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奪瀘定橋前，劉文輝做一小決定，令他14年后多了一條后路

1949年12月9日夜，彭縣府衙燈火未滅。炮聲隱約而來，警衛低聲請示：“劉主席，是戰還是和？”劉文輝合上地圖，揮了揮手，“一切已有定數。”誰也沒想到，這位川康軍閥能夠在關鍵時刻轉身，而這條生路，其實早在1935年就悄悄埋下伏筆。

時間撥回十四年前。1935年5月，紅軍北上途經西康，大渡河水湍急，瀘定鐵索橋橫空而懸。蔣介石電令：“橋板全拆，必要時炸鏈。”命令直達雅安。劉文輝翻完電文，只輕輕點頭。表面上，他傳令拆板；暗地里，他卻吩咐工兵只抽幾塊木板，再把剩余橋面橫置在岸邊，留給守軍遮雨。這個看似無關痛癢的小動作，為后來飛奪瀘定橋埋下了“缺口”。

劉文輝生于1895年，自幼習武。保定軍校畢業返川后，依托叔侄關系投身川軍。20歲出頭，他已是旅長，宜賓、樂山富庶之地盡歸麾下。搶地盤、收舊部、拉新兵，西南山道中血與火的淘汰賽，他次次過關。到1929年，他手握七個師、二十四軍番號，蔣介石見面也得客套幾句。

正是勢頭最盛時，內部矛盾爆發。劉湘主張“擁蔣固川”，劉文輝卻兩度通電反蔣。叔侄決裂，川中十余萬舊部重新洗牌。1932年，蔣介石暗助劉湘，川西鏖戰月余，劉文輝慘敗，狼狽退往雅安。不甘心的他盯上了名義上剛剛批準設省的西康——地廣人稀、中央鞭長莫及。

西康山高路險，藏彝漢雜處。劉文輝采取“修電廠、辦學堂、少擾民”加“重賞部落頭人”的雙管手段，幾年里，部眾雖只有舊日一半，卻在康區真正扎下根。也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害怕中央軍借追剿紅軍長驅直入，毀掉自己苦心經營的新領地。削板不拆鏈，成了他權衡之后的折中選擇——既對蔣交差，又保門戶。

瀘定橋上，紅軍突擊隊在槍林彈雨中鋪門板、匍匐前進的影像早已刻入史冊。很多年后戰史資料顯示，橋面并非被全部抽空，殘存的木板正好為先頭分隊爭取了寶貴分鐘。劉文輝沒有想到，那一刻，他和共產黨結下了第一筆“人情”。

抗戰爆發，他獻銀五十萬，又以“西康地處后方”為由拒絕中央軍進駐。劉湘病逝，蔣介石乘勢南下，四川實權漸被桂系、中央系吞噬。劉文輝依舊守著康區，暗中派人與延安聯系，口風一次比一次松。

1949年春，蔣介石提出“決戰川西”，打算以成都為最后屏障。劉文輝心知大勢已去。9月，他悄悄遣人至西南野戰軍表達意向；12月9日，通電起義，鄧錫侯、潘文華等相繼呼應，成都和平易手。將來有人問他緣由，他只笑答：“當年拆橋板沒全拆，也是怕做絕了。”

新中國成立后，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林業部部長等職相繼落到他肩頭。1955年授一級解放勛章，破天荒地把一枚功勛章戴在了昔日大軍閥胸前。此情此景，旁人唏噓，他卻淡淡一句：“路是早年自己修的。”

1976年6月24日，北京軍區總醫院。病榻旁，子女問他遺愿，他閉目片刻，聲音微弱卻清晰：“就這樣吧。”八十二年人生，從少將旅長到“西康王”，再到共和國部長，無論起伏，終點都落在那座十三根鐵索連著的木板上——一條留給自己，也留給西南的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