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想到,幾個月前,中央軍委的文件才剛剛送進301醫院——“對鄧稼先同志實行臨終前解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他只是北大一位脾氣敦厚的物理學教師;對國家,這個人卻是撐起核事業的一只手。在病房里,張愛萍握著他變得細瘦的手臂,聲音放低:“部里同意了,你的名字可以公開。”鄧稼先笑了一下,那笑實在太短,像一絲火星,撥亮即滅。
把時針撥回到1958年10月。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招呼鄧稼先進辦公室,一句話沒繞彎子:“國家要放個大炮仗,調你去,干不干?”年輕博士干脆利落:“干!”隨后他回到家,坐在床沿到天亮,只對妻子留下含糊的四個字——“我要調動”。地址、崗位、期限,全都保密。許鹿希沒再追問,她只是把孩子睡衣翻了又翻,像在確認生活仍有細碎的溫度可以握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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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稼先離京那天,正值深秋。他去了戈壁。那里,第一間試驗棚是鋼骨架加石棉瓦,風一吹嘎啦作響。為了計算裂變臨界參數,他和同事們把油桶改成中子屏蔽器,把廢鋼筋焊成裝置架。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蘑菇云升騰,坐在北京醫科大學實驗室的許鹿希卻在做細胞培養。顯微鏡下細胞分裂一分為二,與遠方的大地震顫毫無交集。
原子彈成功的消息傳遍全國,一個星期后鄧稼先才被送回北京,看母親最后一面。病房里,他攥著母親的手;褪色的布被上,老人的指尖輕輕動了一下。母親走得安靜,也帶走了他最后可以解釋的機會——她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為何總是匆匆出門。
接下來的任務是氫彈。對于氫彈原理,書本上寫得簡單:“裂變—聚變—裂變”。真正設計卻要填補無數未知。鄧稼先常說一句口頭禪:“算不出就重新算。”最忙的時候,他在戈壁灘連軸四十二小時不合眼,靠咸菜和干饅頭接力。1971年,楊振寧回國訪問,提出想見老同學。周總理批示“馬上安排”。鄧稼先才得以在西郊招待所與妻子吃了一頓團圓飯。兩人都瘦了,言語卻少,默契地繞開工作,只談孩子的學業和老人身體,仿佛那些隱秘的爆炸與他們無關。
危險從未遠離。1979年那次未爆落彈,搜索部隊撲了空。鄧稼先說了一句:“我去看看。”司令員攔住他:“你不能去!”他回一句:“我最熟。”離開的背影像根釘子拽在戈壁線上。幾個小時后,他用手捧著破碎彈體回來,身上附著的輻射值高到儀器報警。那次過量照射,病根就此埋下。
1985年夏天,鄧稼先到國防科工委匯報,張愛萍發現他臉色灰白,一側腰部抽痛得說話間歇。301醫院診斷:直腸癌晚期。吳階平帶隊手術,楊振寧空運新藥,副反應卻讓他血象雪崩。停止化療后,許鹿希推他去地壇廟會,他一口氣吃下六個小吃,笑說“胃口還行”。笑容背后,是凌晨持續的劇痛。
1986年3月,鄧稼先要求在病房完成兩件事:一份關于核極限試驗的建議書和一本未結稿的規范論。寫稿時,他讓許鹿希拿毛巾不停擦汗,紙面被汗水浸得透亮。他叮囑:“這比命還重要。”稿子送出不久,軍委作出解密決定,理由只有一句:應讓全國人民知道他的貢獻。
報紙刊發當日,許鹿希接到二十多個電話。“怎么忽然公開?他在哪?”親友連珠炮似地問。多年隱姓埋名,竟讓很多人以為鄧稼先早已犧牲。她一次次重復“還在”,卻明白醫生暗自估出的天數再也撐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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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午后,病房窗簾微掀,陽光落在床頭。鄧稼先呼吸變得極輕,他對妻子低聲說:“若能再生,還是做中國人,還是干核事業。”話音未落,心電圖拉成直線。62歲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的是足夠讓國家安穩的核屏障。
十年后的1996年7月29日,中國完成最后一次地下核試驗。就在同一夜,《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文本擺上聯合國會議桌。簽字筆下,那串中國漢字被眾人注目;無人再質疑它背后那段漫長而艱苦的跋涉。許鹿希靜靜地把報紙折好,放進抽屜深處,那一聲“他還活著嗎”,此刻終于有了答案——在這個國度的安全邊界里,他依然“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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