶”，將刻經年代指向北齊，從而動搖了流傳已久的“王右軍書”說。這一基于實物比對的判斷，為后世學者（如最終考證為北齊僧人安道一所書）指明了正確的研究方向，堪稱泰山書法史研究的關鍵一步。

另一樁著名公案是岱頂的“無字碑”。此碑無字，卻引來無數猜測，秦始皇、漢武帝、武則天等說法眾說紛紜，《岱史》等主流志書多持“秦皇說”。聶劍光則回歸歷史文獻本身進行推理：他引證《史記》明確記載秦始皇登泰山立石是刻了字的，秦二世詔書更是刻在其旁；而《史記》《漢書》記載漢武帝封禪時，僅有“立石”之舉，未言刻辭。通過這一有力的邏輯比對，他旗幟鮮明地支持顧炎武等人的觀點，論斷無字碑當為漢武帝所立。此說論證扎實，至今仍是學界最具影響力的觀點之一。

勾勒“大泰山”的文化疆域

聶劍光的貢獻遠不止于“糾錯”，他以宏闊的視野，主動填補了前人泰山記述中的大量空白，極大地拓展了泰山文化的認知邊界。

追溯齊長城，為千里巨防“畫像”。對于橫亙于泰山北麓的齊長城，此前志書僅零星提及。聶劍光在《泰山道里記》中，則對其進行了可能是清代最早的系統性地理描述。他考證其起自古平陰縣防門（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廣里村），沿泰山山脈北岡向東蜿蜒，歷經萊蕪、博山、臨朐、沂水、莒州、日照、諸城，最終止于膠州海邊的大朱山，全長約兩千里。他不僅勾畫出其大體走向，還引證《戰國策》、《史記》、《泰山郡記》（佚文）等多種古籍，論述其修筑歷史與軍事意義，為這項偉大的古代工程在泰山文化譜系中確立了重要位置。

定位梁父山，照亮諸葛亮《梁父吟》的故鄉。梁父山是古代帝王禪地之所，也是諸葛亮“好為《梁父吟》”的典故源頭，但其具體方位在明代志書中已模糊不清。聶劍光通過考訂，明確其位于“大汶口東南三十里”，并記述了與之相關的梁父城遺址，將這座在政治史、文學史上都具有象征意義的小山，清晰地錨定在泰山的文化地理圖景之中，使得“封泰山，禪梁父”的歷史敘事和諸葛亮的文學意象都有了切實的落腳點。

確立“大泰山”格局，超越行政區劃的文化整體觀。這是聶劍光最具前瞻性的貢獻之一。明代《泰山志》雖已朦朧提出“大泰山”概念，但未加詳述；此后的《岱史》反而收縮了視野。聶劍光則徹底打破了行政區劃的藩籬。他在自序中明確宣告：“靈巖、琨瑞川谷名跡，連屬岳之極北者，雖異縣何妨兩載，而泰山全體著矣。”他不僅將徂徠、靈巖、琨瑞等山系納入詳細考察和記述范圍，還涉及了更外圍的蛇丘城、鑄鄉、汶陽田等歷史地域。在他看來，泰山不是一個孤立的山峰，而是一個以主峰為核心、文化血脈相連、地理脈絡相通的整體區域。這一格局的奠定，直接影響了后世《岱覽》《泰山志》等書的編纂體例，也為當代“泰山文化圈”理論的提出，提供了堅實的歷史文獻基礎。

不媚權，不惑神，只求真

在乾隆時代，盡管學術風氣轉向考據實證，但社會上的祥瑞感應、神異迷信思想依然濃厚。許多地方志書熱衷于記錄靈異怪談，將自然現象與人事吉兇牽強附會。聶劍光在《泰山道里記》中，卻展現出難能可貴的理性精神和樸素唯物史觀。

對于宋真宗偽造“天書”、東封泰山以粉飾太平的鬧劇，他直斥為“當時君臣相欺，侈言祥瑞”，言辭犀利，毫不諱言。對于民間在舍身崖輕生“為親病誓代”的愚昧陋習，他痛心地以一個“愚”字表明其鮮明的批判態度。在記述岱廟中荒誕不經的神祇傳說（如所謂泰山神子女故事）時，他直指其“妄誕不足據”。當寫到泰山發生的水旱災害時，他只作客觀、平實的記錄，如某年某月“大水，盤路祀廟皆圮”，某日“渿水泛漲，廬舍漂流者無算”，絕不將其與王朝興衰、上天示警等“天人感應”學說牽強附會。

這種不迎合權力話語、不附會民間迷信、只忠實于事實本身的記述原則，使得《泰山道里記》在汗牛充棟的泰山文獻中，散發出獨特的思想光芒。它不僅是一部地理學著作，更是一部體現了清代進步學者冷靜、客觀、求真態度的思想筆記。

從“山居自娛”到文化豐碑

《泰山道里記》尚未正式刊印時，其手稿就已引起學壇矚目。乾隆三十年（1765年），學界巨擘錢大昕讀到初稿，即欣然作序，盛贊其“由近及遠，由正路以及四隅，若列眉……其文質而不俚，簡而不漏，洵志乘之佳者”。《四庫全書》纂修官、桐城派古文宗師姚鼐，在登泰山后專程拜訪聶劍光山居，讀罷此書，亦高度評價其“考訂古今，皆詳核可喜”。正是由于姚鼐的推薦，該書得以收錄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中，獲得了國家權威學術體系的認可。

此書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刊行后，更成為文人官宦游覽泰山的必備指南。道光年間泰安知縣徐宗干稱，時人“坐籃輿者手此一編，可以按圖經而攬勝焉”。甚至同治年間，兩江總督曾國藩督師山東時，亦曾攜此書登臨泰山，稽考舊跡。兩百余年間，該書屢經翻刻，序跋不絕，其影響力歷久不衰。

欄目策劃/編輯 馬純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