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春雨停歇的清晨,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正沿著麻城南郊的石子路向前集結。塵土未落,馬達聲隆隆,一位拄著竹杖的盲眼老太太跌跌撞撞沖到路中央,雙手顫抖著摸向最近的一名警衛:“同志,幫我問問,你們隊伍里可有個叫徐其孝的?”
警衛一驚,忙將老人攙到路邊。陳賡恰好騎馬巡隊,聽到動靜便翻身下來。老人衣衫打著補丁,眼睛渾濁,卻一句一句地重復:“我兒子還活著嗎?我找了他二十年。”聲音里摻著血絲般的倔強。
“別急,大娘。”陳賡拍拍老人肩膀,扭頭問副官調檔。“徐其孝?”他想了兩秒,皺紋瞬間舒展開來,“原來找的是這小子,他現在都是師長了,可頂天立地!”
老太太抹不清淚水,只摸到陳賡的軍服紐扣,“師長是啥?當官了嗎?”陳賡忍不住笑:“不光當官,還帶幾千號人打仗。”對話短短幾句,卻像一把鑰匙,把二十多年的生死牽掛打開了縫隙。
麻城并非普通小鎮。這里是大別山革命老區的門戶,早在鄂豫皖蘇區時期,紅四方面軍就把根據地種在這片丘陵。資料顯示,麻城僅一個縣便先后有十萬青壯參軍,堪稱“將軍縣”。徐其孝便從這條紅色脈絡里走出,家境貧寒得連年夜飯都靠紅薯葉湊,可他十三歲就把木犁扔下,穿草鞋進了少年先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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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麻城有場聲勢不小的秋收暴動,十四歲的徐其孝跟著隊伍貼標語、做聯絡,槍聲沒聽過幾次,卻已決定“跟紅旗走”。兩年后,他被編進紅十二師,成了陳賡手下的一名“紅小鬼”。體形單薄,但跑通信、背槍彈、帶路樣樣爭先。一次夜襲,他摸黑潛入敵哨,搗毀電臺,從此在師部掛了號。
三十一年春,陳賡調離鄂豫皖,徐其孝留守,但緣分沒斷。抗日烽火燃到山西,兩人又在八路軍三八六旅會合。那時徐其孝已是二十五團副團長,火線提拔來的硬骨頭。呂梁山雪夜阻擊,他率一個營拖住日軍主力整整七小時,身中兩彈仍不下火線。戰后脫下棉衣,醫護統計,身體正面留下十二處彈痕,背面更多。一位衛生員感嘆:“這樣的傷,換別人早倒下了。”
傷疤成了勛章,也成了昵稱。旅里喊他“徐十八刀”,陳賡卻更喜歡“這小子”。他看重的不是血性,而是那股靈活勁:懂無線電、會謀略、舍得沖。解放戰爭打到洛陽,徐其孝已升副旅長。黃河春汛剛退,他帶突擊營夜渡伊河,從城南破墻而入,里應外合,僅七小時拔掉堅城,被總前委稱為“快刀”。
足智多謀亦抵不過鄉愁。渡江前夕,戰士勸他回麻城看看,他推辭:“公事要緊。”可當部隊真的進了老縣城,滿目瓦礫觸目驚心。他才得知父親被國民黨“清鄉”槍殺,妹妹戰亂餓死,全家僅剩母親,且因逃難眼疾失明。徐其孝癱坐街角,半天一個字沒說,最后只念叨:“娘還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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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行至麻城的次晨,那位盲母靠鄉親攙扶來到軍部,卻怕認錯人,一路打聽。幸虧陳賡一句“師長”讓她心里有了準頭。幾小時后,徐其孝急奔回來,在營房門口單膝跪地,握著那雙滿是老繭的手,猛地哽咽:“娘,是我。”母子相擁,圍觀官兵悄悄紅了眼。
不久,第二野戰軍南下。徐其孝奉命攻占贛北、皖南,動作干凈利落。建國后,他被授予開國少將,獎章沒放在櫥柜,卻塞在抽屜,因為母親說:“章是好看,可別忘了老百姓把兒子交給了共產黨。”
歲月翻到一九七九年,他五十五歲,頭發花白,依舊被總參點名擔任對越邊防某方向前線負責人。有人勸他身體吃不消,他擺手:“打了半輩子仗,就怕臨到用我時縮回去?”當年三月的高平、老街一線,他指揮的某師以三比一的兵力差贏下硬仗,越軍被迫后撤,新聞電訊只字未提他的名字,但老部下都知道,是那位“徐十八刀”又露鋒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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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統計,徐其孝大小戰役參加三百余次,身上永久性傷疤三十三處。數字冷冰冰,可他常說一句玩笑:“總算沒讓媽白跑那一趟。”一九九一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麻城人民政府為他立碑,碑座上刻著六個字——“忠勇冠大別山”。老母親先他六年離世,墓碑并排,兩塊青石,風吹不倒。
陳賡早在一九六一年病逝,去世前寫信給老戰友回憶麻城那個清晨:“老太太的手一碰到我袖子,我就知道,這是軍人的根。”如今信紙泛黃,卻還能看到潦草一行:“那小子,終究沒讓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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