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與陳賡相交三十年，曾撰文懷念稱其：我一生中最難得的良友

1961年3月16日拂曉，北京城剛露魚肚白，一紙“陳賡同志病逝”的訃告擺到宋希濂面前。薄薄幾行字，他卻盯了足足半個時辰，指關節因用力捏紙而變白。消息并不突然，陳賡心臟不好已是圈中公認，可真正聽到“逝世”二字時，宋希濂仍像被重錘擊中。

空氣里浮著藥水味，屋外是乍暖還寒的早春，宋希濂腦海卻迅速閃回二人初識的午后。1923年冬，廣州東山口校場塵土飛揚，黃埔軍校新生集合驗槍。陳賡笑著拍拍這位比自己矮半頭的小老鄉：“湘鄉人，槍托別頂肩太高，容易淤青。”一句提醒，讓年僅17歲的宋希濂記了一輩子。

黃埔歲月短暫卻熾熱。陳賡性子豁達，常帶同學去珠江邊練水上格斗；宋希濂沉默寡言，總在燈下抄寫《孫子兵法》。兩人性格一動一靜，卻因鄉音與理想產生默契。那時的課堂常見不同思潮碰撞，陳賡悄悄拉宋希濂聽周恩來授課，宋一度也舉手加入中國共產黨。可形勢瞬息萬變，1926年北伐前夕，他又轉向國民黨體系，理由直率——“總要有人守住正規軍。”

友情由細節加固。1933年3月，陳賡在上海被捕，蔣介石電令憲兵司令谷正倫押解南京。傳聞一出，宋希濂立即從撫州飛奔首都，連夜進總司令部求情。他聯合胡宗南、鄭洞國等同學背書：“此人勇敢絕倫，對黃埔有大功，可貸。”蔣介石權衡再三，只發一紙“多予照拂”。正是這點“照拂”，為地下黨后續營救贏得時間，陳賡終被保出囚籠。

西安事變后的再會更添波瀾。1936年12月下旬，南京方面急調第36師赴西安，師長宋希濂在潼關列陣待命。長亭外寒風獵獵，陳賡突然騎馬闖入營門，丟下一句：“周副主席要你安心守城，別再添亂。”宋愣了一下，還是命炊事班煮了一鍋面，兩人在簡陋火爐旁從戰場談到鄉里。臨別時，陳賡笑道：“什么時候咱倆能抬頭打一場對外仗，就好了。”宋只回一句：“但愿如此。”

愿望來得并不順利。抗戰全面爆發，二人分守不同戰線，一個在太行指揮八路，一個在鄂西鎮守川陜。但信件依舊往來——有意思的是，他們很少談戰報，反倒聊家鄉稻谷收成、母親腿疾，多像普通同窗。

內戰拉開帷幕后，昔日同學站到槍口兩側。1949年12月8日，宋希濂在自貢獲悉郭汝瑰起義，側翼瞬間洞開。十天奔逃，12月19日他于大渡河沙坪鎮被第二野戰軍包圍，短促槍聲后舉手成俘。押解途中，宋曾低聲問解放軍班長：“仗打完，你們是不是都回家？”班長反問：“建設新中國才剛啟程，哪有功夫脫軍裝？”這一答，讓宋希濂眼神發直——一個普通士兵尚有如此格局，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勝負背后的意義。

1950年春，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陳賡帶著一套書和幾件冬衣探視。相隔鐵柵，兩人先是沉默。陳賡率先開口：“身體還行？飯菜合口嗎？”宋希濂抬眼，卻只吐出一句：“對不住。”隨后鐵門外傳來爽朗笑聲，氣氛瞬間融冰。六小時長談，陳賡叮囑：“讀書吧，用新眼光看舊路。”語氣平靜，無一絲勝利者姿態。

特赦令在1959年冬發布，宋希濂成為第一批獲釋的“戰犯”。第十天，釣魚臺小宴，周恩來與陳賡同席。席間，陳賡借酒興舉杯：“過去打了幾十年，現在一起為建設拼把子力氣，成不？”宋希濂應聲：“就按老同學說的。”這一晚，舊軍裝被歷史鎖進柜子，新的身份是普通工程顧問。

遺憾的是，短短一年多后陳賡病重。醫生再三勸他暫緩工作，他卻趴在病榻上撰寫《作戰經驗總結》，只求把珍貴實戰教材留給后輩。1961年3月16日凌晨，心梗終結了這位大將的58載風雨。宋希濂接報后失聲痛哭，隨即提筆寫下長文，句句直白卻熾熱：“他的忠誠與膽略，讓敵人膽寒，讓朋友心安。”

時間來到1985年，紐約肯尼迪機場候機廳燈光明亮，傅涯準備登機返京。宋希濂步履蹣跚，卻堅持把一沓美元塞進她手里：“勞煩代我買束白菊，送八寶山。”傅涯剛想推辭，只聽老人低聲補充：“人不在國內，欠他的祭奠太久。”短短數語，道盡三十年情誼。

1993年2月13日凌晨，宋希濂病逝于紐約，享年86歲。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親筆為其墓碑題字——“抗日名將宋希濂之墓”。碑側留有空白，知情人說，那是宋希濂生前特意留下的位置，用來鐫刻一行小楷：陳賡——我一生中最難得的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