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老太攔住解放軍部隊：我兒子活著嗎？陳賡：這小子都是師長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春雨停歇的清晨，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正沿著麻城南郊的石子路向前集結。塵土未落，馬達聲隆隆，一位拄著竹杖的盲眼老太太跌跌撞撞沖到路中央，雙手顫抖著摸向最近的一名警衛：“同志，幫我問問，你們隊伍里可有個叫徐其孝的？”

警衛一驚，忙將老人攙到路邊。陳賡恰好騎馬巡隊，聽到動靜便翻身下來。老人衣衫打著補丁，眼睛渾濁，卻一句一句地重復：“我兒子還活著嗎？我找了他二十年。”聲音里摻著血絲般的倔強。

“別急，大娘。”陳賡拍拍老人肩膀，扭頭問副官調檔。“徐其孝？”他想了兩秒，皺紋瞬間舒展開來，“原來找的是這小子，他現在都是師長了，可頂天立地！”

老太太抹不清淚水，只摸到陳賡的軍服紐扣，“師長是啥？當官了嗎？”陳賡忍不住笑：“不光當官，還帶幾千號人打仗。”對話短短幾句，卻像一把鑰匙，把二十多年的生死牽掛打開了縫隙。

麻城并非普通小鎮。這里是大別山革命老區的門戶，早在鄂豫皖蘇區時期，紅四方面軍就把根據地種在這片丘陵。資料顯示，麻城僅一個縣便先后有十萬青壯參軍，堪稱“將軍縣”。徐其孝便從這條紅色脈絡里走出，家境貧寒得連年夜飯都靠紅薯葉湊，可他十三歲就把木犁扔下，穿草鞋進了少年先鋒隊。

一九二八年，麻城有場聲勢不小的秋收暴動，十四歲的徐其孝跟著隊伍貼標語、做聯絡，槍聲沒聽過幾次，卻已決定“跟紅旗走”。兩年后，他被編進紅十二師，成了陳賡手下的一名“紅小鬼”。體形單薄，但跑通信、背槍彈、帶路樣樣爭先。一次夜襲，他摸黑潛入敵哨，搗毀電臺，從此在師部掛了號。

三十一年春，陳賡調離鄂豫皖，徐其孝留守，但緣分沒斷。抗日烽火燃到山西，兩人又在八路軍三八六旅會合。那時徐其孝已是二十五團副團長，火線提拔來的硬骨頭。呂梁山雪夜阻擊，他率一個營拖住日軍主力整整七小時，身中兩彈仍不下火線。戰后脫下棉衣，醫護統計，身體正面留下十二處彈痕，背面更多。一位衛生員感嘆：“這樣的傷，換別人早倒下了。”

傷疤成了勛章，也成了昵稱。旅里喊他“徐十八刀”，陳賡卻更喜歡“這小子”。他看重的不是血性，而是那股靈活勁：懂無線電、會謀略、舍得沖。解放戰爭打到洛陽，徐其孝已升副旅長。黃河春汛剛退，他帶突擊營夜渡伊河，從城南破墻而入，里應外合，僅七小時拔掉堅城，被總前委稱為“快刀”。

足智多謀亦抵不過鄉愁。渡江前夕，戰士勸他回麻城看看，他推辭：“公事要緊。”可當部隊真的進了老縣城，滿目瓦礫觸目驚心。他才得知父親被國民黨“清鄉”槍殺，妹妹戰亂餓死，全家僅剩母親，且因逃難眼疾失明。徐其孝癱坐街角，半天一個字沒說，最后只念叨：“娘還在就好。”

解放軍行至麻城的次晨，那位盲母靠鄉親攙扶來到軍部，卻怕認錯人，一路打聽。幸虧陳賡一句“師長”讓她心里有了準頭。幾小時后，徐其孝急奔回來，在營房門口單膝跪地，握著那雙滿是老繭的手，猛地哽咽：“娘，是我。”母子相擁，圍觀官兵悄悄紅了眼。

不久，第二野戰軍南下。徐其孝奉命攻占贛北、皖南，動作干凈利落。建國后，他被授予開國少將，獎章沒放在櫥柜，卻塞在抽屜，因為母親說：“章是好看，可別忘了老百姓把兒子交給了共產黨。”

歲月翻到一九七九年，他五十五歲，頭發花白，依舊被總參點名擔任對越邊防某方向前線負責人。有人勸他身體吃不消，他擺手：“打了半輩子仗，就怕臨到用我時縮回去？”當年三月的高平、老街一線，他指揮的某師以三比一的兵力差贏下硬仗，越軍被迫后撤，新聞電訊只字未提他的名字，但老部下都知道，是那位“徐十八刀”又露鋒芒了。

后人統計，徐其孝大小戰役參加三百余次，身上永久性傷疤三十三處。數字冷冰冰，可他常說一句玩笑：“總算沒讓媽白跑那一趟。”一九九一年，他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七歲。麻城人民政府為他立碑，碑座上刻著六個字——“忠勇冠大別山”。老母親先他六年離世，墓碑并排，兩塊青石，風吹不倒。

陳賡早在一九六一年病逝，去世前寫信給老戰友回憶麻城那個清晨：“老太太的手一碰到我袖子，我就知道，這是軍人的根。”如今信紙泛黃，卻還能看到潦草一行：“那小子，終究沒讓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