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軍委決定對鄧稼先解密，許多親友問許鹿希：他還活著嗎？

誰會想到，幾個月前，中央軍委的文件才剛剛送進301醫院——“對鄧稼先同志實行臨終前解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只是北大一位脾氣敦厚的物理學教師；對國家，這個人卻是撐起核事業的一只手。在病房里，張愛萍握著他變得細瘦的手臂，聲音放低：“部里同意了，你的名字可以公開。”鄧稼先笑了一下，那笑實在太短，像一絲火星，撥亮即滅。

把時針撥回到1958年10月。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招呼鄧稼先進辦公室，一句話沒繞彎子：“國家要放個大炮仗，調你去，干不干？”年輕博士干脆利落：“干！”隨后他回到家，坐在床沿到天亮，只對妻子留下含糊的四個字——“我要調動”。地址、崗位、期限，全都保密。許鹿希沒再追問，她只是把孩子睡衣翻了又翻，像在確認生活仍有細碎的溫度可以握牢。

鄧稼先離京那天，正值深秋。他去了戈壁。那里，第一間試驗棚是鋼骨架加石棉瓦，風一吹嘎啦作響。為了計算裂變臨界參數，他和同事們把油桶改成中子屏蔽器，把廢鋼筋焊成裝置架。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蘑菇云升騰，坐在北京醫科大學實驗室的許鹿希卻在做細胞培養。顯微鏡下細胞分裂一分為二，與遠方的大地震顫毫無交集。

原子彈成功的消息傳遍全國，一個星期后鄧稼先才被送回北京，看母親最后一面。病房里，他攥著母親的手；褪色的布被上，老人的指尖輕輕動了一下。母親走得安靜，也帶走了他最后可以解釋的機會——她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為何總是匆匆出門。

接下來的任務是氫彈。對于氫彈原理，書本上寫得簡單：“裂變—聚變—裂變”。真正設計卻要填補無數未知。鄧稼先常說一句口頭禪：“算不出就重新算。”最忙的時候，他在戈壁灘連軸四十二小時不合眼，靠咸菜和干饅頭接力。1971年，楊振寧回國訪問，提出想見老同學。周總理批示“馬上安排”。鄧稼先才得以在西郊招待所與妻子吃了一頓團圓飯。兩人都瘦了，言語卻少，默契地繞開工作，只談孩子的學業和老人身體，仿佛那些隱秘的爆炸與他們無關。

危險從未遠離。1979年那次未爆落彈，搜索部隊撲了空。鄧稼先說了一句：“我去看看。”司令員攔住他：“你不能去！”他回一句：“我最熟。”離開的背影像根釘子拽在戈壁線上。幾個小時后，他用手捧著破碎彈體回來，身上附著的輻射值高到儀器報警。那次過量照射，病根就此埋下。

1985年夏天，鄧稼先到國防科工委匯報，張愛萍發現他臉色灰白，一側腰部抽痛得說話間歇。301醫院診斷：直腸癌晚期。吳階平帶隊手術，楊振寧空運新藥，副反應卻讓他血象雪崩。停止化療后，許鹿希推他去地壇廟會，他一口氣吃下六個小吃，笑說“胃口還行”。笑容背后，是凌晨持續的劇痛。

1986年3月，鄧稼先要求在病房完成兩件事：一份關于核極限試驗的建議書和一本未結稿的規范論。寫稿時，他讓許鹿希拿毛巾不停擦汗，紙面被汗水浸得透亮。他叮囑：“這比命還重要。”稿子送出不久，軍委作出解密決定，理由只有一句：應讓全國人民知道他的貢獻。

報紙刊發當日，許鹿希接到二十多個電話。“怎么忽然公開？他在哪？”親友連珠炮似地問。多年隱姓埋名，竟讓很多人以為鄧稼先早已犧牲。她一次次重復“還在”，卻明白醫生暗自估出的天數再也撐不住。

7月29日午后，病房窗簾微掀，陽光落在床頭。鄧稼先呼吸變得極輕，他對妻子低聲說：“若能再生，還是做中國人，還是干核事業。”話音未落，心電圖拉成直線。62歲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是足夠讓國家安穩的核屏障。

十年后的1996年7月29日，中國完成最后一次地下核試驗。就在同一夜，《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文本擺上聯合國會議桌。簽字筆下，那串中國漢字被眾人注目；無人再質疑它背后那段漫長而艱苦的跋涉。許鹿希靜靜地把報紙折好，放進抽屜深處，那一聲“他還活著嗎”，此刻終于有了答案——在這個國度的安全邊界里，他依然“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