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解放軍剿匪，俘虜中發現一名解放軍副營長，賀龍：一定要殺

1950年1月28日凌晨，成都東郊軍區大院的燈光一直沒有熄過。值班參謀抱著剛收到的電報沖進作戰室，“川西多地土匪同時異動，崇慶縣城被圍！”話音未落，電話鈴響個不停。山河新定，竟又冒出這種亂子，聽上去實在扎耳。

西南解放不過三個多月，國民黨殘部和地方劣紳尚未完全肅清，山區更是暗流洶涌。川西盆地地形復雜，幫會、會道門與逃亡官兵勾連，一旦坐大就像山火，撲滅慢一步便燒出一大片。最棘手的，還不是土匪好斗，而是他們學會了打一槍換一地方，專挑交通線、征糧點、區鄉政府下手。

崇慶的警報來得突然。縣城周圍原本只有星散股匪，1月下旬開始卻驟然聚攏成數千人，還號稱“反共復國義軍”。540團接令后，只帶三天干糧就晝夜兼程，翻山越嶺六十余公里趕到城外。部隊剛一列隊展開，外圍哨兵報告：敵人已向西北突圍。指戰員們憋著一股勁，直追到大佛巖才堵住去路。

打散匪眾，用了不到半小時；清點俘虜，卻耗了一整夜。審訊現場吵鬧不堪，“把頭抬起來！”一聲呵斥后，燈光掃過一張熟面孔——趙希榮，原180師538團三營副營長，去年冬天還在成都東門參加誓師大會。審訊員驚得半晌說不出話，忍不住脫口而出：“你怎么混到這群人里？”趙希榮卻低頭不語。

誰也沒料到，就在被俘前十天，趙希榮奉命護送縣征糧工作隊返回崇慶。本來兵力雖少，火力并不弱，若依平時訓練占山頭、截要道，完全守得住。可他竟向部隊下達“不準開槍”的死命令，還提出同匪首“議和”，甚至暗示交槍交糧。排長李華林當即頂回：“那是送死！”李華林率一個連強突，拼到黃昏，終于撕開缺口，但剩下的幾十人幾乎打光子彈。夜色中，趙希榮反而跟一個排選擇繳械投降。

1月31日，川西軍區將趙希榮押解到成都。軍區司令員合上卷宗，給在重慶開會的賀龍（時年54歲）打電話。還沒說完來龍去脈，賀龍已沉聲吼道：“殺！一定要殺！留著這種人，只會禍害咱們隊伍。”電話那頭突然靜了幾秒，“傳我命令，按軍法處置。”

據軍法處記載，2月3日拂曉，趙希榮被執行槍決，判決書上寫著九個字：臨陣脫逃、投敵叛變、危害極大。此事在軍內外炸開了鍋，震懾可想而知。有人議論：副營長究竟為什么甘當俘虜？有說遭土匪利誘，有說被舊識裹挾，也有人指他心懷僥幸妄想自保。原因如何，已無從深究，但教訓擺在那兒——輕敵與紀律松弛，一旦結合，就可能釀成不可收拾的禍患。

趙希榮事件只是一個縮影。此前半個月，西南各地剿匪屢遭挫折，原因大同小異：正規軍在山地搜索經驗不足，情報鏈條又被地方勢力層層阻斷，打成了捉迷藏。賀龍和時任西南局書記鄧小平分析局勢后，聯名給中央發出長篇電報，請求盡快明確全國剿匪方針。

2月中旬，毛澤東在紫光閣召開專門會議，周恩來、羅瑞卿、聶榮臻等均到場。會議持續一整天，最終拍板：剿匪不是普通治安任務，而是建政初期的“第二戰場”。中央隨即發出《全國剿匪號召書》，要求地方政府、人民軍隊、民兵武裝“三位一體”，逐縣逐鄉、定人定片，嚴防漏網。

全國戰略鋪開后，很快見效。廣東一帶匪情多由舊軍官指揮。4月中旬，葉劍英兼任廣東軍區司令，以“拉網式搜山”同鐵路、公路封鎖同時展開，十一天捕獲匪首及特務一萬一千余名，該清單直接呈送中央批示。外界乍一看數字驚人，其實更關鍵的，是剝掉匪患賴以生存的鄉紳、神堂和秘密交通線。

有意思的是，匪首日緊夜松、零敲碎打的作案模式，也逼著解放軍改變打法。大部隊分散為“尖刀分隊+地方武裝”，輔以情報專員，先分割，再圍殲。活捉的匪眾中，不少被就地動員教改，成了民兵或筑路工。方法看似簡單，卻耗足人情世故：放誰、打誰、如何勸降，全得拿捏分寸。

1951年春，福建前線已備妥攻金門的舟橋與彈藥，卻在最后一刻接到中央指示：先停，先剿匪。閩北山區仍潛藏大批“閩贛游擊總隊”和特務電臺，若不肅清，沿海出兵就會腹背受敵。前線部隊當即掉頭深入武夷山脈，半年掃蕩百余股匪勢，拆除秘密電臺三十多座。

到1953年底，全國大規模武裝匪患被徹底壓制，零星土匪則被自治區、各省公安廳陸續收網。軍事檔案統計，三年剿匪共繳獲輕重武器三十余萬件，相當于一支集團軍的裝備。最難得的是，新生政權的基層組織在槍聲中站穩了腳跟，從此再無大股武裝敢公然挑戰地方政府。

再看川西，崇慶縣城角樓上的年畫早已褪色。當年的540團老兵回鄉探親，常指著城頭笑說：“打蔣介石時，我們擂鼓進攻；剿匪，可得貓著腰。”一句大實話，道盡正規戰與剿匪戰的天壤之別，也提醒后來者：戰場換了形態，紀律與意志絕不能松。

趙希榮那枚空缺的軍銜，再沒有人去遞補，軍史只留下寥寥數語。它像一面鏡子，映出建國初期刀光劍影間的第一條戒律——再小的松懈，都可能讓鮮紅的旗幟被塵土蒙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