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遷墳，74歲老母撲在墓碑上痛哭：這是咱娘倆最后一次說話了

1966年2月26日清晨，蘭考的雪還沒完全融化，縣城老車站已經擠滿了人。靈車一出現，哭聲像潮水一樣漫過鐵軌，又漫向大街小巷。最先撲到車前的，是一位裹著舊棉襖、步履蹣跚的老人——她叫李星英，今年七十四歲，焦裕祿的母親。

隊伍行進不過三里，卻走了兩個半小時。有人跪著退，有人攙著哭，有人把自家的白布撕成條掛在樹上。靈柩停在故堤新修的墓穴旁時，人群的喧鬧忽然一滯。李星英猛地掙脫孫子的攙扶，撲到墓碑前，聲音沙啞：“祿子啊，這是咱娘倆最后一次說話了！”這句話像刀子，在場的許多人后來提起仍會哽咽。

人們只看見她哭，卻很少知道，她第一次痛哭是在兩年前。1964年春，她趕到鄭州醫院，見到兒子被病痛榨得只剩皮包骨，強忍悲傷，用山東口音說，“兒啊，好好治，娘給你做了千層底的新鞋。”那雙鞋，再沒穿上。

時間往回撥。1922年8月，焦裕祿出生在山東博山區北崮山村。家里開小油坊，勉強糊口。母親裹著小腳，卻執意讓八歲的兒子進私塾。每天天未亮，灶膛里火星跳動，她就推醒孩子：“快去念書，好男兒有個奔頭。”讀書之余，焦裕祿上山砍柴、下集賣柴，幾文錢也要攢給母親買鹽。李星英常說：“窮不丟人，脊梁骨不能塌。”這句話，兒子記了一輩子。

1937年冬，日軍掃蕩博山。油坊關了門，焦裕祿被抓進縣城監牢。為了打聽孩子消息，李星英隔一天就走七十多里山路，腳上的裹腳布被磨得透亮。一次探監，牢頭喝斥，她哆嗦著掏出僅剩幾枚銅板：“給我說句話，孩子還活著不？”那一刻，她才在眾人面前掉淚。

1945年宿遷解放，23歲的焦裕祿報名當民兵，很快火線入黨。兩年后組織號召南下支前，考慮到他家里老小，領導遲疑。李星英聽完勸兒子：“去吧。大事要緊，娘能撐得住。”這句話仿佛一紙軍令，焦裕祿背起行囊就走，連夜色都沒來得及看清。

1953年，他被調往洛陽礦山機器制造廠，廠區還是一片麥地。土房當宿舍，大板凳當床鋪，他夾著圖紙跟蘇聯專家比劃，一邊學俄語一邊學跳舞，“得看懂這玩意兒，機器才轉得起來。”五十五個日夜吃住在車間，中國第一臺2.5米雙筒卷揚機終于出爐。工友回憶：“白天看見他，夜里也看見他，像上著發條一樣。”

忙歸忙，他對母親的牽掛從未斷過。每年春節前，都會收到一包繡著粗線的布鞋，“穿上別磕磣。”他回信告訴老母親，鞋正合腳，棉花也暖和。實際上，他舍不得穿，都鎖在箱底。

1962年，河南開封地委書記張申來到鄭州醫院。蘭考三害肆虐，干部望而生畏。張申低聲說：“組織上想讓你去。”焦裕祿病著，卻答了句：“我去！”一句話沒提自己的肝病。到蘭考第一天，他鉆進風口查沙源，站在腰深的水里掰開土疙瘩辨鹽堿。冬夜，他帶縣干部去火車站，看逃荒的鄉親裹著救濟棉衣蜷在車廂。回來路上，誰都沒說話，只聽風刮過黃河故道。第二天，整縣干部就扎進蘆葦蕩，挖溝修壩、封沙治堿。

忙碌讓病情迅速惡化。1964年3月，他捂著肝部，連筆都握不住，才答應住院。確診肝癌后，他把妻子徐俊雅叫到病床：“組織上多難，別麻煩他們，好好把孩子帶大。”話音不重，卻像壓在胸口的石頭。

5月14日凌晨，焦裕祿永遠合上眼。鄭州的天空陰沉，似在壓著淚。入殮那天，李星英站在靈前，干癟的雙手顫抖，卻只是輕聲說：“娘在呢，俊雅別怕。”旁人勸她哭，她搖頭：“我死不敢倒，家要穩。”直到火車把她送回山東，月臺的塵土沾滿衣襟，她才失聲嚎啕，抱土而泣。

遷葬那日的吵鬧與濕冷，老人沒有掉淚。人散后，她偷偷讓孫子推架子車，再次來到新墳前。風吹得麥稈作響，她摸著冰涼的石碑，像小時候替孩子掖被角那樣，不停撫平浮灰。“祿子，娘走不動了，今后你保佑蘭考，人家說你對得起毛主席，娘信。”說完，老人把隨身帶來的千層底放在碑前，整整齊齊。

李星英沒讀過幾天書，卻懂什么叫擔當。她用一雙纏足走穿山路，也用一身倔強托起家門；她留給兒子的，并非幾畝薄田，而是一句硬邦邦的“脊梁骨別塌”；她留給蘭考的，是跪倒在墓前那一聲哀號——那聲喊，提醒后來人，一個人可以離去，他留下的擔當卻不會埋進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