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商行跨區域悲歌：超六成域外分支成負擔

中小城商行跨區域經營困局：超六成域外分支機構淪為負擔

2026年1月，民泰銀行上海分行因貸款五級分類不準確、違規吸收存款等10項違規行為被處以715萬元罰款，創下該行成立以來最大罰單紀錄。這一事件并非個案，而是折射出中小城商行域外分支機構的普遍困境。據銀行業內統計及監管信息顯示，當前超過60%的中小城商行異地分支機構不僅未能成為業績增長引擎，反而因業務疲軟、合規漏洞和不良貸款高企等問題，成為拖累總行的沉重負擔。

市場競爭與資源錯配的雙重擠壓

中小城商行的核心競爭力通常源于本地化經營積累的地緣優勢與客戶資源，但跨區域擴張后，這一優勢迅速弱化。在異地市場，它們既難以撼動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的壟斷地位，又無法突破本地城商行的區域壁壘。以民泰銀行上海分行為例，截至2024年末，其貸款規模僅96.91億元，增速不足1.25%，遠低于該行在四川地區的業務表現。即便在政策支持的長三角地區，異地中小銀行的市場份額也普遍低于2%，多數機構成立多年仍無法實現盈利。

經營模式與區域特性的錯位進一步加劇了困境。部分銀行試圖將本地小微金融模式簡單復制到異地，卻忽視了不同地區的經濟結構和風險特征差異。例如，臺州地區依賴“熟人社會”的風控模式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難以奏效，導致貸后管理失控、資金挪用等問題頻發。

人才短板與內控失效的惡性循環

業務增長乏力與人才匱乏形成共生關系。中小城商行在異地市場難以吸引優質人才，本地招聘的高管往往存在“水土不服”問題——或機械套用總行模式，或為追求短期業績放松合規要求。齊魯銀行異地分行的不良貸款率曾高達5.18%，是濟南地區的近4倍，直接侵蝕了總行利潤。更嚴峻的是，總行派駐人員面臨適應成本高、留存率低的難題，形成“招不到、留不住、管不好”的惡性循環。

內控體系薄弱放大了風險敞口。許多中小城商行的總行對異地機構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管理困境。某城商行因對異地分支機構的監督檢查缺位被罰100萬元；民泰銀行上海分行的多環節違規，則暴露了總行內控未能有效覆蓋域外業務的短板。此外，合規文化的缺失使得異地機構更易滋生違規行為，從虛假貿易背景審核到員工行為失范，形成“違規-處罰-業績下滑-再違規”的負向循環。

監管收緊與戰略反思的必然選擇

早期盲目擴張的后果正在顯現。2010年前后政策寬松期，大量中小城商行跟風設立異地分支機構，但缺乏對自身能力的客觀評估。隨著監管政策持續收緊——如2021年互聯網貸款新規限制跨區域展業、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本地化經營”，這些機構的生存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行業出路在于聚焦主業與提質增效。當前超六成異地分支機構淪為負擔的現實警示銀行：跨區域擴張并非必由之路。對中小城商行而言，當務之急是收縮低效異地網點，同時通過數字化手段強化總行對剩余分支機構的管控能力。民泰銀行在臺州本地的存貸款市場份額雖僅約4%，但仍是穩定基本盤，印證了深耕本地的重要性。監管層面則可借鑒長三角一體化示范區的經驗，通過政策引導合規機構有序整合，避免“一刀切”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