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醫生，我還能不能懷孕？” 張國福與無數家庭的生育抉擇

世界衛生組織（WHO）最新資料顯示，在全球范圍內，約每六個人中就有一人在人生中某個階段經歷不孕或生育困難。生育問題不僅是公共健康議題，更牽動著無數家庭的期待與延續。

作為全國知名的婦產科專科醫院，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上海市紅房子婦產科醫院，以下簡稱紅房子醫院）每天接診來自全國乃至海外的患者。在這里，許多人生的轉折，并不發生在產房，而是在一次影像檢查、一項醫學判斷之中。放射科主任張國福，正是站在這一關鍵節點上的醫生。

會診，張國福向一位被外院誤判為“子宮縱隔”的患者解釋病情，消除了患者一家的焦慮

二十年來，他深耕婦產影像診斷與介入治療，雖不直接“接生”，卻一次次參與到是否迎來新生命的關鍵抉擇中。也正因如此，患者私下里，給了他一個溫暖而鄭重的稱呼——“送子觀音”。

在張國福看來，生育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它帶來的不僅是女性身體層面的挑戰，更是長期積累的焦慮、自我懷疑，甚至牽動整個家庭的情緒。“醫生，我還能不能懷孕？”這是他在診室里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他已記不清，有多少人在這里流過眼淚。

因此，“給患者更好的安慰”，成了他行醫中的一種習慣。除了專業判斷，他總會多花一些時間解釋病情，多說幾句寬慰的話。在他看來，醫生和患者更像是并肩作戰的朋友、戰友，是一起去戰勝疾病的人。

從東北的黑土地到上海的紅房子

從挽救生命到延續新生

2026年，是張國福學醫、從醫的第39個年頭，也是他擔任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放射科主任的第21年。回望起點，他走上醫學這條路，并非偶然。

張國福出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東北農村。彼時鄉村缺醫少藥，醫生要背著藥箱去一戶戶人家看病。孩提時代的他常常遠遠望著，覺得那樣的人“很神奇”，能把人從痛苦里拉回來。10歲那年，父親因病過世，他真切地體會到疾病的殘酷，也真正意識到醫生這份職業的重量。“那時候覺得這個職業是很神圣的，家里又有生病的至親，就想以后一定要當醫生。”他回憶道，那份樸素而直接的敬意，成了他最初的信念。

1987年，他考入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學影像專業（當時的名稱為臨床放射），成為哈醫大第一批醫學影像科班學生之一。本科畢業后，他以優異的成績留校，進入黑龍江省腫瘤醫院（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工作。那時，他和不少醫學生一樣，也曾更向往臨床，因為影像更像幕后，而臨床醫生才能直接地幫助患者。

直到1994年讀研，他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方向——介入醫學。這是一門即依托影像、也能直接參與治療的學科：醫生不是通過開大刀，也不是只靠開藥，而是在影像的實時引導下，把精細的導管送到病灶位置，進行精準治療。在現代醫學體系中，它是與內科、外科并列的三大臨床診療學科。

上世紀90年代，介入醫學在國內剛剛起步。醫院設備有限、條件艱苦，但年輕的張國福滿懷熱情。那些年，他參與了大量肝癌介入治療，如肝癌的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食管及氣管支架植入等。對許多無法手術、藥物也無效的中晚期患者來說，這幾乎是最后的希望。

每一場手術都漫長而辛苦。兩三個小時里，醫生要穿上二三十斤重的鉛衣，戴上鉛帽、鉛圍脖，站在射線下精準操作導管，這對體力和耐力是極大的挑戰。盡管汗水浸透了衣背，但當看到患者術后腹水消退、黃疸褪去、回去就能吃飯了時，張國福心里充滿成就感，“哪怕知道射線對身體有影響，也覺得值得。”求學階段的一次次實踐，讓他真正理解了“幫助別人是一種快樂”的意義，也堅定了從事介入醫學的決心。“從來沒有過當逃兵的想法，越做介入，越堅定這件事值得我們去做。”他說。

2001年，在導師的建議下，他南下上海，進入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此后的3年，張國福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這座全國知名的綜合醫院繼續深造，高強度的臨床環境，使他的專業視野與能力進一步拓展。2004年7月博士畢業后，他進入紅房子醫院，從此扎根在婦產影像與介入領域，從挽救生命，走向守護新生。

年均數萬例檢查

構筑全國領先的婦產科專科影像與介入體系

紅房子醫院年均門診量超百萬，常年位居婦產科專科醫院前列。在高強度門診與復雜臨床需求的背后，是一套高效而精準的影像與介入支持體系。

時間回到2005年1月，在結束科室輪轉之后，張國福通過競聘正式接任放射科主任。然而，當時的科室運行并不成熟：全科僅有6名醫生，技術員不足，設備尚在更新，高需求的輸卵管造影、介入治療尚未全面展開。如何讓放射科在高負荷的婦產專科體系中站穩位置，張國福決定先把業務量提上來。

轉機，出現在醫院引進首臺多功能X線設備之后。新設備一就位，他明確目標：要把設備用好，多為臨床服務。“自己先頂上去”是他當時最直接的做法。憑借早年在介入領域積累的經驗，他主動承擔起大量一線操作和門診介入，帶頭做、反復做；同時通過流程優化和規范培訓，逐步消除團隊對輻射的顧慮，建立信心。同時，他將介入技術系統性地引入婦科急診和復雜病例處理中，如開展超選擇性血管介入新項目，用于剖宮產切口瘢痕妊娠、產后出血、宮頸癌化療栓塞等治療。逐漸地，科室的業務量和臨床認可度都隨之提升。

二十年過去，放射科早已完成人才隊伍和設備體系建設。科室現有醫、技、護等人員39名；配置三維數字乳腺機、數字化小C臂、CT、1.5T與3.0T磁共振、PET/CT等先進影像設備。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早期關鍵設備，Ultimax-i伴隨科室建設持續發揮作用。自2005年引進首臺以來，放射科累計安裝使用11臺，目前仍有4臺在不同院區運行。

“對婦產專科來說，輻射劑量始終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在他看來，影像設備的核心價值，在于在保證診斷準確性的同時盡可能降低劑量，從而更好地保護女性健康。也正是在科室空間有限、業務量快速增長的階段，這款多功能X線設備在不同應用場景下的高利用率與運行效率，為日常診療提供了穩定、可靠的支持。

隨著體系成熟，放射科在質與量上實現躍升：高峰時期，無痛輸卵管造影（HSG）年完成量近1.5萬例，輸卵管介入治療超過5000例，疑難病例會診量達5000余例，相關業務量穩居國內前列。此外，科室在傳承與創新中，還自主研發器械，已獲得5項國家實用新型專利，其中“無創子宮輸卵管造影通液器”，為婦產非血管介入提供了新的技術路徑。

今天，紅房子放射科在檢查量、疑難病例處理能力及技術創新方面均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并通過持續開展學術交流與技術推廣等活動，推動婦產影像與介入理念的傳播和人才培養。

醫學的核心是人

讓善意在醫患之間雙向奔赴

隨著技術進步和科室壯大，放射科的規模早已今非昔比。但在張國福看來，影像只是工具，介入只是路徑，醫學的核心始終是人。

“婦幼健康，關乎國家未來；一個孩子的到來，也往往牽動著一個家庭的希望。”進入紅房子醫院之初，張國福就清楚，自己身上擔著一份沉甸甸的責任。這些年，他見過太多被生育問題反復打擊的患者和家庭。也因此，在影像診斷之外，他始終推動將介入治療更多地用于解決患者的實際困境，尤其是為那些希望自然受孕的家庭爭取機會。

在不孕癥中，約20%—30%的病因與輸卵管堵塞有關。相較外科手術，輸卵管介入疏通在影像引導下完成，無需開刀、無需全麻，也不必住院，創傷小、恢復快，是一條相對溫和卻有效的治療路徑。

“這不是高難度手術。”張國福常對團隊說，“但對一個家庭來說，如果反復跑醫院都懷不上，而做完一次介入治療就懷上了，它的分量遠遠超過技術難度本身。”

此前，一位多年不孕的女性前來就診。檢查結果并不理想，既有子宮畸形，又伴隨輸卵管嚴重問題。多家醫院都給出“只能試管”的結論。但在充分評估后，張國福給出了克制而誠懇的判斷：“機會不大，但不是完全沒有。”最終，他為患者實施了輸卵管介入疏通。手術結束后，這個病例很快被淹沒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

后來的一天，一對父女突然出現在張國福的診室。“張醫生，我們是來感謝您的。”原來，介入治療后不久，患者便自然懷孕，孩子已經出生。這位父親手里提著好幾袋親手剝好的芡實，堅持當面致謝。這份樸素的心意，讓張國福至今難忘。

“當時我已經不記得這個病例了，”張國福說，“但他們記得很清楚。”對他而言，行醫的成就感，正是在醫患之間這種雙向奔赴的善意中，一次次被具象化。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這樣的場景不斷出現。有人送來錦旗，有人留下一盒刻著“送子觀音”的筆……在“好大夫在線”平臺上，張國福已累計服務患者數萬人，收到感謝信上千封；近幾年，他還為接受輸卵管介入治療的患者建立微信群，累計病例接近1600例。群內哪位患者懷孕了，就在微信名字前加一顆紅心，雙胞胎就加兩顆，這些細小卻真實的標記，記錄著醫患之間無聲的信任與回應。

如今，放射科那條并不寬敞的辦公走廊里，錦旗一面挨著一面。39年的學醫、行醫生涯中，張國福始終站在影像背后，卻一次次走進患者人生的關鍵節點。從腫瘤介入到婦產影像與介入，從挽救生命到延續新生，他的工作并不喧嘩，卻為無數家庭鋪出了一條繼續向前的路。

當患者把“送子觀音”刻在筆上、寫進錦旗時，他總會說，“其實也沒做什么特別的事。”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最開心的，并不是這些物件，而是看到那些曾經愁眉不展的人，能夠帶著一份輕松和篤定離開這里。

醫學無法承諾奇跡，但可以減少恐懼、守住希望。

而他，仍愿站在影像之下，看著更多人，笑著走出他的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