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木馀陰見故家——“攟古繼美”參觀記

昔年為調查清代書畫流傳與遞藏情況，翻閱過潘奕雋父子的《三松堂書畫記》與《須靜齋云煙過眼錄》；后來興趣日漸駁雜，又曾瀏覽過若干相關尺牘材料，知道這是一個奕世傳芳的清貴世家。于是“攟古繼美”開展不久，就前往上圖東館仔細學習了一遍。

展覽全名為“上海圖書館藏蘇州潘氏典籍文獻展”，自然包括兩重維度，即與潘氏歷代人物直接相關的文獻，如日記、書信；以及經由潘氏家族收藏得以傳世的典籍，如宋元刻本。它與博物館常見的古代書畫展覽性質顯然互有異同：由于書畫本身攜帶的信息較為豐富，即使以同一藏家為主題來辦展，收藏者的維度仍然可能會被忽略；而與古人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字史料，則要求觀者綜合各種信息，進行知人論世式的理解。現場參觀路線設置頗為嚴密，始于潘氏家族歷代名賢，展陳他們本人及朋友的往還書簡、書畫遺作、詩詞稿本等，確保觀眾對人物信息及生平志趣略有了解后，才逐一展示潘家歷代收藏的各種書籍。

數日后得到一冊圖錄，復有意外之喜。受限于物理結構，書籍、冊頁等無法拆開展陳，但圖錄不受限制，實際呈現的內容比現場豐富得多，通覽一遍，幾乎能以一個六代綿延的科舉家族為鏡，略窺清中葉以來的幾陣文化與學術史風潮。雖然喬木故家理當有此風范，然而這株喬木要久久屹立，卻也不是易事。若無世代蟬聯的功名，以讀書與收藏為樂的風氣就無所依附了。

清·滂喜齋抄本《藏書家印記序跋》

《藏書家印記序跋》：一份追逐宋元本的“工作筆記”

書寫文化的方式很多，收藏古物可能是最直觀的一種。不過，每一種古物都有自己所屬的傳統，在歷史上的分量并不相同。對讀書人來說，書籍總是最重要的。在潘氏家族興起的時代，古刻精鈔的文獻、文物雙重價值已經得到公認；即使是晚近之本，只要品質良好，大家也會鄭重對待。潘奕雋讀蘇軾詩集，即選用康熙三十八年（1699）宋犖刻本，圈點批題殆遍，大概就是因為它算得上近時的可讀之本；李文田致潘祖蔭札，談及一部影宋刻本《夢溪筆談》，也說影得“與真宋差近”，出價不可太低。

李文田致潘祖蔭札，談及一部影宋刻本《夢溪筆談》

古人身在歷史文獻的海洋中，深知不同書籍性質有別，會以相應的態度對待它們。嘉慶二十一年（1816）舉人潘曾沂在書信中倡立“吳郡書藏”，甚至為這個預想中的書庫起了“文獻閣”之名。他以為此時正應聚集文獻，不使散失，并借助此事培養人才，使他們增長見聞。他號召同人捐書，打算請人調查古今書目，擬從常見書入手，精挑版本，陸續購買。康熙年間，嘉興人曹溶曾撰有《流通古書約》，主張各藏書家互通有無，彼此傳鈔，增加古籍存量，保證其不至亡佚，固已極具識見，遠超一般收藏家。而潘曾沂生活在日漸變動的世局之中，既要保存實物，又想賡續地方文脈，培養新的讀書種子，在化私為公和久久為功兩端，似乎都想得更遠一些。

保存文獻是一種傳統，重在內容；珍藏善本是另一種，重在實體。藏書史上提到宋元刻本，輒艷稱顧批黃跋。以批校、題跋為早期古書增重的顧廣圻（1766—1835）和黃丕烈（1763—1825），都是蘇州學者，主要活動于乾嘉年間。對潘氏家族的后起之秀，咸豐二年探花潘祖蔭（1830—1890）而言，他們也正是近在咫尺的鄉先輩。渴望把他們收藏過的名物納入自家書篋，自在情理之中。當然，就算沒有這一層緣分，宋元刻本那時也早已成了寶貝，購求競爭相當激烈，所以潘祖蔭一直在到處打聽消息。他曾寫信給沈樹鏞，許諾不惜千金購買常熟瞿氏所藏的所謂“景祐本”《漢書》，又向葉昌熾詢問瞿家是否果真藏有元刻《遼史》《金史》，表明購買意愿。他甚至隨身帶著一部極為可愛的《藏書家印記序跋》，出差上班也不落下。

清·滂喜齋抄本《藏書家印記序跋》

表面上看，這無非是一部文獻資料匯編，平平無奇。可是一個不愛在書上寫題跋的藏家，卻把這份材料寫成了微型的訪書札記。翻翻它，再看看相應的尺牘文獻，我們好像還能看到藏書家潘祖蔭百變的神情。潘祖蔭在鈔手過錄的前人書目、序跋邊上密密加批，記錄實物流動的軌跡，注明某書現歸某人，寫明自己等待某書入藏時渴盼的心情。把古書當成追逐的對象并不奇怪，可是，一份寫下了全國藏書格局、書籍流通動向和購書心境的“工作筆記”，實在是個新鮮有趣的東西。這些記錄把資料手冊化為鮮活的藏書史文獻，真切展現出時人追逐宋元本的熱情。

正是經歷數百年浮沉，艱難傳至此刻的物質實體，為善本賦予了極大的價值；可也正是這怕火怕水怕蟲怕霉，還怕被人攘奪不還的脆弱之物，最好在主人眼皮底下看，而不要大范圍、遠距離地寄送傳觀。在物質屬性這一點上，宋元善本與書畫作品其實多有相似。以較為嚴謹的語言說，不妨概括為兩點：一、實物相對難以復制，傳播受限。但是關于它的信息與知識，可以和它分開流傳。然而，文字對實物的描述總是有其限度。二、實物并非完全封閉。依不同形制，都具有一些改裝的可能性。經由為書籍添加空白頁，再留題其上的改裝，實物得以擴容，人們由此獲得交流的空間。相應地，交流的需求不但改變其形態，也持續為它賦予新的意義。

潘祖蔭致徐琪手札，言自己“專嗜彝器。真偽到手立辨”，又言“最恨者滿口翁、阮，直是依草附木門外漢耳”，強調“不知此義者，不可與言金石”。

潘祖蔭致徐琪手札，言自己“專嗜彝器。真偽到手立辨”，又言“最恨者滿口翁、阮，直是依草附木門外漢耳”，強調“不知此義者，不可與言金石”。

由書畫到金石的收藏與學術風氣

大體而言，乾嘉時期及以后，文藝、學術與鑒藏趣味曾經緩緩轉移。金石一度成為新興的增量市場，與書畫的存量市場相頡頏，至有超越之勢。殆至晚清民初，書畫又見復興，但鑒藏家的身份已不復從前。潘氏家族的歷史恰好與這一趨勢相始終，所以，撇開書，幾代人關心的“其他古物”不盡相同。

潘奕雋在北京做官十幾年后，就退休回鄉，家居四十余年方才棄世。他享壽既長，聲望又高，與同時名流多有聯系，并且具備清晰的文獻意識，曾將四方來信選匯為《三松堂魚素檢存》。這部尺牘內容十分可觀，可惜圖錄中不能盡收（將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例如同鄉前輩彭啟豐，是雍正年間的狀元與翰林，也是潘奕雋鄉試座師。彭氏寫一手董其昌路子的秀氣小字，同他討論寫成的題畫詩應該如何與畫卷同裝。又譬如王鳴盛（1722—1798）一札，則是因為女性親戚求王先生在扇面上題寫詠蘭詩，又拜托他轉求潘奕雋在扇上再畫幾朵蘭花。余集（1738—1823）兩札，一封夸他作書深得董其昌神髓，另一封向他求個扇面，要“七言一絕，其背作蘭數筆”。看來，潘奕雋嫻于書畫的名聲早已流播士林。就連對金石學卓有貢獻的后輩黃易（1744—1802）寫信來，仍以談論書法作品與書畫扇面為多，可見一斑。

潘奕雋去世之年，潘祖蔭出生。這一對叔曾祖與侄曾孫，興趣終于不再相同。潘祖蔭宣稱一向不收字畫（見《潘祖蔭日記》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條），而講求金石不遺余力，肯用好幾部宋版書加上唐人寫經去交換一個青銅盤。遇到好東西，他不掩渴望之情，好幾封信里都對朋友們哀嘆，不知左宗棠究竟何時才能把大盂鼎平安運到北京。在研究上，他又成了個勇于自信的專家，覺得自己眼光極好，罵那些動輒拾翁方綱、阮元唾余的都是門外漢。他是經歷了晚清政壇巨變的重要官員，學者早已注意到其日記相當謹慎，很少談論國家大事。然而，人物的形象與文本的體裁密切相關，從談論愛好的私人信札中揣想，這竟然是一個雄強而活躍的性情中人。

從前，金石書畫都只是“古玩”，經濟價值難以確定，物物交換非常普遍。若干宋版書可以換一個青銅盤，不全是因為彝器的市價比書貴，也要交易雙方彼此心里樂意才成。各類古物的歷史之別，在每一次被當成東西倒來倒去時都會短暫抹平，直到成為下一任藏家的珍寶，它們才又有機會擴寫自身所屬的傳統。顯然，藏家的態度會影響這種機會。

著名的大小克鼎也是潘祖蔭舊藏，得于光緒十五年（1889）。此后，他廣邀同好釋錄銘文拓片，匯錄了一批釋文。圖錄展示盂鼎、克鼎相關文獻時再三致意，說明“每遇一器或拓片，潘祖蔭多會邀約金石同好對器物文字進行考釋”“潘氏對金石學的推動作用，于此可見一斑”。以今天的價值觀來評判，拿書換盤子的潘祖蔭還是傳統士大夫做派，做拓片、徵釋文的潘祖蔭已經像個學界領袖了。

晚清金石考訂之風下啟民國學術，時世相踵當然是最直觀的原因之一。不過，一篇篇銅器釋文還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難道書畫、善本的研究未能迅速邁入現代學術領域，只因為它們火得不是時候嗎？其實，這似乎也與古物的物質屬性有關。青銅器上的銘文與本體不可分割，但一經傳拓即可分開，批量傳播不是難事。藏家誠心分享的善拓，只改變銘文的視覺效果，而無損于文字信息。人們利用它討論文字時，可偏移的方向很少，取得共識的空間就大。更重要的是，研究字畫善本，不見實物，就跨不過文字描述與實物間的鴻溝。所以同一時期內，總是少數人在傳統深厚的地區內得到這種機會。相形之下，金石文字是阻礙更少、便利更多的“學術方向”，賴此贏得了更多的素心人。

潘祖蔭致陳介祺手札，甲戌年八月：“聞秋涼后或可望盂鼎西來，然器未抵都，總未可必也。”

潘祖蔭致陳介祺手札，甲戌年八月：“聞秋涼后或可望盂鼎西來，然器未抵都，總未可必也。”

相信古物之真，也支持著文人信仰自己所處的歷史傳統

在古物存量豐富的時代，建立一份收藏不算太難。如果對品類和體量都不太執著，就更加勝任愉快。不過一般來說，藏家心里總得有個成算，才好拿有限的錢去買最想要的東西，此外，他最好還能大概把握一下古董行業的局面，看看當時流行的風向如何。這等事業，世家子弟顯然占盡先機。

不過，即使像潘祖蔭那樣充分準備、滿懷自信，揣著行業調查報告傾身入局，還是會在調查過的行情里，遇到捉摸不定的東西。就在譏評翁、阮言論靠不住的那封信里，他宣稱自己近年專嗜彝器，不拘器形是否完整，都能依據銘文當場定其真偽，即使只見拓本也能判斷。這話實在說得太滿，畢竟毛公鼎就曾讓他躊躇不決。

毛公鼎為陳介祺所得。據說得鼎之后，竟然藏在谷堆之下，防止旁人偷拓銘文。但陳家養著一個文物販子，此公百般設法，花費五十金，才把兩張拓片弄到外邊。潘祖蔭給王懿榮寫了兩封信討論毛公鼎拓片。一封說：“毛鼎虛擲此款，實為無謂，然不泄其偽，尚可送人”，斷為偽物。由此札不難推斷，他手里的拓片也是花錢買來的。另一封卻口風大變，“拓片奉閱……細審之似非偽，但鑿壞耳。其銅銹已牢，恐不能再剔出字矣”，又信以為真。其實，從此鼎問世開始，真偽與斷代等問題一直聚訟紛紜。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科技考古才徹底為它正名。

書也一樣。九卷殘本《王荊公唐百家詩選》，著錄于《滂喜齋藏書記》。由于正文前有北宋元符戊寅（1098）序文，潘祖蔭結合避諱字樣和歐體版刻書風，確認為北宋原刻。書遞傳至潘景鄭手中，又于民國戊寅（1938）添了一段長題，略考成書原委，以家藏北宋本書風相印證，又羅列了書中檢出的一長串刻工姓名，而結論依然不變。

半個世紀以后，此書收入《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出版。《出版說明》仍題為潘景鄭所作，鑒定意見已經改為南宋初年刻本。原來，隨著能夠參考的書籍日漸增加，刻工姓名得到了有效定位。其中一部分人，在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的撫州刻過《謝幼槃集》，另一部分則在南宋淳熙年間為撫州公使庫刻過《禮記》。今日撰寫圖錄的專家，正是沿著這個思路，結合字體異同進一步推考，將它定為“宋紹興乾道間刻淳熙修補本”。

收藏不能等。形勢比人強，風氣一起，人人爭趨，晚到一步也許就錯過機會。舊花樣總被前人翻盡，所以一代代后人，要么在大傳統下開辟小方向，要么自定規矩，創設專題。嘉慶年間碑版流行，翁方綱考碑證史，一世之雄，但其子翁樹培專治古錢幣，即屬其例。到了清末民初，潘氏兄弟也各自在明清史料里尋得方向，博山多收尺牘，景鄭留心稿鈔本。總而言之，每個時期的新局面，都要求后來者應時而變，歸總某一類“新的古物”，為它賦予價值。毫無素養當然不能成事，但要想徹底看明白了再下場，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研究常常需要等。毛公鼎和《唐百家詩選》的例子都可說明，積累與認識之間總是隔著一段時間。最直接的，就是等利益糾葛化為云煙。古物的真偽與斷代本來都是客觀知識，但相關結論太容易傷害主觀感情，未必總能當著藏家本人講。今天我們會說，這種感情徒然只想要藏品增重，未免狹隘，但放在歷史上不盡如此：除了希望自己手上的東西保真包好，由經書開始的教育，還讓文人信仰自己所處的歷史傳統。相信古物之真，源自這種信仰；而古物被確定為真，就能夠支持這種信仰。他們是真正置身事內的人。

研究還需要等一些契機。當彼此關聯的藏品分散在不同藏家手里，誰也看不齊全，大家就只好盲人摸象，或者干脆暫時放棄這頭象。但是，史料可能會在某些契機下突然豐富起來。各大圖書館的數字古籍上線以后，當代訓導、教諭和府縣學生們，日子突然都好過多了。看書便利還不算什么，去年等到了人工智能識讀鈔本，那真是相對如夢寐。

古物既然能用錢買，就具有經濟價值，將來可以作為財富處置。世家視收藏為常事，這一層緣故毋庸諱言。不過資生之法不止一種，愿意花錢買古物，而不是存錢取利息，總是“讀書”帶來的價值觀。這種觀念甚至讓人瘋狂地喜歡某些東西，把物欲和信仰攪在一起，全然傾注其上，潘祖蔭就是那么做的。他一直在信里哀嘆，“快沒錢了，買東西困難，但我管不住自己”“工資太少，沒有機會出差掙補貼，可是越來越想買古書，遲早無藥可救”。但是，在錢和東西之間，他總是更傾向于后者，想起自己沒能買到的青銅器，就懊惱良久，自認心境不夠豁達。

我們這些異代的后來者卻受惠于他的不夠豁達。這些曾經自覺于文化傳統，對它充滿信心的人，想當樂見我們走進馀陰來。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