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駁回，揭露景德鎮一家三口慘死車輪下的真相，原來專家沒說謊

三條人命換不來廖某宇死刑？

1月16日，胡女士站在法院門口，手里拿著被駁回的抗訴申請書。

她聲音沙啞又非常堅定地喊著：

“我不會放棄，一定要為兒子、兒媳和不滿一歲的孫子討回公道。”

時間回到了一年前的那個傍晚…

時間回到2024年10月2日傍晚6點左右，地點在景德鎮昌江大道。那天正是晚高峰，路上車很多，大家都在趕著回家，一切看起來和平常沒什么不同。

可誰也沒想到，一場悲劇突然發生。廖某宇開著電動車，車里和同行的人因為一點小事吵了起來。他情緒失控，在明明有限速的路段里，不聽勸阻，一路加速。

就在這時，胡某和王某某夫妻抱著還不到1歲的孩子，正準備過馬路。廖某宇的車直接沖了過去，來不及躲避。孩子當場沒了呼吸，夫妻倆被送醫搶救，最終也沒能救回來。

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回家路，卻變成了三個生命永遠停下的地方。

事故發生后，肇事司機廖某宇先后撥打了報警電話和急救電話，人也一直留在現場，沒有離開。周圍的路人圍在一旁，看著現場一時都懵住了。

警方隨后展開調查，確認廖某宇不存在酒駕、毒駕的情況。之后他被帶走接受進一步調查，全程配合，沒有任何反抗行為。

10月3日，廖某宇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10月18日，檢察機關將罪名升級，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其批準逮捕。

2025年4月15日，景德鎮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一審公開審理。但由于控辯雙方在罪名認定上分歧巨大，案件當庭并未宣判。

這個案子的一審判決，其實是在去年1月9日出來的。景德鎮中院最終判了司機死緩。

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司機當時車速非常快，而且是在晚高峰、人流量很大的路段，沒有禮讓行人，主觀上屬于“放任后果發生”，但不認定為故意殺人。

另外，事故發生后，司機第一時間報了警，沒有逃離現場，也如實交代了事情經過。法院認定這屬于自首情節。就算他不承認自己是想殺人，也不影響自首成立。

法院作出判決后，被害人家屬提出了抗訴，主要是不認同法院對犯罪動機以及“自首情節”的認定。他們認為量刑過輕，難以接受。

不過，這次抗訴并沒有被采納，法院最終予以駁回。接下來，案件將進入判決復核流程，如果復核順利通過，那么此前作出的判決，大概率就會正式生效了。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這個案子本身就很復雜，也一直存在很大的爭議。最核心的問題，其實就在罪名認定上。

檢察機關是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訴的，但廖某宇本人只認可“交通肇事罪”。這兩個罪名差別非常大。簡單說，一個是明知道可能出大事還繼續干，另一個更多是失誤或疏忽造成的后果。

法院最后之所以認定廖某宇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認為他的行為屬于“間接故意”。也就是說，他明明知道在晚高峰高速行駛，很可能傷到無辜路人，但還是選擇繼續加速，對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放任不管。

而被害人家屬并不認同這種認定。在他們看來，廖某宇的主觀惡性更大，行為已經接近甚至就是故意犯罪，理應判得更重，這也是爭議始終難以平息的原因之一。

面對這樣的判決結果，很多人心里都難免覺得意難平，公平到底體現在哪里？對被害人家屬來說，這樣的結果顯然很難接受。

他們表示，接下來還會繼續申訴。如果在刑事案件中，把所有法律途徑都走完，結果依然達不到他們心中的公正標準，那么不排除會再提起民事訴訟，用另一種方式繼續維權。

被害人家屬對這個結果始終無法接受。判決下來后，他們在5天內就提交了抗訴申請，希望法院能改判死刑。但檢察機關一直沒有給出正式的書面答復，這一拖就是一年多。

直到今年1月26日，家屬再次前去詢問，得到的卻只是一句口頭回應：抗訴程序并沒有啟動，讓他們準備申訴材料。這樣的答復，也讓家屬感到更加無力。

這起案件里，還有一個始終繞不開的爭議點。法院在判決中提到，司機當時有“避讓動作”，因此不認定為直接故意。但問題在于，車輛以129公里的速度沖上人行道，還連續兩次踩下油門，這樣的操作，很難讓人理解為是在避讓。別說家屬，很多普通人看了都會覺得不合常理。

華東政法大學一位教授也指出，之所以按“間接故意”來判，并不是因為死的人少，而是法律認為當事人只是放任后果發生，并非明確想要置人于死地。但這種法律認定，與很多人心中“撞死人就該償命”的直覺認知，確實存在不小的落差。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一審宣判結束后，連廖某宇的父親似乎都對判決結果不滿意，當場情緒失控，試圖沖向公訴席和代理律師。

好在現場有法警迅速上前，將廖父控制住，事態才沒有進一步升級。這個場面，也從側面反映出，這起案件中，司法裁判和各方家屬的情緒訴求，本身就交織得極其復雜。

很多旁觀者始終想不通的一點是：一次情緒失控造成三條人命的慘案，為什么肇事者卻沒有“償命”？當公眾的情感期待，與法律的判定結果出現巨大落差時，這種沖突本身，就需要被正視和消化。

類似的悲劇，其實并不少見。每發生一起，都會牽動很多人的神經，也會再次把“司法公正”這個問題推到公眾面前。

就我個人來說，曾經親眼見過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者出事后第一反應不是救人，而是想逃跑，后來雖然被人攔下了，但那種逃避責任的態度，真的讓人很憤怒。

對比來看，廖某宇案中，他在事發后確實撥打了報警和急救電話，也留在了現場。這些行為在法律上可能會被認定為情節因素，但說到底，它們并不能真正抹去受害者家庭所承受的巨大傷痛。

有些傷害，一旦發生，就再也無法彌補。法律可以衡量責任，卻很難撫平人心。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被害人家屬第一次正面談到了賠償問題。也就是說，在刑事結果基本塵埃落定之后，他們準備按照程序，繼續追究民事責任。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轉變。

家屬堅持申訴到底，更多是為了心里那份公道；而走民事訴訟這一步，則是回到法律框架內，去爭取現實層面的責任承擔。兩者出發點不同，但并不矛盾。

從法律角度來說，法官已經在現有法律體系下，對案件作出了裁判，也算是為受害者討回了一個“法律上的說法”。而從更長遠來看，公眾法律意識的提升、對規則的理解和認同，或許才是減少類似悲劇再次發生的關鍵。

法律無法讓時間倒流，但至少可以讓每一次慘痛的代價，變得不那么徒然。