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南京博物院

在南京紫金山南麓、中山門內的核心地段，一座兼具遼式宮殿雄渾與現代設計靈動的建筑群靜靜矗立。

它就是南京博物院——中國第一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也是承載著近百年中國文博事業發展縮影的文化圣殿。從1933年蔡元培先生的一紙倡議，到如今“一院六館”的恢弘格局，這座博物院歷經戰亂遷徙、重建擴建，始終以守護文明、傳播文化為己任。

今天，就讓我們循著時光的足跡，探尋南京博物院的來龍去脈。

一、亂世籌謀：國立中央博物院的誕生與堅守

20世紀30年代，山河破碎，國運維艱。九一八事變后，故宮文物被迫南遷，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痛心于國故流失，倡議國民政府創建國家級博物館，“匯集數千年先民遺留之文物，及灌輸現代知識應備之資料，為系統之陳覽，永久之保存”。這一倡議得到響應，1933年4月，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在南京雞鳴寺1號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首任籌備主任，開啟了中國現代博物館事業的艱難起步。

籌備之初，核心任務便是藏品征集與場館建設。1933年10月，籌備處接收了原藏于清朝奉天和熱河行宮、經北平南遷的近兩萬箱宮廷文物，構成了館藏的基礎。與此同時，場館建設被提上日程。經多方選址，最終確定在中山門內半山園征地193畝作為院址，并成立建筑委員會，由翁文灝任委員長，梁思成擔任專門委員負責技術指導。在十多位建筑師的方案競標中，徐敬直的設計脫穎而出，后在梁思成的修改完善下，確定采用仿遼代建筑風格，力求“體現中國早期建筑精神，弘揚民族文化”。

1936年，場館正式動工，計劃建設人文、工藝、自然三館。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工程被迫停工，此時主體建筑僅完工75%。為守護珍貴文物，籌備處奉令西遷，館藏文物分水陸兩路，歷經艱險穿越戰火，于1940年抵達四川宜賓李莊。在艱苦的環境中，籌備處并未停止工作，不僅舉辦了“史前石器展覽”等公益展覽，還組織學者開展田野考古，主持發掘了四川彭山崖墓等遺址，出版了多部學術專著，為中國文博事業保留了火種。

1945年抗戰勝利后，西遷文物分批運回南京，場館建設得以續建。1948年4月，第一期工程及附屬工程基本竣工。同年，籌備處與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展覽，觀眾達10萬余人次，展現了文博事業的強大生命力。然而，時局動蕩，1948年底，部分珍貴文物被運往臺灣，成為兩岸文化界的永久遺憾。

二、新生與成長：從國立到省級的轉型與深耕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國立中央博物院由文化部接管，1950年3月正式更名為國立南京博物院，1954年華東大區撤銷后，改由江蘇省政府領導，定名為南京博物院，成為全國重點綜合性歷史藝術博物館。這一時期，南博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逐步完成了從“國家籌備”到“地方深耕”的轉型。

建筑方面，政府撥款對原有場館進行整修與增建，完成了屋頂琉璃瓦、月臺欄桿等工程，使僅完工75%的人文館最終落成，成為南博的核心建筑。1984年，自籌資金興建的文物保護科技實驗樓落成；1992年，新文物保管庫房動工，1994年竣工；1999年，藝術陳列館正式對外開放，建筑面積達16836平方米，極大拓展了展覽空間。這些建設為南博的藏品保護與展示提供了堅實保障。

藏品征集與考古發掘工作同步推進。作為華東文物工作隊的主要組成部分，南博學者曾昭燏、尹煥章等主持發掘了南唐二陵、青蓮崗遺址等重要遺存，提出了“青蓮崗文化”“湖熟文化”等考古學命名，在國內考古學界引起重大反響。此后，南博的考古工作深耕江蘇，昆山趙陵山遺址、高郵龍虬莊遺址、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墓等一系列發掘項目先后獲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文物不斷豐富館藏。截至2022年，南博館藏文物達433265件/套，珍貴文物222973件/套，數量居全國第二，僅次于故宮博物院。

展覽與教育功能也不斷強化。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余年間，南博先后舉辦“從猿到人”“中國歷代陶瓷展”“偉大的祖國古代藝術展覽”等專題展覽，成為公眾了解歷史、提升素養的重要場所。1980年代后，南博逐步形成系統化的陳列體系，結合館藏特色打造精品展覽，同時加強文物保護技術研究，“舊紙張保護技術”“NMF—1防霉劑”等14個項目獲各級大獎，多項成果在全國推廣。

三、蝶變與輝煌：“一院六館”格局的形成與跨越

進入21世紀，隨著公眾文化需求的提升，南博原有規模與功能已無法滿足發展需要。2006年，二期改擴建工程正式立項，歷經多輪國際方案招標，最終確定采用程泰寧院士領銜設計的方案。2009年工程啟動，2013年正式完工對外開放，南博迎來了歷史性蝶變。

改擴建后的南博總建筑面積達84800平方米，展廳面積26000平方米，形成了“一院六館”的獨特格局——歷史館、特展館、藝術館、數字館、非遺館、民國館，其中非遺館和數字館為國內首創。建筑設計遵循“金鑲玉成，寶藏其中”的理念，灰白基調的石材墻面搭配暗紅色點線，傳統藻井元素與現代鋼結構完美融合，既保留了原有仿遼式大殿的歷史風貌，又注入了現代設計活力。歷史館作為文物建筑被抬高三米，主體結構經抗震加固，與新建場館通過中式長廊聯通，形成錯落有致的空間布局。

各展館功能清晰，特色鮮明：歷史館常設“江蘇古代文明展”，以時間為軸展現江蘇從遠古到明清的文明歷程；特展館聚焦精品展覽，既引進國際大展，也推出院藏珍品專題展；藝術館按品類陳列書法、繪畫、雕塑等藝術品，彰顯中國傳統工藝之美；民國館以街景復原的方式，再現民國時期的社會風貌；非遺館通過傳承人現場演示，讓剪紙、蘇繡等非遺項目“活起來”；數字館則利用現代科技，為觀眾提供沉浸式文化體驗。這種多元化的布局，讓南博成為集文物保護、展覽展示、學術研究、教育服務于一體的文化綜合體。

2010年，南博入選首批中央地方共建重點博物館；2014年，被評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2001年至今，始終保持“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稱號。如今，南博每年舉辦數十個臨時展覽，接待觀眾數百萬人次，成為南京乃至全國的文化地標。

四、館藏瑰寶與學術擔當：文明傳承的核心力量

南博的價值，不僅在于宏偉的建筑，更在于其承載的厚重文脈。館藏43萬余件文物上至舊石器時代，下迄當代，涵蓋青銅、玉石、陶瓷、書畫等數十個品類，每一品種都自成歷史系列，堪稱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其中，西漢“金獸”是我國出土古代黃金鑄器中最重的一件，重達18.2斤，工藝精湛；東漢“廣陵王璽”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枚漢代劉姓諸侯王金印，篆文端莊遒勁；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模印磚畫，是我國現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磚畫，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明代“釉里紅歲寒三友紋梅瓶”是現存唯一完整的明洪武官窯帶蓋梅瓶，印證了“以紅為貴”的禮制。此外，“揚州八怪”“吳門畫派”“金陵畫派”等大家的書畫藏品成組成系，別具特色。

以下是其中幾件珍貴的館藏：

錯金銀重絡銅壺

錯金銀重絡銅壺，是1982年2月10日出土于盱眙南窯莊窖藏的三件國家級文物之一，是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屬工藝之大成于一身、能反映重大歷史事件、能體現泥范鑄造工藝最高水平的現存青銅器。

青瓷神獸尊

青瓷神獸尊，1976年，在江蘇宜興城東發現了一座墓葬，該墓位于周處家族墓群中。周處，西晉名士，以除“三害”而名聞天下。根據墓中出土銘文磚上“永寧二年”的紀年銘文（公元302年）、“關內侯”印及其他相關資料可知，青瓷神獸尊的主人是周處的父親周舫。

青花蕭何月下追韓信圖梅瓶

梅瓶出土于明朝開國功臣、軍事將領沐英墓中。雖然青花瓷在唐代和宋代出現過，但并沒有形成規模，它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藝術成就。

西漢金獸

這尊金獸分量之重，竟達9100克，其含金量更是高達99%，堪稱我國考古發現中金器之最。

東漢時期的“廣陵王璽金印”，其持有者乃光武帝劉秀的第九子——廣陵王劉荊。盡管這枚金印體積小巧，僅重百余克，但它卻揭開了日本學術界長達近兩個世紀的一個謎團——即關于日本國寶級“漢委奴國王”金印真偽的疑問。經過深入對比研究，專家們最終確認，這枚金印亦屬真品。

坤輿萬國全圖

此圖原為清宮珍藏，然不幸流落民間，險些被外籍人士購得，攜之外籍。幸得北平歷史博物館洞察先機，以巨資成功回購，方能確保此國寶得以留存。

作為學術研究的重鎮，南博始終履行“提倡科學研究，輔助公眾教育”的立院宗旨。早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們就開展西南、西北民族民俗調查，出版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等專著奠定了中國民族民俗學研究基礎。近年來，南博主持編撰文博、考古圖書百余部，每年公開發表專著和論文150余種（篇），《東南文化》雜志成為文博領域核心期刊。在文物保護技術方面，建成紙質文物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脆弱紙張網膜加固技術”處于國內領先水平，5項前沿成果獲國家專利。

文化交流方面，南博的足跡遍布全球。自上世紀50年代參與國家組織的境外文物展以來，先后在美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舉辦展覽，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臺北故宮等機構簽訂合作協議，開展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五、結語：九秩風華，薪火相傳

從1933年的艱難籌備，到戰火中的堅守；從新中國的重建成長，到新時代的華麗蝶變，南京博物院的九十年，是中國文博事業從萌芽到繁榮的縮影。它不僅是一座收藏文物的殿堂，更是一座連接過去與未來、溝通民族與世界的文化橋梁。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基因；每一項研究，都延續著文化傳承的脈絡；每一次展覽，都搭建起公眾與歷史對話的平臺。

如今，這座歷經風雨的文化圣殿，正以“金鑲玉成”的姿態，向世人展現著中華文明的璀璨與厚重。未來，南京博物院必將繼續肩負起守護文化遺產、傳播核心價值的使命，在新時代書寫更加輝煌的篇章。如果你還未曾走進它，不妨抽一天時間，在遼式大殿的飛檐下，在千年文物的光影中，讀懂這座城市的記憶，感受中華文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