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虎妮去世后，縣委給陳永貴物色老伴，宋玉林：我跟他能成嗎？

1953年6月，大寨西山的梯田上還留著昨夜雨水，泥濘里，38歲的陳永貴彎著腰量地勢。山溝貧瘠，他卻盤算著擴渠、修梯，把“石頭縫里摳糧”的想法一磚一瓦地摞進現實。旁人看他風風火火，其實那時的家才是真正讓他牽掛——妻子李虎妮天天凌晨下地，晚上還要幫村里產婦接生，忙得連口熱水都顧不上喝。

日子就在這樣緊繃的節奏里滑過。1958年“大煉鋼鐵”時，全公社都往煉鐵爐里拉柴禾。李虎妮把家里僅有的幾根檁子拆了送去，轉身仍然笑著招呼鄰居來喝苞米面粥。她的善意不是一句“勤快能干”就能概括，村里老幼常說：沒她，咱這些窮苦人過不下去。可連綿的辛勞悄悄掏空了身體，1964年冬，她總喊胃疼，卻舍不得停工，第二年春天被診出癌癥，那年她才39歲。

1965年8月的夜里，窯洞昏黃的煤油燈下，李虎妮握著丈夫的手，氣若游絲地囑托：“你得再成個家，不然老了誰給你倒水。”陳永貴紅了眼圈，“別說這個，我想不出別個能替你。”話雖如此，他心里明白，這是妻子最后的牽掛。李虎妮走后，他把她的屋子鎖好，一草一木保持原樣，連縫衣針都沒挪動。

又苦又累的日子里，陳永貴帶著兒子陳明珠硬撐。1966年春耕前夕，昔陽縣委幾位干部上門找他，開門見山：“老陳，你一個人顧家又帶隊伍，身子骨不是鐵做的。組織上給你留意了位合適的女同志，宋玉林，40歲，守寡多年，心眼實誠，你見見？”陳永貴一時語塞，只回了句：“這事得慢慢商量。”

三天后，縣里把宋玉林請到生產隊辦公室。她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衫，先問清楚陳家幾個孩子的歲數，又問糧食定量、坡地面積，最后才小聲嘟囔：“我跟他能成嗎？”干部拍胸脯說：“你們脾氣相近，都是苦出身，能合得來。”她沒說行，也沒說不行，只笑了一下。

傍晚，陳永貴被喊來，兩個人隔著桌子坐著，屋里只有煤油燈的光。陳永貴率先開口：“我家不富，山路難走，你要跟我，就得吃苦。”宋玉林直視他的眼睛：“怕苦，我也不會來；可只要認準了人，啃窩窩頭也能過。”短短幾句話，定下了余生的走向。十四天后，宋玉林帶著與前夫所生的兒子搬進陳家的窯洞，新家像插進硬土里的秧苗，慢慢活泛起來。

重組后的日子談不上寬裕，卻透著股子熱氣。宋玉林針線活細，幾件裂成口子的舊棉襖被她翻新得板板正正；她還把各家零碎雞鴨集中喂養，換來一點貼補。陳家幾個孩子起初拘謹，很快被她一碗熱湯面收服：“多吃點，長大了好給國家干活。”這一席話，說到了孩子們心里。

1975年，陳永貴以大寨帶頭人的身份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北京開會，他常穿那件老粗布灰褂子，兜里揣著日記本，見什么、學什么都寫下來。國務院的同事笑他“老農民進城”，他不以為意，反倒常念叨大寨那幾畝地：“石頭地不怕，就怕沒心勁。”宋玉林則在大寨守著老人孩子，逢人便說：“老陳是國家的人，可他也是俺家的頂梁柱，盼他平平安安。”

1980年9月，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結束，65歲的陳永貴遞交辭呈，請求退下。批準文件送到時，他只是點頭：“好，讓年輕人頂上。”很快，他與家屬戶口遷至北京。初到首都，胡同口的早點攤、小賣鋪、菜市場，都讓這位老支書新鮮得很。清晨六點，他推著破舊自行車帶宋玉林去什剎海遛彎，日頭一出，再去排油條豆漿的長隊。偶爾看見稀罕物，他會咧嘴：“給老宋添點新花樣。”

然而，身體的頑疾一步步逼近。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住進北京醫院。那天夜里，病房外守著一圈家人，他攥住宋玉林的手，聲如細線：“柜子里那八千多塊錢留給你們，要讓孩子走正道。”他說話費勁，卻仍惦記著家風。宋玉林淚水直掉，只點頭，不敢多言。

4月26日凌晨，陳永貴與世長辭，終年71歲。治喪期間，宋玉林默默把他的手杖、草帽和那本寫滿改地方案的筆記，整整齊齊放進木盒，說：“這些，要留給孩子們。”她未讀過多少書，卻懂得那幾本筆記里夾著的，是老陳一輩子的心血。

往后的歲月，宋玉林仍住在北京的小院，照看大大小小的孫輩。每逢忌日，她會把那頂草帽擺在小炕桌正中，輕聲念一句：“他還在地里忙活哩。”鄰里來串門，常夸她賢惠，她擺手笑道：“陳永貴能把石頭摁開花，我守好這個家算不得啥。”

他們的故事留在大寨的梯田，也寫進了共和國的年輪。當年的石頭山已難覓當時模樣，唯有那間舊窯洞還在，窗欞褪了色，院子里卻種滿杏樹。春風一來，花開得正盛，如同李虎妮、宋玉林兩位女人平凡卻明亮的生命，靜悄悄地在山谷間吐露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