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圍困成都，嚴令只準賀總所帶18兵團入城，這其中有什么考慮

1949年12月27日破曉時分，成都北面的戰線已趨于安靜，只有零星的槍聲在府南河畔回蕩。對于躲在城墻后瑟縮觀望的守軍來說，一夜之間局勢天翻地覆：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在西面封鎖了龍泉山口，第一野戰軍的前鋒逼近新都，而南線則由賀龍的第18兵團合圍完畢。成都已成孤城。

四川成為最后決戰舞臺，并非偶然。自渡江戰役告捷起，南京、上海、武漢相繼易手，蔣介石退居西南，寄望“川滇黔”天險與胡宗南、劉峙等殘部做最終抵抗。按蔣的設想，倘若成都能守半年，局勢或許仍有轉機。可戰局的發展，遠比他預想得要快得多。

二野總前委很清楚，只要摁住胡宗南，把成都拿下，再南下就像推倒骨牌；反之，若讓胡部逃入川康山區，山高林密，追殲困難，戰事勢必拖長。于是劉伯承、鄧小平決定先在大巴山、川北一線布下口袋，堵截胡宗南南撤。這個“口袋戰術”的實施者，正是賀龍指揮的第18兵團。

18兵團的來歷頗不一般。它由原西北野戰軍獨立第1、第2、第3縱隊改編，骨干多是紅二、六軍團老戰士。部隊番號雖列屬二野，但在軍史上更偏北線作戰風格，擅長山地奔襲。對付熟悉川陜地形的胡宗南，他們再合適不過。

10月下旬，18兵團從陜南翻越秦巴，幾乎是晝夜兼程。沿川陜公路奔襲、包抄，迫使胡宗南主力尚未進入成都平原就連續被截斷，最后退無可退，只能鉆進雙流—溫江一帶狹窄防御圈。劉伯承收到胡宗南困獸猶斗的電報后，當夜向18兵團下達命令：“就地封鎖，靜待入城。”

奇怪的是，此時第二野戰軍第10軍距離成都不足十五公里，他們求戰心切。電報飛至西南前線總指揮部，要求率先進城。按常理，10軍一路攻下來，資格和功勞都可圈可點，卻被婉拒。總前委的回復只有一句話：“由賀總率18兵團接管成都，其余部隊就地整訓，準備西昌方向戰役。”　

這番安排背后，有三條算盤。

先看政治層面。賀龍在四川的名聲極好。1935年長征路過川西，他率領的紅二方面軍曾與當地軍閥劉文輝、鄧錫侯周旋，也同底層百姓打成一片。二十多年的情誼，使得不少川軍老兵對“賀大哥”心懷敬重。成都城內的川軍高級將領李家鈺舊部、鄧錫侯副官，多半曾與賀龍打過交道。讓賀龍出面，緩沖城防部隊士兵的緊張心理，比派陌生部隊更省事。

其次是軍事節奏。成都一旦掌握，二野須迅速騰出手去解決西昌—雅安地區的白崇禧、鄧寶珊殘部，還要掃清黔桂山地的土頑。第10軍野戰經驗豐富，需要投入下一輪追擊；18兵團卻剛剛完成圍城，兵員整編和補給狀況相對完整，更適合承擔城市接管、肅清潛伏特務以及組織新生政權的任務。

第三是后勤與治安。成都歷來商業繁華，煙土、金銀、官僚資本交織，內部成分復雜。18兵團編制里有一個先遣政工隨營學校，干部一千多人，專門培訓城市接收要領。再加上軍紀素來嚴格，進入市區后能迅速劃分警戒區、接管金融票號、封存大小倉庫，減輕西南局政務系統的壓力。

12月29日午后，城門大開。賀龍身著舊軍大衣，騎在棗紅馬背上率領先頭營進入皇城壩。街道兩旁擠滿百姓，有的跟隨大部隊走了一段路，邊走邊喊“歡迎人民解放軍”。面對擁擠人群，賀龍揮手示意：“同志們，先回家，明天還要上工做活路。”簡單一句方言，氣氛頓時松弛。

接管程序當晚啟動：市警察局、交通署、銀行及鐵路辦事處全部派出軍管小組；電話總局則由60軍工程營接收。僅用兩天，糧、鹽、煤、醫藥四大民生系統完成交割。西南軍區在寬巷子掛起牌子，賀龍兼任司令員，鄧小平任第一書記，軍政一體化框架就此確立。

期間有段插曲。29日夜，胡宗南殘部一支三百余人趁混亂欲潛出西門。18兵團在城墻炮樓裝設了探照燈，哨兵發現異常火速反擊，僅用十分鐘便將其繳械，避免了城內大規模巷戰。劉伯承聞訊后致電：“老賀守得好，成都穩了！”

成都穩固后，二野主力按計劃南下，明年三月攻克西昌，隨后揮師滇北、黔南。廣西剿匪最激烈的平馬、馬山山區，也是第10、第11軍擔綱。至此，第二野戰軍再無城市警備之累，可以放開手腳。

而18兵團在成都的工作卻剛起步。成都市軍管會首要任務是改編起義部隊。舊制川軍第24軍、憲兵第3團等共兩萬余人，被集中至駟馬橋，一邊整訓一邊舉行政治學習。短短三個月，新川軍獨立師宣告成立，隨后并入38軍序列，成為守衛川藏公路的重要力量。

經濟領域也迎來轉折。西南局財政經濟委員會把重工業、紡織、鹽業的關鍵廠礦列入軍管期改造清單，18兵團的基建工程兵承擔修復成渝鐵路路基、恢復都江堰引水渠等項目。至1951年春，成都電燈公司復產，織呢總廠第一批布匹下線，市面米價穩定在戰前水平的七成左右。

同年夏，中央決定進軍西藏。賀龍兼任西南軍區司令的身份，使他與張國華、王其梅的進藏部隊配合愈發順暢。藏北格爾木補給線的鋪設、雅魯藏布江上的鋼索橋選址，很多方案都出自成都的作戰室。18兵團的高原適應訓練手冊，后來成為進藏部隊的“活教材”。

從圍堵胡宗南到接管成都，再到支援西南全面建設，18兵團完成的并不僅是一次入城儀式。嚴格軍紀、熟悉民情、善于攻堅且擅長維穩，這是劉鄧點將時看重的全部原因。倘若當初放任所有主力蜂擁而入，城防真空、后勤混亂、民心浮動，局勢未必如此順當。

1955年，賀龍被授予元帥軍銜。授銜儀式后，有人向他敬禮道賀。賀龍擺擺手說：“解放成都，是全體同志的功勞，不是我一個人的事。”語氣平淡，卻道出了那場選擇背后的集體意志與精密籌劃，也道出了軍人對使命最樸素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